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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和他的幽灵们
作者：蒂姆．帕克斯
没有我们希望看到的任何东西：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动力，没有心灵的交流，在
特定的历史时刻没有任何有关幼年到成年阶段通过家庭和社会严峻考验的记载。但是博尔赫斯对于建立掩盖同一性的复杂的形形色色的伪装逐感到厌倦。
可以从中变出兔子来的大礼帽太多了。或者不如说：博尔赫斯把兔子变出来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甚至希望他把兔子留在帽子里。事实上，在《布罗迪报告》之类的那些据说是更为现实主义的小说里，他终于这么做了。不过我们仍旧看到了大礼帽里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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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群情欢呼的日子，”博尔赫斯在一篇题为《对1944年8月23日的注解》的文章里写道，“使我产生三个不同性质的惊奇：当别人告诉我巴黎解放了时，我高兴得浑身舒畅；发现集体的情绪有可能是高尚的；许多曾经拥护希特勒的人显露了令人困惑而明目张胆的兴奋。”这是博尔赫斯的应时之作。主题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强加于他的；他被迫承认惊奇，特别是当博尔赫斯发现自己兴奋的情绪与公众一致时，肯定感到十分惊奇。他聪颖的头脑立即运转起来，想了解这种体验，特别是这些支持纳粹的人的难以解释的高兴，想把它放在他博学多才的基准点中加以探讨。不用说，他不打算同那些支持者交谈。他们没有一贯的思想，觉悟低下，“同这些与混乱有亲缘关系的人对话而被他们弄得稀里糊涂比什么都糟糕。”就博尔赫斯而言，道德、智力和美学是不可分的。
经过思考后，他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这些人只不过屈从于已经发生的现实，同时被“巴黎”和“解放”这两个符号的力量吓坏了，但是这种平庸的解释不可能长期使博尔赫斯这样的人满意，对他来说，永远重要的是解释的深刻和美。幸运的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想起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中一个人物的梦境，其中说道地狱的可怕在于它的非现实性。博尔赫斯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概念同一千多年前的否认罪与恶实际存在的约翰·斯科图斯·埃里金纳的论点相比较。”
作家随即把这些引文同他记忆中巴黎被占领的日子比较。一个亲德份子跑来向博尔赫斯宣布巴黎陷落的消息，还扯开嗓门说伦敦很快也会陷落，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博尔赫斯凭借他敏锐的心理洞察力看出那个支持纳粹的人被希特勒的胜利吓倒了。他得出结论说，纳粹主义像埃里金纳的地狱或者《永生》和《巴比伦的彩票》里的世界一样，“得了脱离现实的毛病”。人们可以为它死，为它说谎，但到头来那是“无法居住的地方”，人们不可能真正需要它。“希特勒盲目地同那些必将消灭他的军队合作，正如与赫丘利合作的兀鹰和龙一样（它们肯定知道自己是怪物）。”
博尔赫斯只用一页半的篇幅使一段个人和公众的历史经历符合他阅读的东西和他倾向于看到对手们抛开当前的企图，服从一个更大的非历史的规划。主要的是，不管他本人当时在阿根廷如何不得志，他仍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说的话（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时，这一点多半无关紧要），我们发现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看到一个才智卓越的人不断地在个人经验和别人的想法之间来回穿梭，认真对付这个世界。
博尔赫斯是组织协调的大师。散文集的封面上有他的姓名，书后的索引有他的三百多个密切合作者的姓名，也就是他经常引用、查询、或者用来查询他人的作者的姓名。其中十六个词条有关沃尔特·惠特曼，三十八条有关叔本华，二十八条有关德·昆西。这是博尔赫斯指挥的乐队，是他徜徉其中、与之融合的集体。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保罗·瓦莱里的这句话：“文学史不应该是作家、作家经历或者作品经历的历史，而应该是作为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精神的历史。”
博尔赫斯的散文把各种不同的声音汇集起来，试图唤起那种精神。作为开端，除了表明每句引文都可以用另一句引文加以证实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他和瓦莱里一样，也引用了爱默生的话：
文学界出现的一个人写了许多书的现象给了我深刻印象……书中的判断和观点如此相似一致，显然出自一个无所不见、无所不闻的绅士之手。
