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福斯特对“英国性”的多重阐释
作者：姜士昌
《霍华德庄园》并非仅仅在作类似于上述危言耸听式的预言。对“毁灭”的担忧促使作者关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实质问题：继承。《霍华德庄园》探讨的首要问题就是谁应该继承威尔科克斯夫人那个阶层所传递下来的那个“英国”。理论上讲，福斯特相信这个英国应该属于大家的共同财产；实际上，书中描绘的却是一个颇为私人化的结果：这份遗产被威尔科克斯夫人传给了马格丽特·施莱格尔小姐，她和海伦、亨利，还有海伦为列奥纳多生的儿子一块住进了霍华德庄园。这个结果反映出作者的某种个人愿望，预示着小说中各个人物所代表的英国不同阶层正在趋向融合和同化，他们将被迫去适应他们赖以生存的英国。但是，即便如此，这个融合的圈子毕竟还是很小。那么多的人被排除在外，这也是颇有意味的。试想，站在伦敦甚或是赫特福德郡的新城镇的角度来看，霍华德庄园毫无意义，大都市和新兴城镇是不屑与老古董似的农庄为伍的；对巴斯特一家来说它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根本不知如何去欣赏它；再从威尔科克斯家族自身的精神气质(查尔斯则就其体格)来看，他们也没有资格继承这座房子。换句话说，整个中间阶层似乎都不适合保留这座房子所代表的那些传统。它的真正的继承者就应该是埃弗瑞小姐(Miss Avery)或玛格丽特，前者是旧式自耕农的后代，后者则是一位重视内在生活的自由党知识分子。于是，霍华德庄园——传统的田园式英国的缩影——终将被一位具有一半德国血统的继承者施莱格尔小姐所挽救。为了实现自己的幻想，福斯特不得不采用一个权宜式的结尾：马格丽特·施莱格尔最终成了威尔科克斯夫人，而且庄园的维护费用最终还得让威尔科克斯家族掏腰包。这里，福斯特的愿望和它对社会实际的认识之间的抵触明显地展现了出来。可见，一部旨在宣扬包容和民主的小说，无论它如何权宜，最终也只能是两者都无法确保。《霍华德庄园》的最终意义全集中到了主人公玛格丽特身上，纵然她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可赖安顿她本人生活重负的某种比她自身更强大的东西。福斯特在小说结尾所颂扬的那个“英国”在玛格丽特形象的支撑下逐步变得清晰可见起来。
显而易见，福斯特就是想要借助玛格丽特的形象来反映其社会理想——“但求联合”。这是小说中探讨的与“继承”问题并行的但却更为重要的另一个问题。首先是威尔科克斯和施莱格尔两家所代表的阶层间的沟通。困难的确存在，因为，通过施莱格尔的眼光，读者肯定会敏锐地意识到两个家庭之间的鸿沟有多深。在此问题上，福斯特不是个乐天派，但是他的确相信(或者希望)两个阶层之间的沟通是必要而且可能的，并且在安排情节上有意识地让双方看到他们相互需要对方。然而，两家的最终妥协并没有消除福斯特对英国即将“四分五裂”的状况的担忧。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英国已处于危机四伏的时代，各阶层的“联合”势在必行。虽然亟待调和的是中产阶级间的分歧而不是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隔阂，但是，即便是威尔科克斯一家和施莱格尔姐妹打得火热，英国仍然是个“分裂的”国家，这种分裂不是仅仅这两个阶层的“融合”就能够解决的。这里暗含着一个假想，一个作家本人也难以预料其结果的假想——“四分五裂”的英国最终走向“联合”。该小说的假想性特征是它的力量所在，同时又是它的薄弱之处，因为这很容易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假想能否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样的猜想之上。小说的结尾证明，作者本人对该假想的结果也没有什么把握。
也许福斯特希望将他笔下的不同英国“联合”起来的真正动机是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一个英国。新兴的民主主义的英国是否足以补偿它所取代的那个旧式的保守主义的英国?这一点福斯特也没有把握。对霍华德庄园的修缮管理费用恰恰要依靠那位最有可能把它卖掉或者拆除的中产阶级成员的资助，勉强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一个英国——说明福斯特正处于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压力下，小说退却了，转而进入诗意的迷阵。诗歌掩饰了那些在小说中刻意营造的“联合”。