首页 -> 2008年第5期
面对天灾而不是人祸的另类叙述：重读《十日谈》
作者：林精华
这些文字告诉读者，在自然灾害期间，十个男女十天所讲的一百个故事，尽管千奇百怪，甚至有不少是色情的，但整体上是在面对自然界力量之大，人力是无可抵挡这一背景下展开的。由此，作者反观社会制度、习俗、意识形态等是有助于捍卫人性的尊严，还是额外给人性的释放以阻碍，这就把当时的基督教会及其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推到前端，查考这一人为的信仰被制度化后所做的事情之于人有着怎样的意义。于是，读者看到：爱情这类生命本能的东西是不可遏制的，对异性产生爱的冲动是人的天性，爱情是生命之必然(如第四天序篇叙述在山里长大的儿子——只和父亲在一起，从未见过女性，第一次随父亲去佛罗伦萨，遇到美女所产生的心动超过一切，父亲告诉他这是绿鹅，他还是希望带一只绿鹅回去)；爱情不单是人的天性，也能改造人、是塑造人的崇高性的力量(第五天第一个故事叙述西蒙因为爱情而聪慧起来)。进而，大量叙述试图遏制这种人性的基督教会的可笑行为，书写为爱情而抗争的悲壮(如“唐克莱亲王杀死女儿的情人，取出心脏，盛入金杯，送给女儿。公主把毒液倾注在心脏上，和泪饮下而死”)，尤其是一次次地大胆触及教皇、主教、神父、教士、修女等作为人如何难以规避性欲的诱惑，以及因为宗教身份而扭曲了人的灵魂——由上帝名义下的禁欲转向利用上帝名义满足色欲、由冠冕堂皇的道德圣洁转为毫无道德规约的纵欲无度。也就是说，所有的故事无不有目的、统一在不同主题之下：或人的伟大，或围绕人如何积极克服困难而获得梦寐以求之物，或心爱之物失而复得，或有情人如何历尽磨难而终成眷属，或人生不如意，或人用智慧规避损失、危险和羞辱，或情欲力量超常等等。这些不同主题的各种故事，是因为有自然灾害威胁人之存在的背景而被叙述出来的：活着的人正在遭遇自然界的灭顶之灾，尘世间的宗教制度和社会习俗还在限制甚至禁止人追求现世生活——这显然是违背天伦的。这也就是为何作为人之生命的本质之一的情欲和爱情得到了多方叙述，作者在跋中也辩解为何涉及了太多的男女之事、有些地方近乎猥亵、故事戏谑成分太多，目的就是要显现在脆弱的生命中，情欲、性欲、爱情是人性的自然组成部分，限制和否定之就是对人自身的背弃，无异于自然灾害之外的灾难。可见，所选择的百个故事，看似是挑战社会性的正统话语或习俗制度，实际上不单是因为基督教会的限定，更有随时会面临自然灾难的威胁。因而希望：在双重压力和威胁下，人应重新重视现世生命。进而，抛弃当时正统文体的高雅，而改用世俗化表述——以戏谑的言语叙述人的身体躁动、欲望的满足或受阻等情形。而这正是作者本人作为关注市民和普通人的人文主义作家惯例——他写下了许多促使人走出人为(教会)限制的各种文体作品，如散文体罗曼司《菲洛柯洛》(1336)叙述信仰基督教的少妇和异教徒青年如何冲破种种阻挠的爱情故事；传奇小说《菲亚美塔的哀歌》(1343—1344)描写菲亚美塔恋爱及被抛弃的感受——爱和怨、希望和痛苦，翘首盼望恋人归来，堪称欧洲最早的心理小说。可见，即使和主要是在知识阶层中流行且表达上流社会审美的但丁与彼得拉克相比，薄伽丘也并非浅薄之徒。
问题就来了，为何有作者序言明白的提示，后来人的解读还不如中世纪开放呢?这肯定不再是宗教限制——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政教合一制度瓦解，世俗化程度也在增加，宗教从制度上失去了限定人的力量，从精神层面约束人的力量也在弱化，审美自由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这也不完全是一夫一妻制的现代文明限定的结果，因为离婚率攀升的趋势在20世纪初的欧洲就已经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也形成。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更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巨变有关：自文艺复兴以来，人越来越关注社会变革问题，科技日益创新，自然界及其变化成了各领域的专家关注和要征服的对象，相应的，也就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以至于自然界及其变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与自然关系等也就被忽视。这便是18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历史观：历史学属于可以体验的，可以从内部认识的，它有别于只需要且只能从外部去认识的自然科学。