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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大师
作者：翟象俊 ［美］ 莱奥．凯里
对《通向野外的道路》经常提出的另一种批评是，施尼茨勒在描绘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时，把这部小说也写得支离破碎了。小说中的人物在进入艾伦贝尔格家的沙龙时虽然肩并肩靠得很近，但他们却很少交往，遇到危机时也是独自承受。施尼茨勒再次用贝尔曼这个人物为自己的作法作了辩解。一位比较年长、理想已经破灭的作家劝贝尔曼“不要太公正”、“凭借客观你将一无所获。公众的要求是，作家涉及的主题应该是有结论的，或者至少也要提供这样一种错觉。”这种愤世嫉俗的言词令贝尔曼感到厌恶，他曾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他的话跟施尼茨勒写的一样，都像是一篇艺术宣言：“惟一给我某种自信的东西是我意识到我能看透人的心灵。”
处于最佳状态时，施尼茨勒的确能看透人的心灵，并把他在那儿发现的混乱状态表现出来。在这部小说最令人难忘的一节中，乔治·冯·韦根西恩，一个半吊子作曲家和小贵族，虽然已经另有新欢，仍在他的情妇分娩时焦急不安、负罪感深重地等待着：
一年前我在干什么?乔治想。我那时在维也纳，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什么都不怀疑。我寄给她一首歌……但我很少想到她。现在她就躺在楼下要死了……他完全吓坏了。他曾打算想一想……她痛苦地躺在那儿，但到了他的嘴里却成了：她要死了。
在追踪有意识思维最细微的活动时，施尼茨勒记录下了头脑是如何将其最惧怕的后果加以幻想化的。
在这件事中，死掉的并不是乔治的情妇而是他们的孩子。1897年，施尼茨勒的一个情妇曾生下一个死产儿。这里，他利用自己的经历，在描述人物的思维过程和阐述一个更一般的主题目的之间达到了一种对他来说少有的和谐。在乔治胡思乱想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地抓住了构成这部小说反寓意的荒诞结论：
他记住了教授的话，即所有出生的婴儿中，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会有这样的结局。因此，只要人们生下来，情况就是这样：即每一百个人中，必有一两个这样毫无知觉地一生下来就死掉!还有许多人必在第一年夭折，许多人必会英年早逝，许多人在成人后死亡。也有一些人像拉宾斯基那样自杀身亡，许多人像奥斯卡·艾伦贝尔格那样自杀未遂。那为什么还要寻找原因呢?
倘若《通向野外的道路》是以三十年后的巴黎为背景，那它的许多部分就会被看作是一部法国存在主义的作品。一切都陷入了混乱：各种关系颓然崩溃，家庭破裂，个人感觉到生活的毫无意义。海因里希·贝尔曼说过的一句话就像是出自萨特《自由之路》三部曲中的一句话。他说：“真正的勇气往往只是对一种可说是形而上学信念的表述，这信念就是：我们自身是多余的。”施尼茨勒也许是由盖伊所描述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势力所形成的，而他关注的东西——人类心理学、社会的解体、生存的忧虑——又反过来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所关注的东西。
与此同时，施尼茨勒的风格一直使读者认为他已过时。在施尼茨勒1931年死后不久，肖伯纳对他的评价就很典型：“我把他归入十九世纪下半叶那些已对十九世纪失去幻想并与十九世纪的迷信决裂但却从未脱离十九世纪而进入二十世纪的作家之列。”虽然施尼茨勒的作品在形式上常常有所创新——他是最早运用意识流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但他的艺术品味却一直是保守的。他没有时间研究现代主义，对任何似乎太好高鹜远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他的小说富有戏剧性的高潮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巧合，但却呈现出一种惹弄人的矛盾：在十九世纪的形式中包含着二十世纪的深刻见解。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施尼茨勒很快就过时了。就在战前，作为一名社会地位显赫的作家，他的声望还如日中天。他写的关于社会公共机构排犹主义的剧本《贝恩哈迪教授》（Professor Bernhardi）在议会中引起质疑，并(不可避免地)遭到禁演。谣传他曾进入1914年诺贝尔奖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但战争一来，充满浪漫色彩、寻欢作乐的维也纳消失了，施尼茨勒失去了创作的重要题材，他便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了。对任何战争初期都常见的一些现象——隐瞒真相的含糊其词、外交辞令的细微差别和决策的优柔寡断，施尼茨勒可说是一位知根知底的行家，所以几乎一夜之间他便从一个精力极为旺盛的人变成了一具僵尸。他惊恐于同代人突然爆发的民族主义狂热，匆匆写了一些反战的讽刺短诗，希望能创作一部有重大道德哲学意义的作品。毫不出人意外的是，这一计划毫无结果。与此同时，他的婚姻状况也在每况愈下。他们经常争吵，这使得他难以工作，所以他经常在下午离家逃避到剧院里去。后来，奥尔加千不该万不该地把一件风流韵事告诉了阿尔玛·马勒，结果这事儿一下子便传遍了整个维也纳。施尼茨勒本人早已不在乎，但奥尔加却渴望自由，渴望拥有自己的一幢房子。
