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亨利．詹姆斯和唯美主义者
作者：理查德．埃尔曼
对詹姆斯来说，尽管他没有对《道连·格雷》发表过公开评论，但这本书只不过是他周围的人坚持要写的书里面的一本。王尔德把书写得既优雅又随意，好像写小说是消遣，而非“痛苦的责任”。没有人会误以为它是一篇有斧凿痕迹的作品。其中深层的传奇，也即浮士德试图向生活索取多于自己应有的那一份的情节，激起人们内心深处罪恶的渴望；这和在言语造诣上登峰造极的英国文化之间的对比导致了远比故事情节来得多的紧张状况。
令詹姆斯恼火的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发展成为一个道连的时代。他为此再次对王尔德表示不屑。但他发现自己在同后者竞争。尤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同时开始创作剧本。王尔德写的不是唯美主义的剧本，可詹姆斯依旧不看好它们。他声称，《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无论从主题到形式来看都很幼稚”。他承认，该剧含有“许多有趣的情节——其中的对话‘俏皮’机智”。他甚至还在自己的信件中引用了一些警句。在给他和王尔德共同的朋友，巴黎的亨利埃塔·鲁贝尔夫人（Henrietta Reubell）的一封信中，詹姆斯写道，“某某人（他不愿意提他的名字）”谢幕的时候“在钮孔里插了一朵闪烁着金属蓝光的（其实是绿色的）康乃馨，指间夹着根香烟”。他觉得王尔德所言“我过得非常开心”不符合场上气氛，但观众们似乎都被他逗乐了。“这位先生总算触动了我的神经，”詹姆斯私下里承认。他没有提到王尔德的名字，后来在同艾德蒙·戈斯（Edmund Gosse）的通信中也未曾提及。这可能说明，他再次意识到，跟王尔德搅在一块儿可能会出问题。
王尔德的下一个剧本《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en of No Importance)也没能博得亨利·詹姆斯更多的欢心。他觉得它“无知到了无助的地步”。可他也并非丝毫未受王尔德的影响。在他接下来创作的剧本《盖伊·多姆维尔》(Guy Domville)里，一些对话听上去有那么一点王尔德的味道。人们常常谈论《盖伊·多姆维尔》一剧上演的典故，但如果他们能把王尔德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就更好了。它是詹姆斯最重要的剧作。亚历山大(Alexander)决定将其搬上舞台，而首次演出的当晚，过于缺乏自信的詹姆斯前往附近另一家剧院观看了王尔德创作的《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他先入为主地认为王尔德的剧本有所欠缺，观剧之后也的确找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它是“如此地无助、粗糙、低劣、笨拙、无效、庸俗”。可是它大受观众的好评。那么观众也有问题。然而，《理想丈夫》的某些地方让他犹豫不决。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剧本都触及了弃绝这一主题。盖伊·多默维尔想要弃绝尘世，成为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可就在关键时刻，他的一位亲戚去世了，他成了多默维尔家族最后一位传人，结果他接受劝说，决定娶妻成家，传宗接代。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新娘的人选换了一个又一个，他却再次决定弃绝尘世。再没有比这更高超的情操了。
