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梦幻大师
作者：翟象俊 ［美］ 莱奥．凯里
对于出身世家无人管教的年轻人来说，世纪末的维也纳提供了许多消遣。他们下午赌马或在酒吧打台球，晚上则在剧院或在珍妮特这样的姑娘的怀抱里度过。施尼茨勒以自己漫无目的、寻欢作乐的生活经历为依据所写的剧本和小说捕捉住了这种漫无目的、寻欢作乐的氛围，从而一举成名。“这该能提供一些美妙的回忆，”他在遇到珍妮特几周后的日记里随意地写道。五年之后，在施尼茨勒第一部成功的剧作《阿纳托尔》(Anatol)中，那位同名的花花公子重复了这种感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感情匮乏——在过程中加上了一层怀旧的色彩：
我坐在钢琴边。她——她坐在我的脚边。所以我没法踩动踏板。她的头靠在我的腿上。她蓬乱的头发反射出绿色和红色的灯光。我在钢琴上即兴演奏，但只用我的左手。她把我的右手紧贴在她的嘴唇上……在那个时刻我感到自己被热烈地爱恋着。我感到周围充满了爱……于是我又产生了那种愚蠢而神圣的想法：“你这个可怜的—可怜的孩子!”我很清楚，这段经历只是人生的一个插曲。当我手上感受着她温暖的气息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回想很久以前的往事。仿佛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阿纳托尔》确立了施尼茨勒作为他那一代人的冷嘲热讽、超道德的代言人的地位。他的早期剧作以前所未闻的坦率讨论性：一个女人回忆自己如何失去童贞；一个男人为其阳萎寻找各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藉口；未婚的青年男女毫不顾忌长辈的道德观念演绎出一幕幕的风流韵事。观众们惊骇之余大为反感，审查官们深感不安，而批评家们则被激怒了。施尼茨勒的名字成了淫乱放荡的代名词。他的文坛好友取笑他是色情作家。他的有些剧作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演出成功而是因为遭到禁演。
然而名声也有问题，那就是它不会经久不衰。施尼茨勒的文学声誉——至少在奥地利和德国之外——已降到了几乎不为人知的地步。虽然批评家和文化史学者对他还有兴趣，但他们往往是把他作为一个更大群体——维也纳人、原生弗洛伊德学派、犹太人、世纪末文化这一俗艳织物中的一根线——的标本进行讨论的。其结果便是在很大程度上把他描绘成一个时代的产物，致使他个人消失在了他所处的环境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彼德·盖伊(Peter Gay)的近作《施尼茨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盖伊把施尼茨勒看作辩论中的证据甲，断言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都是些拘守礼仪的正人君子，所以他对登徒子施尼茨勒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对作家施尼茨勒的兴趣。与此同时，施尼茨勒自己的作品每隔三十年左右就会印上一轮，然后便卖光，仿佛被某种文学上的康德拉季耶夫波(Kondratieff wave)(注：康德拉季耶夫，1892—1938，俄罗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其关于大(五十年)商业周期——即所谓康德拉季耶夫波——的分析和学说而在西方经济学家中著称。)控制着。由玛格丽特·谢弗(Margret Schaefer)新译的施尼茨勒小说选《夜间游戏》(Night Games)旨在扭转定趋抛这一趋势，把他确立为一个被忽视的世界文学大师。对此抱有希望也许是有道理的。尽管施尼茨勒本人已默默无闻，但他的作品却一直广受欢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和戏剧。最近由斯坦利·库布利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大开眼戒》(Eyes Wide Open)就是根据施尼茨勒晚期的一部中篇小说改编的，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成了当代的纽约；戴维·黑尔(David Hare)导演的《蓝屋》(The Blue Room)改编自施尼茨勒的性爱喜剧《轮舞》(Reigen又名La Ronde)，故事背景则是当代的伦敦。这些重新改编表明，在所有这些世纪末的支撑物——“风流社会”的女人、军官、贵族、决斗、舞会和调情——后面，潜藏着某种令人奇怪的现代的东西。
