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面对天灾而不是人祸的另类叙述：重读《十日谈》
作者：林精华
也就是说，《十日谈》出版之初未必是被视为淫秽之作。有意思的是，它进入中国之初和此后一段时间也未被视为下流作品，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黄石和胡簪云的删节译本，删去的未必是所谓色情段落，虽是民国时代，却也能畅销；甚至在极左年代到来岁月，居然出现了方平和王科一这两位著名翻译家据英译本所译的全译本(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此后这部作品的所有译本才开始被禁，禁的理由就是因其写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这样的传播历程意味着，《十日谈》的意义可能远不只是所直接叙述的一百个故事在能指符号层面上讽刺性叙述基督教会，更在于为何要进行这样的叙述，以及许多看似是荤故事的背后可能更有其他所指。
的确，该作要诉诸读者的远不是人与社会(教会)之间的矛盾：《十日谈》第一天开篇就如是叙述道——“靓丽文雅的女士们，每当我停下笔思考你的怜悯天性时，我就意识到，读这本书你们会认为故事的开端是太悲惨了，会让人们忍不住凄然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场致人死亡的瘟疫，这场瘟疫给每位见证者、经历者造成了苦难和悲伤。对瘟疫的追述是本书的引子。但是，如果你感到这痛苦的开端使您读不下去，似乎读下去只会让您不断地叹息和流泪，我会感到遗憾。本书的开端虽然凄惨，却好比一座险峻、崎岖的高山挡住了一片美丽的平原：越过这座高山，就是一片赏心悦目的大平原，您会在艰难地翻越高山后，倍感平原给您的快乐。所以只不过是暂时的凄惨——我说是暂时的，因为也不过占了寥寥几页篇幅而已；接下来的就是一片欢乐，如刚才预告的那样——要不是这么声明在先，只怕你们猜想不到苦尽还有甘来。说真的，我不愿意劳烦你们走这崎岖小道，但此外没有旁路可通，因为不回顾悲惨的过去，就无法交代清楚你们将要读到的许多故事是在怎样的情景下产生的；所以只好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开头。天主降生后第1348年，意大利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以示处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时间，死去的人就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不幸传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预防的办法也拿不出。城里污秽之处都派人清扫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发布过了，保护健康的措施也执行了(可是灾难仍不断)”，叙述者列举了病情的可怕状，“有些人以为只有清心寡欲，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方能逃过这场瘟疫……也有人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一切欲望，对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其的有效办法”，有些人采用折中办法，但手里总拿着鲜花香草放在鼻子下以消除尸体味；还有人选择丢下一切、逃离佛罗伦萨，最后大家互相回避、亲友家人彼此间断绝往来，病者无人照顾、死者无人收尸，人们改变了隆重下葬往生者的风俗，穷人更不幸，或倒毙于路上，或困死于家中，到处是尸体，无人为死难者掉眼泪，“从3月到7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宏伟的宫室、华丽的大厦、高大的宅邸，从前达官贵人出入之所，现在是十室九空，连一个仆人也找不到!有多少显赫的家族、巨大的家业、庞大的家产没人继承!有多少英俊的男子、漂亮的女子、活泼的小伙子，早晨还同家人亲人一起用餐、十分高兴，晚上，则到另一个世界陪他们的祖先……佛罗伦萨城居民相继死亡，几乎成了空城”，郊外的乡镇同样无法幸免。如此悲惨情景让叙述难以为继，叙述者便转向这样叙述：在一个礼拜二的早晨弥撒，教堂里只留下七个彼此沾亲带故的美丽年轻的小姐，她们是偶然相遇于此的，在教堂一角围成一圈长吁短叹一阵后，年长者开口说，“……若是我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坐以待毙，在许多人走的走、跑的跑的情形下，我们不如也趁早离开这座城市。不过，要逃避死神，许多人堕落了，我们要避免。我们大家在乡间有好几座别墅，就让我们住到乡下去，过着清静的生活吧。在那儿，我们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愿寻求快乐，但是并不越出理性的规范”，并描述了乡间的好处，也为逃离死城找到道德上的理由(更多的人都跑了)，“我们不会受到非难，相反，则会遭到痛苦，甚至死亡。若是大家赞成，我们不妨携带必需品，逃出城，从这家别墅到另一家别墅，趁这时光，好好地享受一番。让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只要死神不来召唤我们，我们总有一天能看到上帝怎样来收拾瘟疫的。请记住，正大光明地走出去，比许多女人放荡不羁地住在城里更好些”，大家很赞成此论。不过，有人提议有男人相伴就好了。而就在此时，有三个英俊而富有热烈激情的青年男子来到了教堂。很快的，这十人就达成协议。第二天，他们就如约离开佛罗伦萨这座正在走向死亡的可怕城市，到郊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去躲避瘟疫。这样的开篇不只是给后面要说的百个故事提供引子，更重要的是说清了怎么会有后面的百个故事，以及这百个故事和人面对不可预测的天灾该如何应对有关，即面对大灾难的来临，这十人放弃了常规的选择(坐等、顾及人们道德上的谴责)，而很有创意地选择以轻松方式逃离灾难——面对疫情而放弃既有的限制人之生命力的教规。
这样的开头，不能认为仅仅是一种写作策略：有历史事件为根据。据一些灾难史学著作考证，如吉卜列主编大型辞书《剑桥疾病历史词典》(1993)、阿波斯托洛普洛和索恩梅兹主编的《人口变动和传染病》(2007)等：可能是蒙古西征给欧洲人带去了一场瘟疫——黑死病，1346—1347年徘徊于克里米亚半岛，1347年传到君士坦丁堡，此后往东、西、北延伸，1348—1350年往东和北传至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又途经今天的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地，到1350年席卷欧洲、北非和西亚，1351年传到古(俄)罗斯西北部。当时因科技条件的限制，无法找到治疗药物，人们束手无策，或坐以待毙或逃亡，或使用隔离方法阻止疫情蔓延。在维也纳，每天都有500—700人丧命；疫情高峰期的1348年，佛罗伦萨、威尼斯和伦敦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尸体运到城外，3—7月这些城市病死者分别达十万以上，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城，变得坟场遍地，尸骨遍野，惨不忍睹。上文提及的诗人彼特拉克，其所痴恋女子劳拉就死于1348年这场瘟疫中，此事让诗人悲痛欲绝，改变了要随兄长一道弃绝世间欲望而献身上帝的打算，改为云游四方，放弃对禁欲主义的信守，致力于用意大利方言创作表达男女情感的诗集《歌集》(Il Canzoniere，1336—1374)，书写世俗生活的悲欢而不是对上帝的热爱，大胆暴露男女之间爱情的甜蜜。这场黑死病导致这些地区人口急剧下降(欧洲和中东地区死亡率高达30%—50%，伦敦死亡率1348年是25%，到1360年还维持在22.7%、1375年保持在12.7%水平)，估计欧洲有约2，500万人死亡，欧、亚、非洲则共约5，500万—7，500万人身亡，1350—1400年间欧洲人均寿命从三十岁下降到二十岁。这些连同后来经常发生的疫情，严重改变了欧洲社会发展格局，如出现了医院、医学、公共卫生防疫措施等，自然而然地削弱了只靠教会和信仰解决问题的状况，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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