最让詹姆斯恼火的是，在《理想丈夫》里，罗伯特·奇尔顿爵士——即剧名中的理想丈夫——也面临着一个类似的抉择。他年轻时曾经出卖过内阁机密，尽管外界无人知晓，但他妻子说服他，要他出于道义宣布放弃从政。可是最后两个人都转而认为，没有必要放弃。王尔德用喜剧来纵容观众，而本身就擅长弃绝的詹姆斯只是教育人们去坚定地实现目标。王尔德轻而易举写出的剧本胜过了詹姆斯的呕心沥血之作。更糟糕的是，亚历山大决定停演詹姆斯的作品，转而上演《欧内斯特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亨利·詹姆斯的剧作只上演了一个月就被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取代，他蒙受了奇耻大辱。
传记作家们告诉我们，亨利·詹姆斯在目睹了观众对《理想丈夫》的热情之后，步行去观看自己剧本的上演情况。乔治·亚历山大有点恶意地将他从后台引出，要他谢幕。一开始詹姆斯以为观众是在欢呼，但很快他发现他们是在取笑他，以至于他不得不狼狈地退场。据说，这一事件让詹姆斯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但我们不应该低估他的自我认识。这之前他刚刚看到那些“无知的观众”为一出他认为低劣的戏大加喝彩，这时候他为什么要屈服于同样一批人对他自己的作品喝的倒彩呢？毕竟，他是一位五十二岁的聪明绝顶的名人。演出结束后，他的表现非常坦然：他曾经许诺要请全体演剧人员吃饭，他确实这么做了。他给哥哥写信描写了自己所蒙受的耻辱，但又加上了以下一席话：“别为我担心。我是块岩石。”第二天，他招待一些朋友吃午饭，然后观看了《盖伊·多默维尔》的第二场演出，而且目睹了现场观众所表现出的崇敬之情。评论家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威廉·阿切尔（William Archer）、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H.G.威尔斯（H.G.Wells）和萧伯纳（Bernard Shaw）都对此大加赞赏。这是对他的安慰。艾伦·特里(Ellen Terry)是安慰他的众多朋友中的一位，她请他为自己另写一个剧本。就在所谓的情绪低谷的第三天，詹姆斯同意了这个要求。
事实上，他对自己过于自信，对伦敦的观众和他们所喜爱的剧作过于不屑，所以他根本不可能陷入情绪低谷。几个月后，他答应过艾伦·特里的剧本写成了。该剧名为《夏日柔情》(Summersoft)，讲的是求爱的故事。其中的一些对话显示，詹姆斯看过王尔德的《欧内斯特的重要性》：科拉是这样向格雷斯丢夫人描述她的恋人的：“他聪明，人也好，而且我知道他爱我。”“那他有什么不好的呢？”“他的名字不好。”“他叫什么？”“巴德尔。”格雷斯丢夫人想了想，说：“嗯——巴德尔这个名字还行。”这里有点邦伯里的味道，还让人想起有关欧内斯特这个名字的争论——当然，詹姆斯的意图可能不同，巴德尔这个不悦耳的名字显而易见地带着中产阶级的味道。
不管詹姆斯有多憎恨王尔德在剧本创作上的成功，王尔德受审一事顷刻之间就让这种想法变得毫无意义。他震惊于那些“卑鄙的禽兽般的证人”。“好无知的一帮勒索者！”他是这样评论的。但在写给艾德蒙·戈斯的信中，他没有流露出多少同情心：“是的，它带有荒谬可笑的、骇人听闻的戏剧性，真的很有趣——如果我们能用有趣一词来形容如此恶心可怕的事件的话。”
这封信以詹姆斯式的置身事外揭示出他当时卷入得有多深。他在另一封写给保罗·布尔热的信中，认为对王尔德的最终宣判很残酷；詹姆斯提议，把王尔德囚禁在单人牢房里要比法官所裁决的两年苦工更人道一些。事实上，王尔德尝到了这两种刑罚的苦头。只有一次，詹姆斯预想了王尔德“改邪归正”出狱后的情景：“他还能写出伟大的杰作来！”但这看起来像是留作记录用的形式上的同情。詹姆斯后来也没有反悔：1905年在美国巡回讲学期间，他曾说王尔德是“爱尔兰冒险家之一，他们身上有些罗马式的特点——很能干，但很虚伪。”他入狱前后的生活都一直非常“可憎”，他的死很“悲惨”。
