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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基夫的二人世界
作者：罗克萨娜．罗宾逊
乔治娅对他着了迷。
他们的年龄差异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她完全接受他现在这个样子——阿尔弗雷德依然魅力无比、富有活力。她毫无掩饰地向他表示爱慕，让他的家人看了都不好意思，比如，她会拍拍阿尔弗雷德的面孔，天真地问：“瞧他可爱不？”
乔治娅平静、沉着地绕开他尖刻、顽梗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她不完全当他一回事。她逗乐的能力在他们的共处中对她很有用，这是个他们俩都承认的事实。“她的笑声让人振奋，”阿尔弗雷德写道。专横只有在被当成严肃时才管用，而幽默是瓦解它的第一武器。乔治娅对他的专横并不以为然。她发现施蒂格利兹的古怪只是骗骗人的，她意识到在他需要控制一场争论背后的焦虑和脆弱。“当我确知我正确时，我常常可以消磨他，但我很少跟他争辩，他是那种人——你要是不同意他，他就能被彻底摧毁。”
乔治娅那种欣赏而不判断的能力使她能够爱阿尔弗雷德身上最好的一面。他是极好的伙伴，迷人而有创造力。“他的反应比我敏捷，”乔治娅坦言道。他热情、真挚，是个温柔、忠诚的情人，也是位忠实、敏感、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他对艺术和工作也很投入。“这种关系真的非常好，因为它不仅仅建立在情感需求上。我们都对对方做的事情感兴趣。”他们之间的纽带是最热烈和温情的，他们的艺术也随之在开花结果。
尽管乔治娅不在乎他们的年龄差异，可阿尔弗雷德却在私下里感到痛苦。他去野营地看望女儿时，与一位年轻的体育教练同住一个帐篷，“他——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有俊美的体魄——年轻——自信……我真的希望——为奥基夫的缘故——我有他那么一点点体格和自信。”
奥基夫对施蒂格利兹的支持就如同他对她那样：坚定、热诚、始终如一。
1919年，乔治娅以丰富、饱满的着色来画油画。这是个实验期，其作品互不相同。在“系列之一”和“音乐”作品中，奥基夫使用了大片令人心仪的玫瑰粉色和天蓝色，画面大而集中，由简洁、流动以及生物的形状构成。“音乐”系列使用了奥基夫反复使用的“洞孔”的意象。这个想法使她着迷，将它用在了她多数的抽象和写实作品中。《红色和橘色条状》（Red and Orange Streak）和“黑点”（Black Spot）系列使用了几何而非生态语言形式。流畅、清晰的形状与背景形成强烈反差。空间时而被涌起的或退去的色彩划定，时而不留一片色彩，空间被着意地变得模糊不清。深深浸染过的色彩——时常是暗色和刺目的：深绿色以及棕红色。强烈色彩的对照以及鲜明棱角和清晰、跳跃的形状营造出了扣人心弦的气氛。
同一年，奥基夫开始了以花为意象的创作，这将成为她作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她中学时代起，她就把花作为主题来描绘，但却将弗吉尼亚和德克萨斯的蜀葵花中的粉色和土气去掉了。她保留的第一组花的作品是色彩浓烈的猩红色百合花。既大胆又温柔，这些花用流动、融化的色彩，用书法般的笔触捕捉了它们开放时的瞬间、线条以及活力。
三个截然不同的主题——赏心悦目的洞孔的意象、庄重的几何抽象绘画以及强烈而大胆的花的形象——这些都是乔治娅反复使用、不断发展的主题。
施蒂格利兹希望奥基夫继续做黑白色的木炭画系列，因为他觉得这很强烈和自信。他的态度部分归于他们对色彩的不同意见。“他有极好的色彩感，比我敏感多了，”奥基夫坦率地说。“比较之下，我的色彩感过于明显和张扬，”她说。“我喜欢壮观的事物。”的确，猩红色百合花怒放着，而玫瑰和蓝色系列险些华丽得过分，然而此时的奥基夫不再胆怯，不再需要别人的指点，甚至不再需要像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兹这样杰出人物的指点。本着和平相处的精神，她画自己需要画的东西，别人要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假如我停下来去想别人会说什么——比如权威——会说什么……我就什么也做不了，”她说。
心系圣塔菲
在新墨西哥州……在那样一个世界里，生命被注入了强度，一种从生存的冲动中汲取的强度，并有一种神秘的信念静静滋养着这个生存。
