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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和他的幽灵们
作者：蒂姆．帕克斯
《非小说作品选》
原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编辑：埃利奥特·卫恩伯格
翻译：埃斯特·埃伦、苏珊娜·吉尔·莱文、埃利奥特·温伯格
企鹅出版社，560页，17.00美元（纸面）
1
“浪漫的自我崇拜和高谈阔论的个人主义……损害了艺术。”当时年方二十三岁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非小说作品选》的开卷篇里说，该书是他作品的一个引人注意的新集子，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从未发表过英文译文。首篇的标题是“个性的虚无”，作于1922年。那位年轻的阿根廷人怀着大胆的好辩精神说：“自我并不存在。”
“非小说”里的“非”字可能成为一个使我们泄气的前缀，误以为我们从集子里得到的不是使我们心旷神怡的美学享受，而是冷静的教诲。这不是博尔赫斯的风格。这些作品中许多都有丰富的创造性想象力，可以同他脍炙人口的“小说”媲美，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小说。举例说，那篇文章发表五十六年后，深受爱戴、年迈失明的博尔赫斯竟然就永生的问题作讲演。他说：“我不想继续做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了；我要做另一个人。我希望我的死亡是完全的；我希望身心俱灭。”
我们注意到，第一个声明里不存在自我；在第二个声明里，自我的真实程度已足以成为负担，事实上已是惟一的负担。从散文到小说，从小说到散文，不难看出推动博尔赫斯全部作品的力量使得这两种立场造成的紧张状况：容易淡化和否认的、最纯粹的虚构的自我；具有骇人的影响、可怕的固执和局限、干预得使人心烦意乱的自我。不管怎么样，第二个声明的奇特之处在于承认了“我要做另一个人”。那是不是一种选择？这一点，我们稍后还要探讨。
博尔赫斯于1899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于大男子主义的氛围里，他从小很腼腆，但很快就有机会发现自己与众不同。他的父亲想方设法加强他的自我意识。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有一半英国血统，让子女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这就是与众不同的条件。祖母是英国人，保姆是英国人，家中有大量英文书籍，豪尔赫·路易斯和他的妹妹诺拉最早阅读的就是这些书籍。豪尔赫·路易斯娇生惯养，在家里待到八岁，然后，仿佛是进行某种意志的行为实验似的，给送进当地的一所以粗野出名的学校。他戴眼镜，说话有点口吃，穿戴着古怪的伊顿公学的校服和领带，在以强凌弱的环境里熬了五年，后来为了替豪尔赫·吉列尔莫失明的早期症状寻求治疗，全家不得不移居瑞士。
刚到日内瓦时，博尔赫斯对法语和德语一窍不通。他开始学习。青少年时期就大量阅读四种文字的书籍，二十岁时已经发现了后来在他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极大部分作家。有关他生平的记述中必然会提到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名单（因为博尔赫斯一贯列出他所引用的文字的出处）包括贝克莱、休谟、威廉·詹姆斯、塞万提斯、切斯特顿、叔本华、波德莱尔、卡莱尔、H.G.威尔斯、尼采、斯蒂文森、爱伦·坡、惠特曼（德文译本）和《一千零一夜》的作者。
他宣布《一千零一夜》是他最钟爱的作品。年轻的博尔赫斯将这部阿拉伯风格的作品风情万种的伯顿版译本读了又读，清楚地发现了一桩他以前从不知道的事，那就是他极有可能被排除在“性”之外。家中其他成员显然也注意到他的羞怯无知。豪尔赫·吉列尔莫好色成癖，一直依赖而又不断背叛他那个性很强的妻子，他觉得孩子受的教育不够完整，在回阿根廷之前，必须让豪尔赫·路易斯去逛逛欧洲的妓院，并对这件事作了安排。但糟糕的是，这一课不是轻易就能掌握的。广泛和爱冒险的阅读不一定能应付放荡的冒险和女人。豪尔赫·博尔赫斯铩羽而归后，在家里安顿下来，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他从此一直忠诚地陪伴在他那不平凡的母亲莱昂诺尔身边。
第一篇散文题为“个性的虚无”，开宗明义的第一个词是“意向”。用了整整一段文字加以阐释。那简直是一节华丽的前奏，一发炮弹。我们看到了一篇宣言：作者要“推倒目前普遍给与自我的异乎寻常的卓越地位”，代之以“对上一世纪传承下来的唯心理学理论怀有敌意的美学观点。”