佩特死于1894年，一年后王尔德受审，成了行尸走肉。这时詹姆斯又重提唯美主义。在1897年创作《波埃顿的战利品》（The Spoils of Poynton）之时，他可能回想起王尔德1883年在英国发表的一次题为《美厦》(The House of Beautiful)的演讲。起初詹姆斯想把它作为自己小说的题目，而佩特在他的《欣赏》(Appreciations)中也用过这个劣迹斑斑的字眼。书中有部分篇幅被用来反对把高雅品味导致的感受看得比更基本的情感重要。在此，与其说鉴赏力受到了攻击，不如说它被摆正了位置。詹姆斯继续揭示脱离生活的唯美主义的缺点。
詹姆斯1903年创作的《大使》里的斯特赖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沃莱特，戴着清教徒的有色眼镜，可是在巴黎的熏陶下他很快换上了唯美主义的有色眼镜。后来，正当他把乡村景色当成画作一样来欣赏的时候，一对活生生的偷欢男女闯入了他的眼帘。唯美主义顿时失色，他的道德观又占了上风。斯特赖舍曾经鼓励小比尔汉姆“尽你所能地生活；不这样做是个错误”。但在小说结束时，斯特赖舍不得不承认，这种唯美主义的劝诫有所偏颇，基于欺骗的美毫无动人之处，不能因为道德不唯美、过于阴沉就摈弃它。对斯特赖舍本人来说，唯美观和道德感对他的吸引力都大不如前了。这部小说里没有坏人，对唯美主义者和非唯美主义者均表同情。詹姆斯对唯美主义不再言辞激烈。
他最后一次提及唯美主义是在1904年一篇有关邓南遮(D’annunzio)的文论里。文中他友善地回忆起，若干年前，整个社会被从“药物促成的熟睡中惊醒，接受了‘唯美的’生活法则……”但到邓南遮为止的唯美主义代表人物都未能充分传达其中的内涵。唯美主义要的是“不顾代价的美”，但正因为如此，它提倡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品味和性。他用“绝望的敏感”来概括邓南遮的作品，说它最大的缺陷是把性关系从生活中脱离出来，而事实上只有在生活中性关系才能得以“完满和延伸”，否则它只是“动物性的”。詹姆斯希望唯美主义能找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好像佩特、王尔德、于斯曼和邓南遮所写的一切言论都无济于事。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同青年雕塑家亨里克·安德森(Henrik Andersen)发生了暧昧关系，至少是接近暧昧的关系。他给后者写的信里满是示爱的言词，经常提到爱抚。
如果说，亨利·詹姆斯认为自己是更具说服力的代言人，这一推测不应该是异想天开。他在评论邓南遮的同一年里还创作了《金碗》(The Golden Bowl)。詹姆斯可能觉得自己是在重新组合唯美主义的要素，以向世人显示，当年它们要是这么组合的话，唯美主义的成就该有多大。小说中的四个人物都很精致：他们的味蕾和其它触角都如沃尔特·佩特所愿的那样高度发达、异常敏感。他们的性关系像邓南遮作品里那样居于中心位置，但对性关系的重新组合才是真正的引人入胜之处。女主人公的目标是从自己父亲的妻子那里夺回自己的丈夫。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想象力对生活的影响，靠它变丑陋为美丽，这种美符合道德观念，但尊崇道德不是美的主要目的。作为书名的金碗象征她的追求，但书中的金碗有一道裂纹，必须被摔碎，这样才能重铸一个头脑中的金碗。高雅到极致的品味并非体现在聚集精美的外在物品，而是用爱的名义感召潜在的个人素质。结局很美丽，但该书追逐的不仅仅是美丽。
所以，唯美运动并未终结。它继续吸引历代作家对它进行重新定义。在它成型的初期，它唤醒了亨利·詹姆斯，让他写出了批评它的首部小说。尽管他还有过其它主题，但他从未将唯美主义束之高阁。在他创作生涯结束之时，他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一直在用唯美主义运动当托词，他假借批评的名义代表了同自己趣味相投的人们。在《金碗》里，詹姆斯变得更老练、更大胆，他视唯美主义的过分讲究和对美的坚持为生活的中心，而非其对立面抑或外围环节。也就是说，唯美主义者和同性恋者一样，都是天地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