正如李维斯所说，“福斯特先生的‘诗意的’交流并非都达到了诗意的水准(要是真的去领会其意图背后的含义的话，福斯特先生倒真像是威尔科克斯而不是施莱格尔)”(注：Leavis，F.R.The Common Pursuit [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2，p.271.)。事实上，自从威尔科克斯家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他们的“绿林”之后，他们倒成了真正的最需要“绿林”的人了。玛格丽特自己不太需要怀旧，因为她有太多的关于“老辈人”的真实印象，令她回顾起来就焦虑不安；她理解为什么“我们周末才去造访的乡村却是他们真正的家园”(注：Forster，E.M.Howards End [Z].London：Edward Arnold，1973，p.266.)。玛格丽特的“乡村”有点像市郊的感觉，甚至有点宁静、文雅。值得庆幸的是，她并没有把它感伤化。她知道她的“联合”的愿望并不能保证真正的联合的实现，相反，还可能使它变得更难实现。在赫特福德郡，威尔科克斯先生肯定比她玛格丽特感觉更加自在。尽管玛格丽特希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耽于冥想的”英国，她最终看到的却是某种更为老派、棘手的东西——就像斯蒂芬·沃恩汉姆在威尔特郡的所作所为那样。但福斯特至少在一点上值得称道，那就是，他看到了英国也许太深奥了以至于无法分类，或者是隐藏太深而不能呼之即出。
如果说上述福斯特所追求的联合还是基于妥协与和解，那么，他1914年完成的同性恋小说《莫利斯》则第一次表明沟通与自由往往通过决裂来取得。《莫利斯》算是福斯特最具挑战性的一本书，其中以与本阶级决裂而达于“联合”的曲折经历给主人公带来危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愉悦，而两者都令人感到莫名的痛楚。小说写的是主人公莫利斯与同学克莱夫同性恋的故事。克莱夫后来抛弃了莫利斯，与一位门当户对但毫无生气的女子结婚，走上了仕途。莫利斯则各处求医，希望能成为“正常”人，但这一切只加深了他的痛苦。后来，克莱夫家庄园的猎场守护人艾列克爱上了莫利斯，最后两人放弃了各自的前程，奔向绿林，永不分离。相似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使《莫利斯》被称为同性恋版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小说的结尾显然是卡宾特与他的情人梅里尔的写照。《莫利斯》的主题远远地超越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整部作品是一腔诚实而自尊的呼吁。对福斯特来说，《莫利斯》代表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此时他已不再提倡和解与妥协式的沟通，而是在呈现人物与本阶级决裂。这种决裂不仅给莫利斯带来了幸福，而且为作者十年后创作《印度之行》作了思想和精神铺垫。
像上述那样基于对现实中某个“英国”的忧虑或者憎恶而展现出另一个真实的英国形象来与之抗衡，这并非福斯特的独创。这种构想，除了福斯特、劳伦斯的小说外，在诸如《乌有乡消息》、《伦敦之后》，还有《无名的裘德》等小说中和诸如爱德华·托马斯等的诗歌中均能找到，只是表现的方法不同而已。作家们希望通过不同层次“英国性”间的比对而达于对“英国性”的最全面的描绘，甚而有诸如托马斯那样的诗人、作家去忠实地记录、再现“犄角旮旯”里的英国。可见，20世纪的英国作家更乐意局部地而不是整体地观察英国，人们会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把英国作为描绘对象的现代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位地方主义者，而不是一位大市民。哈代如此，劳伦斯如此，爱德华·托马斯也如此，福斯特至少在思想上也是如此。福斯特笔下对复杂的“英国性”的展示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而其中的“联合”的主题则反映着他美好的社会理想。虽然这种美好理想最终未能、也无法得到切实的、完美的实现，它还是因此为福斯特赢得了更好的口碑，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时代英国国民的愿望。
(姜士昌：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5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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