这种口气可以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毕竟是宣言迭出的十年。博尔赫斯曾在西班牙呆过；他以极端主义者自居，并根据极端主义的观点进行创作。他的非小说作品集以这种方式开头颇有讽刺意味，并显示了编者的风趣。因为没过多久，博尔赫斯就认识到成功地攻击自我和个人崇拜必然会产生贬低意念的作用，因为意念是自我最明显、最有力的表现之一，他在后来的一篇散文中写道：“在艺术领域里，没有什么比作者的意念更处于次要地位的了。”谈到文学领域或其他方面的成就时，他喜欢引用“几乎无意识地”或者“没打算料到他竟然会这样……”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结束一篇文章时说：“像《神曲》这样伟大的作品不是一个人的孤立或者任意的心血来潮；而是许多人和好几代营造的结果。”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小说作品选》开头如此简洁阐述的意念一直是博尔赫斯本人日后成就的忠实写照。他得到了本来想要的东西。他的堪称楷模的谦虚在这些散文中随处可见，受到认识他的人的交口称赞，却是“有立场的”谦虚（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形容词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谦虚，是坚定不移的“自我谦避”的毕生计划的重要部分。不论我们是否认为那个计划同博尔赫斯的社交和性能力的欠缺感，或者他中年之前在感情和经济方面一直依赖母亲的事实有没有联系，那都无关紧要。
2
经过七年在欧洲的个性形成阶段，博尔赫斯于1921年回到阿根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的父母对他说，他可以在家里写作，没必要上大学，也没必要找工作。于是他阅读，写作，结交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同一些不打算和他结婚或做爱的富裕的年轻女人厮混。她们越是不打算爱他，他越是有时间阅读写作。父亲病倒去世后，年近不惑的博尔赫斯不得不出去找份工作。他在一家名叫《家庭》的杂志社担任专栏作家。后来，他迫于无奈，接受了一个人浮于事的郊区小图书馆的小职员工作。他在图书馆呆了九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下室里阅读写作，尽量避免和同事们接触。最后，他四十多岁时，认为遇到了他生活中的女人。他和埃斯特拉·坎托在温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上散步，每隔一段时候就在电话亭打电话通知他母亲，说他很快就可以回家。当埃斯特拉拒绝了他的求婚时，博尔赫斯更加紧了阅读和写作。
结果相当可观。维京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博尔赫斯作品三个主要类别——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的选集，每一个集子都在五百页左右，新的散文集在全部多达一万二千的篇目中只收集了一百六十一篇。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个集子只有极少数几篇超过六七页。长篇巨制对博尔赫斯说来几乎格格不入，因为写作似乎带有强制性。重温最著名的小说集《虚构集》和《阿莱夫》中的一两个情节，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现象的起因，以及博尔赫斯最终发现的“对唯心理学理论怀有敌意的美学观点”。
某个写过一些零星哲学文章、评论和诗歌作品（他“可以看到的作品”）的名叫皮埃尔·梅纳尔的作者，把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逐字再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他不是要抄袭，也不是要融入塞万提斯的世界，而是“通过比埃尔·梅纳尔的体验来接近这个故事”。“只要我不死，就能完成。”他说。实际上，我们仅仅看到他成功地复制了原文的一个片断（如果他为避免抄袭之嫌，不肯再看一遍《堂吉诃德》，那他如何复制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他写道：
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件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警戒，未来的教训。
令我们钦佩的这位叙述者评论说，在塞万提斯笔下，那些具有特定时代特点的文字十分平庸；出自梅纳尔笔下就不同凡响了。“孕育真理的历史，”这种想法令人惊讶！梅纳尔是和威廉·詹姆斯同时代的人，他这么定义历史：历史不是对现实的探索，历史正是现实的根源。
有趣的是，这篇小说本身的含义和人们对这篇小说的阐释一样清楚易懂。如过梅纳尔真能再造出塞万提斯的文字，那么个性特征未免太肤浅了。“人人都应该具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我相信他将来是这样的。”历史远不是“真理的孕育者”，而只是一团混乱。我们都能写出任何已经成文的东西。假如我现在能在《堂吉诃德》中看到一段皮埃尔·梅纳尔受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影响而赞扬军人生活的文字，那会多么有趣！博尔赫斯聪明过人，不在态度问题上争论不休，浪费时间，而是用异文合并的方式令人叫绝。相互之间最不相干的作家神奇地被重叠起来。人是有共性的。博尔赫斯倾向于挖苦一种他觉得投合他脾胃的情况，也许皮埃尔·梅纳尔正是一个典型例子。