——朱丽叶·席梅尔（Julie Schimmel），《新墨西哥州的艺术》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附近就一直吸引着艺术家们前来驻足——那里的光线很透明，空气很清新，当地的印第安人安静而沉默寡语。那里的风景和人有一种神秘的特质，对在那里产生的艺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其它西方艺术强调戏剧性、冒险性和活动性时，新墨西哥的图画则注重气氛和个性而非行动。”那里的光线质量以及夺目、生动的色彩难以捉摸、令人激动。1918年去过那里的画家哈特列写信给施蒂格利兹说：“这里很美，也很难描绘……这不是光线洒在物体上的地方，而是一个沐浴在光里的地方，因此这是个有形的地方，要表现新的光线很难。”
自从1917年第一次逗留圣塔菲附近，它就再没有离开过奥基夫的意识，对新墨西哥州的印象时时地、或是不期然地出现在她的脑海中。但直到1929年4月，她才重归新墨西哥，同行的伙伴是贝基。
对乔治娅来说，置身于高山、蓝天以及低矮、土砌的房舍的感受无以伦比。她的心像小鸟一样飞翔。她写信给女友说：“我再次来到了西部，它跟我记忆中的一样好——也许还要好——对它真是无可挑剔，除了一个事实——就是它对我来说是惟一的地方。”
她离开纽约时的身体和情感状况都很脆弱，贝基向东部捎去安慰的消息。“乔治娅有了很大的改观，”贝基写道，“她的气色已经很好了——所有的紧张都消失了，真正的安宁在流动。告诉施蒂格利兹这些——自从我们到了陶斯，她浑身没有一点疼痛和焦虑……她成了一个全新的女人。”
到了陶斯的第二天，这位焕然一新的女人便大胆地开始了一项危险的事情，来证明她新的独立性——学习驾驶。贝基高兴地汇报说：“乔治娅开得很好，她一点儿也不害怕。”乔治娅的行为显然是大胆的：第一堂课后不到一周，贝基激动地宣布她和乔治娅购买了一辆黑色福特车。经讨论，她们给她取名为“你好”。
到达陶斯后的第六天，她开始画画。高高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没有建筑物的遮挡等都给人自由的感受。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给布法罗的女友梅布尔的信中，她写道：“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这些日子对于我有多重要，可我觉得是这样。它们就像锤子，重重地发出声响。”
她将自己的感受融入这个崭新的世界。她首先尝试画树、木制的“圣塔女”和梅布尔用瓷做的公鸡。她的下一幅画似乎是陶斯的印第安人村落，是她在六月初开始动笔的。印第安人并不喜欢白人记录他们的生活和房舍，所以，乔治娅不得不付上一笔费用。
如果说这年夏天对乔治娅是种兴奋，对施蒂格利兹就是害怕。贝基五月份从圣塔菲写信给他，描述了乔治娅获得了“一股力量，它来自发现她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阿尔弗雷德沾沾自喜地暗示说整个注主意都是他出的，但他最后一些话流露出了他真实的感情：
至于乔治娅，当她自由自在时就总是成了另外一个人——一点也没有了平常的责任心——当她在宜人的环境中（乡村生活），以及当她真的受到激发，感觉好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去欧洲旅行是很愚蠢的事——可我没发表意见直到别人这样做了——我知道西南——就是她在的地方——正是适合她的地方——我以前就看出这迟早要发生……当然，我很高兴。明天你们俩离开正好三周了。
阿尔弗雷德努力要跟乔治娅的潇洒一比高低：他摆阔气，买了一辆崭新雅致的Victrola轿车，并且也学习开车。开始他还强打精神，六月份他从乔治湖写信给好友说：“乔治娅继续过得很开心，照我看，我充分意识到今夏让她来这里是多么傻。”可到了月底，他向伊莉莎白承认了自己的不开心。“自从我来这里，我一直在经受一种危机，”他写道。
乔治娅原打算七月一日前回乔治湖的，可没有如期回来。对此，阿尔弗雷德感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抑郁和乏味的情绪：“奇迹发生了。我想我终于没受到所有这些伤害……我无疑经受住了这两周地狱般的生活。”
三周后，他欣喜若狂地写到一种精神的再次联合：
今早我收到了乔治娅美妙的电报——她与我心有灵犀。一时间，我像在恍惚中——她要留在陶斯，画一段时间，然后很快会回来——如果我老老实实地保证照顾好自己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她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我们团聚时会是什么样的——她觉得我们重逢会比以往更美妙——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第一次纯粹的重逢！
