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保守男士穿保守女装

作者:艾米.布鲁姆




  简·艾伦告诉我:“男人们正在受到良好的训练。你知道,弗吉尼亚·普林斯(Virginia Prince)是特瑞—爱司的奠基人,也是易装的教母之一。她曾经说:‘男人总是想成为女人感到满意的人。’”
  “什么才是让女人满意的呢?”我问。
  “哦,你知道,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要休息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样放弃。他们能够放松自己也能成为自我。”
  我确实知道。他的意思是,依他看来,理想化的,又是传统老式的观点,就是女人像海洋、像田野,或者奔马;而男人是海员、农夫、牛仔,是他们的祸根,也是女人的福音,虽然,女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做个男人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摒弃所有压力,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才是令人痛快的。我跟费尔法克斯夫妇谈话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他们持有的共和党人温和的态度没什么奇怪的。有点奇怪的只是他们喜爱易装会让人把他们归类于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或者女性同性恋的变性人。
  “许多男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想到那里去,去表现女性化的自我,来放慢节奏停止奋斗。”简·艾伦告诉我。
  我回答说:“听起来有点像做瑜伽。”
  简·艾伦闭口不答。听起来像瑜伽,只是要花两个小时做准备工作。听起来像瑜伽,只是易装在男人一生中开始时是一种性的反应,后来成了性的迷恋。有时,我紧张时就抹唇膏。这让我觉得披上了盔甲,在这个世上,不再感到那样软弱无力。这可是不一样的事。我并不觉得唇膏对我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我也不觉得没有唇膏我就必须待在家里,尽管我知道穿着女装有其性欲的一面(并不仅仅是易装者才欣赏女式背带长衬衣和长统袜子丝绸般的滑爽)。女装和服饰是人们性欲的燃料与体现,这与性欲有关,与性别无关。
  “易装者的欲望在这个世界里无法归类。”瑞·布朗夏尔说,“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就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感受。而且他们也不得不使他们的幻想与现实脱节。不然的话,他们的欲望就太混乱了。混乱得不承认你有愿望使自己的生殖器成为妻子身体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你自己的了。混乱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性欲的冲动。
  费尔法克斯夫妇谈及有关放松的话题时很聪明。他们不认为也不想劝说我去认为,易装是很普通的事,或者说是一种业余爱好。用假蝇吊鱼是一种业余爱好。花上两个小时化装打扮到购物中心或者旅馆大堂去走一遭,只希望——希望引起焦虑、唤起性欲,那么你会因此被视为女性。这种事恰恰是任何人,尤其是易装者自己都不会认为是一种业余爱好了。
  
  欢乐的程度
  
  我登上了“假日号”狂欢游轮,等候会见二十五名易装者和他们的妻子,还有大约一千四百名其他游客。(本文人名与身份均按他们本人的要求作了改动。)我正犯愁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出席晚宴和出席在我的东道主麦尔(Mel)和佩吉·拉德(Peggy Rudd)夫妇套房里的初次聚会。佩吉已撰写了好几本关于易装的书,其中最出名的一本就是《我丈夫穿着我的衣服》(1989)。她曾经是SPICE(配偶伴侣国际教育会议组织)的首脑。SPICE是特瑞—爱司旗下的一个分支机构,专门为“那些多了一点女性特征的正常的异性恋男人”的妻子和女朋友设立的组织。(我以前见过拉德夫妇。几年前我旅行到得克萨斯州去采访他们,那时我刚对人们抑制性别的不太正常的方式感兴趣。我住在拉德家,早上醒来,惊讶地发现客房里阳光灿烂,布满彩带。走下楼去吃早饭,一路上看到许多摆设着的照片:有拉德夫妇与罗纳德和南希·里根的合影,拉德夫妇与乔治和芭芭拉·布什的合影。吃早饭时,佩吉对麦尔说:“哦,亲爱的,我们应该在艾米来之前将所有的照片都取下来。”麦尔笑着说:“我想艾米是个真正的自由派人士。她不会在意共和党人的。”)