比较正统的观点认为是博尔赫斯给虚构小说带来了种种创新，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大家更易于认为是他想出了一种办法，以此消解了近六七百年来对虚构小说进行创新的所有手法。令人困惑的个人责任感必须随同我们的现代唯名论和我们对历史和个人特点的天真信念一起消失。在《巴比伦彩票》一篇中，我们发现人们遭遇的一切凶吉祸福并不是他们的心理特点或者人际关系的结果，而是一套极其复杂的国家彩票制度的运转，每个公民定期自动加入这一制度，投注得到的赔付不是金钱，而是各种难以想象的乐事、灾难和单调乏味的事情。巴比伦人生活的任意性使他们有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经历，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正如所有的巴比伦人一样，我当过总督；正如所有人一样，我当过奴隶；我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受过屈辱，蹲过监狱。”个性的偶然因素又遭到忽视，没有决断，没有责任，没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自我。
《永生》一篇中情况相同。一群人得到了永生，从而丧失了对生活的任何兴趣，因为在无限的时间里，他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吉凶祸福。任何特定的行动都失去了重要性，因为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行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行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因此，“精神或者智力的长处”不复存在。荷马忘掉了他的希腊文。记忆有什么意义？
博尔赫斯通常热衷于消除我们生活中一般被认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强调那些荒唐可笑和可怕的后果。正如任何鬼怪故事一样，《永生》的令人不安的力量来自那个未言明的信息：即活着和有事可做或者死去都胜过乔兰所说的“完全脱离了时间”。寻求并得到永恒生命的《永生》的叙述者现在企求恢复为常人，一千六百年后他如愿以偿，欣喜万分。证明最终死亡的疼痛如今成了快感：
我悄悄地看伤口缓缓渗出一滴血，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我又成为普通人了，我重复说，我又和别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
《阿莱夫》的模式相同。叙述者见到各地风光同时交织的景象，看得瞠目结舌，他迫切需要忘掉这一切，以便回到正常状况。自我一再寻求无限的延伸，达到了目的，惊恐之下，又回到“平常”世界。
从另一方面来说，平常本身并不是博尔赫斯想写的状况，但他希望探讨它的对立面所牵涉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他所处的“平常”状况太没有吸引力了。丑恶的法西斯征服了欧洲。阿根廷官方声称保持中立，骨子里却是支持纳粹的，庇隆主义十分嚣张。埃斯特拉不再陪他散步。博尔赫斯的衣服仍旧由母亲替他买，但他不喜欢母亲雇用的侍女。图书馆的工作难以忍受，更难以忍受的是1946年博尔赫斯由于发表了反庇隆的观点而被解职。他没有经济来源。他和好朋友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合写的侦探小说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们带来的揣测和困惑多于稿酬。博尔赫斯为了谋生，不得不靠讲演取得收入，他发觉自己不能在大庭广众中发言。为了克服长期形成的腼腆习惯，他必须去看心理医生。不用说，那位心理学家具备一些有用的弗洛伊德的学说，而博尔赫斯在那篇题为“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的小说里，只用一行文字就打发了他。
《虚构集》和《阿莱夫》里的短篇小说，如果单独评价的话，可以说篇篇精彩，令人眼花缭乱。可是，如果一篇接一篇全部读下来的话，却有点沉闷。凡是自我没有同无限接触，并且得到危险的延伸时，我们便看到了《神学家》和《决斗》之类揭露人们吹嘘个性的讽刺作品。我们初次听说两个不共戴天的敌手直到临死时才发现他们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不禁大为震惊。这里含有深刻的省悟。相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时，我们赞赏作者处理这一情节的才华、异乎寻常的机智和博大精深的哲理。两个敌手是基督教早期的学者，或者是阿根廷画家，或者是高乔刀客。后来他们成了高乔刀客。在以后的短篇小说里，我们第五或第六次看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要人物具有神秘的同一性时，我们知道博尔赫斯实际上已经排除了长期讲故事时十分有用的多样化社会的概念。现在只剩下两种情况：此时此刻的单一自我和古往今来的全体人类。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一样的：在人类所有经验的同一性中，任何对抗都一笔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