据英国史学家科林伍德的《历史观念》(1946)，历史学和自然科学虽同为科学，但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与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而史学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对科学而言，自然(界)永远仅仅是现象，而历史事件却并非仅仅是现象、观察的对象，还要求史学必须看透它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如各种自然灾害哪怕造成无穷祸患，但灾害本身没有思想，而历史事件如战争则不仅仅是现象，背后还有思想；自然界事件缺乏人事的内心，一个人由于自然原因而故去，医学只须根据外部现象判断死因即可，勿需要求科学家认识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史学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活动，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探查事件的内心及其活动，“关心作为思想之外在表现的那些事件上，而且只是在它们表现出思想时，他才去关心；他关心的只是思想而已”。由此，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并不在于两者的实证方法不同，而在于史学任务表明事情何以发生、一件事如何导致另一件事，找出事件之间的思想线索，自然界事件不存在这样的思想，自然科学家也就没有这样的任务。并且，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增长，却未同时伴随控制人类自身能力的相应增长，两种对比所形成的反差更暴露出人自身的弱点，导致文明世界中的一切正面价值遭遇危险。实际上，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面貌和世界历史进程，如这场瘟疫改变了意大利，按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初版)所论，“在现代国家中，意大利最早出现了文明生活习惯，他们讲礼貌，重视言辞，服装整洁，居住舒适，注意教育和体育”。可以说，是这场灾难，连同商业社会的形成，共同催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最早在意大利发生。但史学观如此巨变，影响到对文学艺术的认知——作家和读者建构了相应的知识结构和视野去创作或阅读，大大遮蔽了自然灾害之于文学艺术发展和人的文明进化的意义，这也正是后来生态文学研究中最为诟病的。
可以说，经由《十日谈》发现，1348年疫情不单让欧洲社会改变了生活态度，也改造了欧洲人对自我的认知，还变革了欧洲人表述自我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即不再依据正统的教义或制度性话语，而是另辟蹊径地开启了奇绝使徒行传的模式，选用民间故事方式轻松幽默地叙述人生经验，并且这种故事套故事的文本结构，意外地和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叙述方式一致(该作1717年译成法文是欧洲最早文本)；同时，这种另类选择率先改变了拉丁文书写的正统性，转向大胆使用民族语言——意大利托斯卡纳方言书写被正统观念和制度所压抑的人之自然生命价值。如此变化，突破了此前但丁用拉丁文书写——邻居少女贝阿特丽采痴迷的精神恋的抒情诗《新生》(1292—1293)、用拉丁文书写在遵从神学体系下探讨社会和人的问题之作《神曲》(1307—1321)，甚至比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更为直观地表达生命之美，并影响到后来乔凡尼·贝利尼直接呈现人的肉体肌肤之美的油画《裸女照镜》(1515)、波提切利用明快色彩凸显美神的裸体曲线美的油画《维纳斯之出生》(1458)等。正是这些，连同《堂吉诃德》、莎士比亚剧作，和达·芬奇、拉斐尔(1483—1520)、米开朗琪罗(1475—1564)等人的艺术杰作，以及天文学、数学、医学一道，共同促成了重视人之自然生命的世俗化运动。而且，经由自然灾害而重新发现人的存在，此后在西方逐渐成为传统，这种传统促进知识界关注理性主义及对人类自身理性盲目信任而带来自我伤害的反思、批判，出现了绵延不断捍卫人的生命本体价值的呼声。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外语学院俄语文学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系主任 邮编：1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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