  我花了半个小时考虑穿什么衣服。最后决定穿丝绸裤子,紧身短背心,和拖鞋。这比较适合晚餐讲究时髦的穿着(我可能高估了),也比较适合我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掩饰对自己外貌的担忧(我这会儿又低估了自己)。走进晚会时,拉德夫妇拥抱我,把我作为“作家艾米”介绍给大家。虽然拉德夫妇告诉我说大家都期待着我的到来,还是有些男士退缩了。长相不错的托利(Tory)是来自墨西哥的年轻人,他跟我握握手说:“你好,艾米小姐。”他的阿姨、表兄和女朋友戈丽(Cory)也和他一起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穿上女装。托利,戈丽和他的忠心的亲戚说说笑笑,讲些性方面的笑话,还有他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成功地从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变成了黛西·福恩梯司(Daisy Fuentes),也成了我们聚会的明星。他们使我们大家感到更加愉快。
  我和其他那些男人及其妻子待在一起。那些男人我写文章时就用“他”来称呼;他们穿上女装跟我交谈时我就用“她”来称呼。他们不是穿着女装的男同性恋者;不像帕琳标准的同性恋和大骨头芭比,也不像拉斯维加斯的女性模仿演员,最有把握的是他们不是性别扭曲者——不是玛莉琳·曼逊(Marilyn Manson),不是普林斯。他们一穿上女装就更像阿塔娜夫人,我可怕的四年级老师,一个又高又大的女人,撑得高高的胸脯,粗粗的大腿,得体的女式轻便鞋,染成棕红色的头发,两颊上两块对称的胭脂。就像简·艾伦·费尔法克斯,他们那些异性恋的易装者看上去都像女管家。起初,我总以为这反映了他们对母亲一种奇怪的依恋感——希望表现他们一生中第一个女人的形象。因此,总是浓浓的底色,蓝色的眼影,大颗粒的珍珠纽扣耳环。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我也注意到他们的妻子,还有很多不大喜欢变化时髦的中年妇女都是这样打扮的。这些男人并不是《Elle》,《Vogue》和《女士家庭杂志》的固定读者。
  我遇到的易装者表现的正是克里斯蒂娜·阿基勒拉(Christina Aguilera)的这一方面。我遇到一个五十岁来自中西部的工程师,一个六十岁信奉基督教的总经理和一位四十岁的警官。他们穿着打扮就像天生就是女性的那样;无论什么品牌的服装,他们穿着都应时合体。虽然性别可能不是注定的,但它确实限制着我们的选择。大多数易装者,几乎所有已婚的易装者,在生活中并不是一直穿着异性服装。他们不服用雌性激素,通常也不去做电子褪毛,即使他们很想去做(有许多人都希望早上醒来能够发现没有了满脸胡须,没有了臂毛、腿毛;但他们的妻子是反对的)。他们无法轻松完整地展现出自然的、令人信服的女性外表。首先他们需要掩饰胡须,要剃光胡须,掩饰胡须的残根,然后抹上粉,再上底色。出汗就成了个大问题。杰姆·布里奇斯(Jim Bridges)是个化妆指导和专家,他录制了《布里奇斯:美容二千条》和《好莱坞化妆秘诀》的录像带。像带在他开设于北好莱坞的妇女用品商店有售;还可以通过他那正红火的销售网站购买(在2000年秋收节上,他一边把假睫贴在一个名叫约翰·梯尔(John Deere)的售货员的眼睛上,一边对我说:“难道你知道谁是众议院的?难道你知道谁是全美橄榄球联盟的?”)。他迅速地将防汗剂喷涂在上唇和发际。易装不仅引起焦虑,而且使人在假发下面、在撑架下面、在衬垫下面和紧身内衣里面感到温暖。一张特征鲜明的脸需要特色鲜明的化妆;尽管贴上假睫毛,又在宽下巴和粗眉毛处细心微妙地勾勒出轮廓线,一个男人看上去会很漂亮或者很可笑,可是总不能看上去和他周围的大多数女人一模一样。
  晚餐时,我与拉德夫妇坐在一起。大家都身穿花卉图案的印染服装。我右边是托利的阿姨和表兄,他们几乎不会说英语。挨下去是罗瑞(Lori)。她看上去像李·里米克(Lee Remick),没有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另一边是一个近七十岁的男人。他是南方上流社会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作伙伴,最近才退休。他看上去棒极了。他看上去像内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女管家。如果他看上去有点不合时宜,那只是因为游轮上年轻人太多了。二十多岁的男人三五成群簇拥在赌场,身穿Nascar牌的茄克衫,头戴垒球帽,脚登远足靴,仿佛一件漂亮的衬衫,一条便裤,实在是太麻烦了。
  我的左边坐着费利西蒂(Felicity)和他夫人。费利西蒂身材魁梧,有点驼背,化妆打扮传统得有点拘谨。他看上去有点像女图书馆员,或者也许像哪个牧师的任性的妻子。事实上,他是来自南方圣经地带中心的南方洗礼教派牧师。“那么,你是作家罗?”他说,“唔,我说你装扮得非常好。”我笑得很愉快,好像我没有受到冒犯,好像我根本没有认为他冒犯了我。他清了两下嗓子,然后,盯着我的丝绸裤子:“你们女孩一直穿男性服装也没有人会说‘不!’。”他听起来有点愤怒:生活对我来说如此容易,而对他却太难了。但这因为他是位牧师,甚至更因为是他穿着女装打扮为费利西蒂,并且代表了某个名叫费利西蒂的人。他不能直接露面或者发怒。他必须要表现出一种宁静优美的女性仪态,而无法自然表达他自己的感情。他妻子不知所措,紧闭双唇,握紧双手;她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教徒,循规蹈矩的。虽然她可能希望事情不是这样,可她就是高兴不起来。