事实证明，离婚对施尼茨勒是有利的。他仍与奥尔加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现在又能与任何进入他生活圈子的年轻女子谈情说爱了。他又跟青年时代的一个女友克拉拉·波拉切克(Clara Pollaczek)开始了一段为期很长的关系，很快又把他婚姻中曾经出现过的种种模式重复了一遍。他在智力上依靠她，但在感情上却逼得她忍无可忍。说来也很自然，她很妒忌他的其他女人，尤其妒忌奥尔加还继续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在这一点上，至少他可以坦诚地向她保证，她完全没有必要妒忌，但她却回答说：“你不爱我。”“这真难回答，”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承认。 使施尼茨勒得以恢复工作的首先是他独立自主的个性。他最好的小说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中包括《梦的故事》(Traumnovelle)，即给了《大开眼戒》以灵感的那篇写夫妻心理冲突的小说；《艾尔丝小姐》(Fraulein Else)，一篇感情奔放的小说，写一个年轻女子的精神崩溃，叙事手法是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意识流；和中篇小说《夜间游戏》。施尼茨勒善于描写血液汹涌澎湃地穿过大脑时对事物的感受，所以对他和他这种特有的天赋来说，中篇小说是理想的体裁。更重要的是，自己已经过时的这种感觉在战争年代曾使得他沮丧不已，此时竟反常地使他摆脱了与社会相关的义务。例如，他曾在过去的作品中谴责过决斗，但在玛格丽特·谢弗翻译的小说选中最后发表的那篇小说《决斗助手》(The Second)里，在回头看这种现已消亡的习俗时却带有某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怀恋：
当时的生活更优雅，而且无疑具有某种更高尚的气氛。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必须为了某种在更高的意义上或至少在不同的意义上并不存在的东西而冒失去生命的危险……例如，为了声誉，为了一个心爱女子的贞操，为了一个姐妹的好名声，或者为了某件别的类似的琐碎小事……仅这一点，请相信我的话，就赋予了社交生活某种尊严或至少是某种风度。
就某些方面而言，从社会生活的这番退出使施尼茨勒重又回到了他开始起步的地方，接近于阿纳托尔那种习以为常的轻浮，因为阿纳托尔很可能曾经从容不迫地谈论过某次致命决斗的“某种风度”，但这种讽刺意味经过几年以后已经逐渐淡薄了，而在接下来的一句中我们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必须为了一些更不重要的东西，完全没有必要地，而且是遵循别人的命令或意愿，去牺牲他们的生命。”他轻松的笔触并非是不严肃，而是其作品内在的一部分——既然人们或社会不值得认真对待，那又何必太严肃呢?
施尼茨勒的晚期作品不可避免地都是对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唱的挽歌。无疑具有深长意味的是，好几篇小说是以自杀告终的，仿佛个人的自我毁灭体现了整个社会迅速湮没的灾难。在中篇小说《夜间游戏》中，一名年轻的军官，威廉·卡斯达少尉——正是施尼茨勒过去会讽刺的那类人——在一场三人玩的巴卡拉纸牌游戏中输了个倾家荡产。他有一天的时间筹款，否则他作为一名军官的名誉就会失去，自杀便是他惟一的选择。当卡斯达先向一位富有的叔叔，后向一个他曾与她睡过一觉随后便弃而不顾的女子讨钱时，他那种绝望的样子，很少有作家能像施尼茨勒描述得那样紧凑。然而，当自杀的时刻来到时，故事的叙述又转向一种几乎是契诃夫式的悲喜剧风格。那位叔叔带着钱来了，但为时已晚，在侄子的尸体旁边，他显得很痛苦又很愚蠢：
“这里是你要的钱，威利!她今天早晨给我的。整整一万一，威利!都在这儿了!”他接着转过身去对着其他的人，仿佛乞求他们作证似的。“这里是全部的钱款，先生们!一万一千金币!”——他仿佛在说，既然钱已经拿来了，他们至少应该想点办法让死人苏醒过来吧。
1928年7月26日，施尼茨勒新婚不久的十八岁女儿莉莉正要跟丈夫出去散步，却又回到浴室里去拿什么东西。她取出他的左轮手枪，击中了自己的胸部。她第二天就死了。这是她父亲本来很容易写到的一个事件。即使在当时，一向忠实的克拉拉私下里也认为，施尼茨勒道德上的软弱破坏了对莉莉的教养，促成了她的死亡。对施尼茨勒来说，这一事件的残酷性是他难以承受的。他写信给克拉拉说：“痛苦一词已变得荒唐可笑，因为我现在认识到，我正第一次在体验上帝所说的痛苦意味着什么。”然而，莉莉所做之事的完全不可思议又显然是施尼茨勒风格的。当她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时，她曾吐露说，她并不是真的想自杀。那只是“一时的紧张”，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几乎可算是一次意外事故。她并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什么。这些话证实了施尼茨勒自己关于人的动机的观点，但这种证实当然无法使他得到丝毫慰藉，因为他和他的家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已发生的事情。他们读了莉莉的日记和信件，在里面寻找线索，但就在她前一天所写的信中她也似乎非常快乐。“那最后一刻变得更加让人难以理解了，”施尼茨勒写道。他的日记描述了以后几个月中一直纠缠着他不放的恶梦；在这些恶梦中，莉莉的自杀呈现出各种变形，像一些故事的胚胎，而这些故事施尼茨勒是永远也不会写了。他梦见莉莉在一次打牌时与人发生争吵，正要与人决斗。她脸色苍白，一声不响，看上去像一具身穿黑衣的木乃伊。他解释说，如果她打死自己，她的对手就会被判处死刑。他梦见自己跪在地上，恳求她不要自杀，醒来时感到一阵宽慰，以为这只是一场梦，但随后便再一次意识到事实真相。
“我的生命已到尽头，”他简单地说。实际上，他又活了三年，甚至还设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开始每况愈下，他突然变成了一个老人。当奥尔加那年夏天见到他时，她禁不住为他虚弱的样子流下了眼泪。“我不喜欢告别，”施尼茨勒简短生硬地说。1931年10月21日，克拉拉接到施尼茨勒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她发现他中风瘫倒了。克拉拉赶到他的病床前时，他已昏迷不醒，但在他悄然死去时，克拉拉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这位感情交织而又冷静的讽刺大师就这样死在一个女人的怀抱里，而她只是他所依赖而不会钟爱的众多女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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