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福斯特对“英国性”的多重阐释
作者：姜士昌
关键词：福斯特 “英国性” 多重阐释 “联合”
福斯特的魅力源自他为英国知识界描绘的令他们渴望的英国形象。他能够对奥登一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他的小说反映出他“重新联结一个分崩离析、杂乱无章的文化的迫切愿望”(注：Bradbury，Malcolm.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p.112.)，这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的福斯特心目中“坚信大家终会看到”的那个“幻想”(注：Widdowson，Peter.E.M.Forster’s “Howards End”：Fiction as History [M].Brighton：Sussex University Press，1977，p.93.)。而人们真正明白了这个“幻想”的意义与价值却是到了福斯特去世之后了。
福斯特早期的对英国的描述是马修·阿诺德式的。《最遥远的旅途》中文明的使徒与下里巴人们的对立贯串全书。故事讲的是一位世家子弟里基·艾略特与一位出身卑微的乡村青年斯蒂芬·沃恩汉姆由相互冲突到逐渐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在后者的帮助下挣脱了毫无感情维系的婚姻，最后为拯救后者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树立了两个遥相对立的“英国”——以萨斯顿为代表的纯朴的乡村和以剑桥为代表的文明的都市——它们各自声称自己代表整个国家，然而实际上又都无法做到。斯蒂芬·沃恩汉姆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和暗示性：他既不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也不是像《霍华德庄园》中列奥纳多·巴斯特那样的下层社会的一员，于是，他无法(或说无权)在上述两个“英国”之间进行选择，这一点颇令他悲伤。里基·艾略特虽与他身份不同，却有着相似的遭遇——他也陷入了这种两难选择。正因如此，里基才从剑桥跑到乡下，睁大双眼寻求他心目中的英国，却失望地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摆脱这个两难抉择的窘境。他的阿诺德式的信念开始动摇。他感伤地对人说，英国太浩瀚了，尤其是他的文学，但是，好像有一个英国在排斥另一个。(注：Forster，E.M.The Longest Journey [Z].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0，p.51.)
在这种困境下，他的所有剑桥文化能够给与他的只有一种令他不安的、脱离一切团体的疏离感。然而，福斯特的强烈的戏剧化追求使得他精心描绘的两个“英国”间的划分在这里变得模糊起来。原来，斯蒂芬是里基的同母异父兄弟，他也正是里基渴望成为却又无法成为的那种“英国人”。他认定了这个“英国”就是自己的“英国”。当艾格尼丝(里基的妻子)试图把他送往殖民地时，斯蒂芬的反应出乎那些剑桥人的意料：
他突发一股奇怪的热情：宁肯饿死也不离开英国。“为什么?”她问，“你爱上谁了吗?”他捡起一块石灰石……没有作答。牧师低声说：“那与出国不一样——不列颠——血浓于水呀——”周六那天，一块石灰石打破了她家客厅的窗子。
于是，斯蒂芬半是无赖、半是殉道者地离开了威尔特郡。不要给他打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他从未与社会争吵。(注：Forster，E.M.The Longest Journey [Z].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0，p.244.)
于是，福斯特把他送到萨斯顿去打碎更多的窗户。这儿似乎是个非常舒适的世界，在这里斯蒂芬什么也无需做。但是，正如作者所暗示的那样，问题并不在这儿。斯蒂芬的确是位爱国者，他那讨人厌的石灰块就是他与这片土地密不可分的象征。他既不像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又绝非像其外表那样质朴自然。他可以拿着费灵太太或艾略特的钱去赛马，去寻欢作乐，并感谢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为他带来了所谓的“质朴自然”的生活。他不否认诗歌可能会使生活更诱人，但诗歌怎么也不大可能取代诸如吃蛋糕这样的生活实际。不难看出，福斯特需要用他的这种天真无知来“豁免”对他的邪恶信念的谴责。他可能正站在一个英国的栅栏外，向着它的窗户投掷飞弹，但可怜的是，另一个英国并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离他同样地近。这里，福斯特鼓吹的“英国性”似乎越来越像是图画似的伪装，斯蒂芬恰是那个既不属于剑桥又不属于萨斯顿的群体的象征。在小说中，斯蒂芬更像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人物，小说只构想了一个躯体而没有创造一种可触摸的质感。但是，他为读者制造了更大的联想空间，暗示了“英国性”的复杂。
莱昂内尔·特瑞琳指出，“对福斯特来讲，隐居决不代表个人的乡土观念”(注：Trilling，Lionel.E.M.Forster：A Study [M].London：Hogarth Press，1967，p.30.)。他是在说，隐居乡间并不是具有强烈乡土观念的明证。因为里基本人就曾说过：“我只有先喜欢英国人，才能喜欢上英国的一草一木。”(注：Forster，E.M.The Longest Journey [Z].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0，p.174.)可见在福斯特看来，只有在与作为整体的英国发生关联时，《最遥远的旅途》中的人物才有其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要把福斯特所真正意识到的东西看成他的创作意图，因为，无法确定的恰恰就是他的人物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福斯特竭力想用爱情的力量来拉近他所意识到的不同“英国”间的关系，这使得《最遥远的旅途》成为福斯特“最富有热情的书”(注：Trilling，Lionel.E.M.Forster：A Study [M].London：Hogarth Press，1967，p.67.)。虽然这种“热情”很快就随着杰拉德的去世而消退了，虽然里基也郑重地告诫艾格尼丝决不要忘记她“最辉煌的时期已经结束”(注：Forster，E.M.The Longest Journey [Z].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0，p.80.)，虽然这种用爱情作为矫正对“英国性”的理解的方法难奏其效，但是，它至少帮读者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说里基无法选择归属于哪个英国的话，福斯特也是如此。威尔特郡是萨斯顿的替身呢，抑或是剑桥的翻版?它真能完全代表英国吗?小说的诗意的描述本意是想将其明朗化，却适得其反，产生了一种遮掩的效果。小说中那种意在拓展斯蒂芬人格的倾向颇令读者疑惑，作者到底想往哪个方向引领读者呢?显而易见，像阿诺德一样，里基也发现自己被卡在了“两个世界”之间。最后，他选了萨斯顿这个较为容易的选项，正像他的创造者很轻易地就选择了把他毁灭这个选项一样。然而，这绝没有解决问题。作者的困惑明确地反映到了这个仓促的结局上。
可见，福斯特早期对“英国性”的双重构想并没有达到自己所幻想的目标，因为有权进行这两种选择的毕竟只是少数人，众多的人因被排除在外而处境尴尬，这些人物的窘境就是作者自身窘境的写照。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了“英国性”这个概念的微妙和复杂。于是，在《霍华德庄园》这部小说中，作者拓展了他对“英国性”的理解并集中为读者展示了一系列英国社会的分裂状态：阶级与阶级、城市与乡村、唯美精神与现代工商业、癌变的文化与有价值的文化、分崩离析的文化与作为整体的文化、理智与情感、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乏味与激情、身体与灵魂、生与死、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注：Bradbury，Malcolm.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p.112； Richetti，John (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826.)整部小说在平静的表述背后隐含着令人焦虑的感伤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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