阿瑟·施尼茨勒于1862年生于维也纳，在自由的维也纳文化大繁荣时期长大。这是一个普遍富足、生活迅速放纵的时期，而对于施尼茨勒家这样的犹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上代人无法想象的容易同化的时期。阿瑟的父亲约翰·施尼茨勒是位著名的喉科专家，但家中不仅充满了医学氛围，也充满了艺术气息。幼年的阿瑟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他弹钢琴，学着写作，并见过许多当时的著名演员和歌唱家，因为这些人的嗓子都由他父亲护理，这些人都成了他们家的朋友。
十六岁时，他开始嫖妓。他的父亲偷看他的日记时发现了此事，将他拖到自己的书房里，把一套三卷本的性病百科全书中那些令人作呕的插图翻给他看。彼德·盖伊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他认为，父子间的这次交锋，连同其极具冲突性的性爱、性病、行为规范、隐私等主题“充分展示了十九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整体”。但这次交锋却毫无效果。阿瑟拒绝接受父亲的勤奋榜样，终日与一些品行不端的朋友和行为不检点的女人鬼混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的主要目标似乎就是尽可能多地性交。他这一时期的日记读起来令人咋舌。有好几年，他把跟多个女友作爱时达到的性高潮都写入日记，然后把每年的总数，按情妇划分加以排列。他1890年元旦那则盘点式的日记代表了他的日记风格：冷静、高效而粗俗：
见海伦娜
收到咪琪的鲜花
收到奥尔加的信
寄出给琼的告别信
光是被他征服的女人数目已属可观，而他的冷漠超然和无情的自省则更为惊人。实际上，施尼茨勒是在收集素材。他的日记最后达到了八千页之多，他终生都在坚持不懈地重读这些日记，从中寻找灵感。这是他和阿纳托尔共有的另一个特点，因为对阿纳托尔来说，阅历主要是作为戏谑取笑的来源。“上个星期我每天晚上吃两次晚饭。一次与我想赢得的姑娘一起吃，一次与我想甩掉的姑娘一起吃。遗憾的是，想赢得的没赢到，想甩的也没甩掉。”这几句台词来得有点过于巧合就说明了一半问题。
施尼茨勒的早期剧作极为成功地再现了那个特定的时代，即使在作者还健在时，它们似乎就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剧——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被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 )（注：1874—1951，奥地利裔美籍作曲家，创造了一种以十二音的系列为根据的新作曲手法，称为“无调性”手法。）不和协的音乐淹没了。对比之下，他的小说却几乎没有老化。虽然题材相同(维也纳中产阶级的私通)，但吸引人的肤浅气氛已被舍弃，而代之以极度内心化的叙述。如果说剧本都是交谈，那么小说就都是思想。在小说集《夜间游戏》里最早发表的小说《鳏夫》中，一位刚刚丧妻的丈夫在翻阅亡妻的信件时大吃了一惊，几乎要呕出来——原来有一包情书竟出自他最好的朋友之手：
尽管理查德还没有扯开那根蓝丝带，但他读到的第一个字就把他一下子给打闷了……他睁大眼睛环顾四周，看到房间里的一切是否还是老样子，接着抬头看了看天花板，然后又看了看那些信，它们现在就静静地摆在他的面前，但紧接着就会把那第一个字所暗示的一切统统告诉他……
这里的省略号是施尼茨勒加的，这是他在危机时刻，当人们的万千思绪如野马脱缰般在头脑中狂奔时喜欢用的一种手法。理查德对屋内物件的扫视是一个判断精确的示意动作，表达出他试图使自己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努力。施尼茨勒以其特有的方式，直到故事最后才写到人物显然会有的反应——愤怒和仇恨，而在这之前则让他的这位鳏夫经历了各种能想到的感情——平静脱俗的理解、广义的愤世嫉俗和一种突然的、奇怪的、充满深情的关切：但愿他的朋友不知道他的发现。在有四种相互冲突的感情出现时，施尼茨勒绝不会只表现一种感情。“心灵是一个巨大的领域，”他后期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说，“在我们的心灵中有着那么多的矛盾……我们竭尽全力维持我们内心的秩序，但这种秩序确确实实只是假想的。我们的自然状况是一片混乱。”