  费利西蒂和麦丽(Merrie),坐在餐桌对面一个可爱的大个子男人,他们俩轮流主导了餐桌的交谈。他们说了很多话,想让我明白。因为我的注意,因为我甚至不认为他们是可怕的,他们感到满足,有点痛苦的满足。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女人都不知不觉地对易装者有同情心了:女子长大成人后就有同情心了,对弱者有保护之意。做一个女人有种甜美的、意想不到的、强有力的气质。同情一个男人并不是因为这个男人要求同情,而是因为你真诚地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他受到嫉妒的折磨,因为他害怕被人发现,也因为他对自己不能如愿地生活感到无能为力。超级模特海蒂·克伦(Heidi Klum)和她的同行对无能为力的男人感到遗憾,他们每天晚上受到激情的折磨。但妇女的这种态度并不是社会赋予她们的。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与拉德一伙的大多数人都见过面了。我认识了一对夫妇,无论他有没有易装,他俩都很相像。我认识了一个害羞、瘦小的工程师,他身穿白色弹性天鹅绒和白色闪亮的蒂娜·特纳(Tina Turner)式的长绒粗呢。我认识了哈利(Hary),他总是穿着女装(女式牛仔裤和女士套衫)但从来不过份艳丽。他是女人气很重的那种男人;看来并不在乎有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也不见得很有需要表现得更加女人化。我认为这样对他的妻子来说更加好些,至少他不会像别人的丈夫自称是露露,在盥洗室里花上好几个小时化妆打扮,还穿着无背带的淡紫色的薄纱女装和相配的浅口无带皮鞋四处招摇。
  “我爱他。”他妻子告诉我,“我爱他,但是我并不想要那种男人,那种想当女人都想得激动不已的男人。我们有两个孩子。他是一个不错的父亲,一个很好的家庭供养人。但是,我想要一个有男人味的男人。我不想要姐妹……或者同性恋。要是我真的想要找一个姐妹,早就找到了。但是……其他一切都好。”而且哈利很难过地告诉我:“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支持我的人了——这对她是件可怕的事。我们花了力气。我们也争斗。”他停了下来,然后开始防御了;在整个游轮航程中,他总是用带有优越感的态度对待那些用女人名字的男士,那些一直浓妆艳抹的男士;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演变进化了”,已经摆脱了易装的驱使和束缚。他说:“所有夫妇都在争斗。他们为钱争斗,为性争斗。你别告诉我他们不争斗。没有不一样的。”他远眺外面的大海。“确实是不同的,我知道,但是我不想让易装毁了我们的生活。”
  佩吉·拉德是老板,是所有妻子的模范,是她们的发言人,活动的发言人,海上航行的指挥者。麦尔(或者当他穿上女装就自称是麦兰妮)却满腔热忱,即使是穿着裙子和波莱罗女上衣,也是一副善良和蔼的老爷爷模样。看来他没有他妻子那么多义务责任。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说过:“我从麦尔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麦尔是个好老男孩。在晚会上,他总是寻找欢笑,一个小小的调侃的乐趣。他在佩吉的关注下只是另一块黄油面包(餐桌上就餐的人都知道麦尔有胆固醇毛病,佩吉也有)。虽然,他穿上女装不是窈窕淑女,但看上去还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长相粗糙的六十岁胖女人,我认为——但是我的眼光也做了调整:在我看来,这些男士没有一个看上去像他们实际上那么高那么大。
  有一天晚上,佩吉稍稍皱着眉头说:“我下一本书是关于欢乐的,就是易装者体验到的欢乐程度的不同。”——她把手举过头——“还有他们的妻子所感受的欢乐的程度。”她的手跌落至腰部。我们周围的易装者没说什么。他们点点头,欢乐的宇航员同情那些留在身后的可怜的妻子们,尽量地表现出他们正玩得多么痛快。我想到了麦尔双眼里的闪亮;而事实上,佩吉眼里从来没有这种闪亮。对佩吉来说,要把这种痛苦转化为共同的娱乐,要把麦尔的冲动转化为庆贺的时机,这在心理上已经使她感到心力憔悴。我感到羞愧,我虽然了解了这一切,我还是喜欢与麦尔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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