“绅士”这个词用得多么巧妙。也许这里说的“一个人”正是博尔赫斯声称他希望成为的那“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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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说作品选》覆盖的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四年，博尔赫斯涉及的题材极为广泛，包括探戈、自杀、旁经福音书、阿根廷文学、翻译、芝诺的悖论、巴赫时代的日耳曼文学，还有几十篇性质各异的传记体随笔，他锲而不舍，但从不陷入风格主义。他不断地发掘新题材，老友重逢似地重温看过的书，把他对事物的新看法告诉我们，提出清晰的、前后有些矛盾的、多半是新奇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题材的丰富和协调令人惊讶。博尔赫斯向往的虽然还是那些事物——渴望时间湮没、取得对生命的先验认识、掌握无法掌握的真理——但他从不耽于妄想。他提到爱默生的一元论，采取了对自己的努力似乎带有含蓄批评的立场：
我们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我们不可救药地是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个人；因此没有什么比忽视机缘、宣布每一个人即是所有的人、人人都是宇宙的信念更有利了。声明信仰这种学说的人一般都是渴望在宇宙中抹掉自己的不幸者或者平庸之辈……
这是不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自我谦避的胜利？或是博尔赫斯觉得当他几乎能同时掌握两种互相冲突的观点时，他最接近于那个“无所不见、无所不闻的绅士”？他写了那篇有关爱默生的文章后只过了两年，对阿根廷地方主义的看法却有了转变，认为阿根廷同欧洲传统完全隔绝，因而必须建立自己单独的世界：
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但不少人接受了，因为宣告我们的孤独、失落和原始状态，就和存在主义一样有其悲怆的魅力。许多人之所以能接受这个意见，是因为一旦接受之后，自己就觉得孤独、落寞、能博得别人关心。
我想指出，那部五百多页的《小说集》里不少篇目实际上没有达到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的水平。散文集的情况却不一样。我们看到博尔赫斯坐立不安地应付新的偶发事件，替不同的出版物撰稿，适应相互矛盾的直觉能力，取得不可能的平衡，把看过的一场电影、读过的一本书、一位历史人物、一个政治事件调整到观赏或阅读的基本核心和相应的思想力场。总的说来，《非小说作品选》更引人入胜，更有魅力。他说过，乔伊斯是本世纪的伟大天才，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表达的主要是个人的烦恼，以致那两本书“不堪卒读”。“唯心理学论”惹人生厌，但是我们在《神曲》里看到的心理描写完全令人信服，以致博尔赫斯提出了引起争议的观点，认为但丁之所以写《神曲》完全是为了设计一个在幻想中与拒绝过他的香消玉殒的女人邂逅相遇的机会。文学作品都是同一精神的产物，但是重读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人的作品时，博尔赫斯毫不困难地解决了那个著名的有关作者的争论：只有莎士比亚才能写出莎士比亚的作品。皮埃尔·梅纳尔可得注意。
博尔赫斯希望置身于阿根廷政治之外，但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庇隆的出于本能的对抗，他当然不善罢甘休，决心奉陪到底，正因为这样，他的散文才如此引人注意。正因为博尔赫斯的散文不是为了结集出版而刻意写的，我们才看到了那些一贯保持高水平的、按年月顺序排列的、迷人的记叙，以及他不断寻求摆脱自我的有关那个自我的陈述。我现在觉得本文开头时我认为博尔赫斯达到了他的既定目的说法也许是错的；如今他已年过六旬，也许他有理由继续声称“作家本人往往不了解他作品的真正本质。”散文集里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收集了几十条不同年代的引语，说明了人类经验的同一性，我们更意识到了那些把博尔赫斯（实际上是把我们）同他所引用的大多数人分隔开来的深刻界线。
这一现象在贯穿全书的线索中十分明显，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作者的喜好。它牵涉到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迅速思考。《为虚伪的巴西利德斯辩护》一文就是例子，巴西利德斯是公元二世纪的人物，他认为人类是有缺陷的神的有过错的即兴之作。博尔赫斯用如下的话为这个观点辩护：“除了无足轻重的性质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企盼？除了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宽恕之外，上帝还有什么更大的荣耀呢？”
博尔赫斯探讨了1940年出版的J.W.邓恩的一部名为《万物不死》的怪诞的书，该书宣称我们已经拥有永恒，因为未来是先存的。我们的梦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死亡中，“我们会重新获得生命的每一刻，并且按我们喜欢的方式加以组合。上帝、我们的朋友和莎士比亚将会与我们合作。”经过复杂的讨论后，博尔赫斯排斥了邓恩的论据，下结论说：“作者的论点太精彩了，以致他做出的任何谬误推理都无足轻重了。”