可是，一周后他的情绪又一落千丈，变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焦虑，他担心乔治娅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给她的信里充满了悲苦和需要。好象这些信还不够似的，他还给她发电报，发出他痛苦感受的信号。
乔治娅和阿尔弗雷德之间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他们差不多每天都写，累积达一千八百封信件和电报。尽管数量很多，他们之间的沟通却不完满。因为多萝茜·诺曼（Dorothy Norman）（注：施蒂格利兹晚年一度迷恋她，为她拍了不少照片。）这个关键问题插在他们中间，那个夏天他们的交流显得表面而模糊。乔治娅的书信体在任何时候都是抽象的，不会触及细节问题，而施蒂格利兹对这件特别的事情并没有想得起来提及。她走后将近四个月，阿尔弗雷德依然没有意识到乔治娅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在搅扰她，或者他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了。
当阿尔弗雷德对这些苦思冥想时，乔治娅则已从城市的搅扰中解放出来，从每日眼见阿尔弗雷德的愚蠢中摆脱出来，她开始逐渐向一个新的、更安宁的方向改变。其中一个原因是预料之外的。乔治娅下决心理解和接受阿尔弗雷德的现状，她采取的态度既成全阿尔弗雷德，又解放自己。
我知道许多人——无论男女——都爱着施蒂格利兹——并需要他不得不给予的东西——我感到我要做两件事---我自己的事——以及帮助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事情做到位——说到帮助他，我有时是指——我不想碍他的事——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乔治娅承认自己的态度必须是互换的，她要施蒂格利兹让她过自己的生活，就要让施蒂格利兹过自己的生活。她决心不去用嫉妒来妨碍他，不去把他“往死里整”。这是一个明智、令人钦佩的决定。
8月25日，长期而艰难的分离终于结束了，重逢实现了每一种期望。“啊，七十二小时过去了，”阿尔弗雷德在给伊莉莎白的信中以无比喜悦的口吻说道。“乔治娅非常非常开心。你知道当她高兴时我会是什么样的。奇迹发生了。”他又说道，“乔治娅美极了。”乔治娅的情绪是超然的：“她光彩照人，”阿尔弗雷德五天后写道。“大家见到乔治娅都很高兴……我们的关系比以往好。”
乔治娅和丈夫一样喜悦。
回到我可爱有趣的施蒂格利兹身边真是太好了。他太好了，以致我似乎抽不出身去看望家人或做别的什么——看来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人——我真不知道当初怎么会离开他这么久。一切看起来都好极了——我感觉我必须醒来起床，发现这是场梦——这简直不是人间发生的事——他真好——很开心重新回到他身边……他在我看来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人。
至于他们的关系，乔治娅觉得：“多年来积在我心里的许多事正在调整——以及重新调整——对施蒂格利兹也是一样——当我们重逢时……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最美妙的事。”
充满喜悦和活力的阿尔弗雷德重操十年前的旧业：开始拍奥基夫。这一年拍的是乔治娅倚靠她那辆崭新黑色福特车的形象。她的头发整齐而庄重地向后梳理，黑色衣裳只在喉咙部露出一个淡淡的V字型。一只手神气地搭在臀部，脊背挺着，像西班牙的舞者。这一形象骄傲而具有力量，虽然面孔冷淡，但却很美。显然，这是摄影家喜爱的主题，他对她力量的着笔煞费苦心，也倾注了他对此的钦佩和珍爱。
十月底，阿尔弗雷德写道，“我和乔治娅真的想在这里过完整个冬天——可能去城里三到四周。”“大屋子”（The Room）已经关闭，阿尔弗雷德没什么特别原因呆在纽约。然而，彻底放弃都市生活对阿尔弗雷德来说是困难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他们决定不与纽约脱节。
“有时我觉得——乔也一样——我们应该与城市保持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只是去看看——所以三周内，我们会再度成为纽约人——也许会有一间新的“大屋子”（或更多“屋子”）——也许天知道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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