考虑到他那个时代的维也纳，应该可以预计到施尼茨勒会对刚开始形成的心理学领域产生兴趣。虽然他追随其父成了一名喉科专家，但他也纵览了夏尔科(Jean Martin Charcot)（注：1825—1893，法国神经病学家、病理解剖学教授，用催眠术研究癔病的器质性基础，启发学生弗洛伊德探索神经病的心理原因。）、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t-Ebing)（注：1840—1902，德国神经精神病学家，研究性病理心理学及法医学，著有《性精神变态》。）和其他人为其父创办的一本医学期刊所写的心理学和神经病学的开创性著作，他特别对风行一时、有可能让人袒露心灵的催眠疗法感兴趣，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学科，为那些倒了嗓子的病人施行催眠术。他有时担心，他写的小说读上去太像病历，小说中的心理分析成分会使其他一切黯然失色。但是作为病历，它们却赢得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人的赞许。弗洛伊德把施尼茨勒称作自己的幽灵，很羡慕他似乎凭直觉就能感知他本人“只有经过艰苦的调查”才能发现的“内心秘密”。施尼茨勒感到不胜荣幸，但他也不愿被弗洛伊德派完全拥有。他喜欢冷嘲热讽、注重实际，这一天性使得他小心翼翼，惟恐把人们想得太复杂。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回忆起一位喜欢卖弄风情的女病人，于是便推测，她之所以找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的年轻医生看病，是想使她的情人妒忌。但接着他便写道：“不。这里的心理学太多了。咱们还是简单地说吧：他是个傻瓜，她是个小畜生，而我则很尴尬。”
到了世纪之交，施尼茨勒已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之一。他与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 Hofmennsthal) (注：1874—1929，奥地利诗人、剧作家。)一起，成了文学会“青年维也纳”最重要的代表。他的创作范围也在扩大，他曾在挪威拜访过易卜生，在他的影响下，他试图关注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抨击军官阶层及他们对决斗的迷恋，首先是在剧本《不受法律保护的人》(Freiwild)里，随后是在讽刺中篇小说《古斯特少尉》（Lieutenant Gustl）中。《古斯特少尉》是个喜剧式的意识流独白，描写一个粗鲁的军官因受到一个面包师的小小侮辱而激动不已。小说引起了右翼报纸的排犹狂怒，施尼茨勒也因此被他服军役所在的团所开革。
与此同时，随着他步入不惑之年，他的性生活节奏也已变得不再那么疯狂。1903年，他与比他小二十岁的奥尔加·古斯曼(Olga Gussmann)结婚，与她生了一儿一女。奥斯加是个有抱负的女演员和歌唱家。施尼茨勒夫妇成了维也纳文化精英的一部分，在这个圈子里，彼此似乎都认识。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注：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和阿尔玛·马勒夫妇是他们的朋友，斯蒂芬·茨威格、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注：1876—1947，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费利克斯·萨尔滕(Felix Salten)（注：1869—1947，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和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注：1890—1945，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也是他们的朋友。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则是敌人。
施尼茨勒四十六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通向野外的道路》(The Road Into the Open)。这部小说写了十多年，被他称为他“最个人的”作品。这也是他最具政治性的作品之一，是他惟一一部试图在其中描绘一个完整的社交界的作品，也是不多几部的涉及犹太人在维也纳上流社会令人忧虑的处境的作品之一。故事情节——更确切地说是无情节——围绕着常去社会地位持续上升的艾伦贝尔格夫妇家沙龙的一群朋友展开。小说人物各式各样，从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列奥·戈洛夫斯基到艾伦贝尔格夫妇的儿子奥斯卡。奥斯卡痛恨其信奉正统派犹太教的父亲，拒绝其犹太传统，终日跟出身贵族的朋友们呆在一起。每个人都为同一个问题感到苦恼：是把自己首先看作是犹太人呢还是奥地利人，结果便是一种百无聊赖和听任自流的心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