总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对一个形而上学的立场或者一整套哲学做出美学评价，但根本不理会它可能的真实或虚假。天使总是吸引人的（“我老是想象黄昏时分天使们在幽暗的贫民区或者一块空地上……背对着落日时的景象”），而三位一体却像面对镜子时看到的那样，是个受钳制的、华而不实的无限远，从理智上引起了恐怖。”
博尔赫斯的这些评价十分宽厚。从毕达哥拉斯到尼采的灵魂转世学说被说成是丑恶的。然而十九世纪自然学家菲利普·亨利·戈斯（埃德蒙的父亲）十分美妙的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非但创造了无限的未来，而且创造了无限的过去，这说明亚当虽然是世界上的第一人，却可能发现从未存在过的动物的化石。使博尔赫斯区别于戈斯，以及区别于几乎所有被他引用过的作家的地方，在于戈斯关注的是他的理论是否真实。这些人都是基要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信仰宗教的人，是学风严谨的学者。博尔赫斯非但不可能信奉基要主义和传统的宗教，甚至不可能攻击它们。他对经院派哲学唯恐避之不及。在这方面，他宣布了自己的现代性。他说自己像蝴蝶似的到处吮吸花蜜，结果发现各处的花蜜大致相同。很难设想，抱有这种态度的人会迷恋上尼采的学说。
在此期间，作家生活中发生了许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情。他熬过了庇隆主义的第一阶段后，出乎意外地被那些把独裁者赶下台的将军们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那是1955年的事。博尔赫斯时常把天堂比作图书馆。但是正当图书馆的珠灰色大门为他敞开时，他那因遗传疾病而日益衰退的视力终于彻底消失。他在《关于天赐的诗》里写道：“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我这样形容他的精心杰作，切莫当成是怨尤或者指责。”
为博尔赫斯作传的詹姆斯·伍德尔写道：失明和随之而来的依赖，“对莱昂诺尔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母亲陪他上街，听他做讲课的预演，因为他的腼腆使他仍把在公众场合讲话视作畏途。奇怪的是，他现在由于眼睛看不见，同女人相处的时候倒觉得轻松许多。同他相处的往往是非常年轻的女人。他请她们在气氛愉快的咖啡馆座谈，学习古英语。他显然没有丧失作家的想象力。他们合作编撰选集和课本。难道博尔赫斯把她们看成智力上和他自己是同一层次的人物？《非小说作品选》收集了几十篇文学人物传记和书评，只有一页半的篇幅专论一位妇女：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位对先验论的渴望和博尔赫斯十分相近的作家。他在1936年翻译了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
如今博尔赫斯有了名气，经济上也有了保障，开始向往长久以来一直与他无缘的家庭幸福。1967年，他同一个失去联系有二十年之久的寡居的老朋友结了婚。他过了多久才发现这并不是他所要的幸福生活呢？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诺曼·迪·乔万尼在此后的几年里和博尔赫斯密切合作，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声称他和博尔赫斯初次见面时，博尔赫斯新婚只有几个月，但当时已显得闷闷不乐。“他的婚姻糟糕透顶——我正同我的第一个妻子在办离婚”，这些话说明迪·乔万尼和博尔赫斯的处境十分相似。
始终维持漂亮的绅士风度是十分困难的。他们结婚三年后的一天，毫不起疑的埃尔莎·博尔赫斯应声去开门时，看到的不是说好回家吃午饭的丈夫，而
是一位律师和一帮奉命来搬书的搬家公司的人。那套《一千零一夜》又回到了母亲家里。博尔赫斯在《时间的新反驳》中竭力否认本质和时间的现实，结尾却来了一个惊人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真是戏剧性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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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最终理解的美学究竟是什么？产生美的是什么？一篇题为《长城和书》的文章开头说：“前几天，我在书上看到下令修筑中国长得几乎没有尽头的长城的人是第一个皇帝，始皇帝，他还申令全国焚毁先于他的全部书籍。”博尔赫斯思索着这两个惊人的建设与破坏的姿态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相辅相成呢，还是相互抵消？经过许多巧妙的假设之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谜仍旧没有解开。但对博尔赫斯来说，这根本不成问题，因为他也喜爱“那种能丰富无知的东西。”他得出结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