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与远东纠缠的西方作家们
作者：惠 民
安德烈·马尔罗、杜拉斯、奥威尔、奈保尔，四位的品性和人生履历差异很大，甚至完全不同，将他们归类并列有点滑稽。但，他们有相同之处，他们同是作家，欧洲作家，前两位法国，后两人英国（只是奈保尔的身份有点暧昧），他们又都来过远东，或旅游或生活，或探险或谋职，或一别不再或三番四次恋恋于此，为此，他们都作了著名的文学陈述。
有很多世纪，远东对于西方人是难以挥却的梦，是神秘的土地，是深邃玄妙的思想之井，是乐土，也是战场。借着坚船利炮，西方冒险家们蜂拥而至，索取、拥有、享乐、糟蹋，跟着而来的是文化使者，他们的目的与手段，似乎比较高尚，他们带来文化，也汲取文化，他们是文化考察者与传播员，他们力图做文化杂交的实验，他们的名字是吉卜林、康拉德、福斯特、毛姆、黑塞……
我选择的四位也应该在这个名单里面，不过，我觉得他们更特殊，他们与远东纠缠得更深，他们的生活和文学语境更复杂，他们离我们更近。
马尔罗：从偷盗文物到办报纸
安德烈·马尔罗：诗人，小说家，新闻工作者，艺术家，史学家，文化官员，对了，他还有个头衔：冒险家。马尔罗是颠覆者，不仅勇于颠覆传统的资产阶级的习俗和观念，他还敢于开自己的玩笑，将个人的前途押上命运的赌桌，他常常以天真的姿态戏弄命运！他的一生，一半是文学，另一半是传奇，即便是文学，也淋漓尽致地染上了传奇的色彩，他的很多作品都来源于冒险的经历，冒险是写作的灵感。因此，我们可以略带夸张地说，马尔罗光辉的文学事业起步于远东，在此之前，他还只是文学学徒，正是在远东的历险，在远东所遭受的东西两种文化的挤压撕扯和政治波澜，使他这么一颗年轻的浆果愈加成熟，愈加饱满，充溢着思想与文学的汁水，浆果终于爆裂……
1923年，22岁的马尔罗和年轻美貌的太太克拉拉出现在印度支那。他们的目的不是旅游，不是很“秀”的“文化苦旅”，也没有公干，他们的企图有点卑鄙，与崇高的文学无涉，听听克拉拉的自白：
“那么从暹罗湾到柬埔寨，沿着从扁担山脉到吴哥的‘王家大道’，有一些很大的寺庙，它们都上了文物保护的清单，但一定还有一些寺庙如今尚不为人知……我们到柬埔寨的某个小寺庙里拿走几件雕塑作品，然后在美洲把它们卖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生活上两三年……”
这岂不是偷盗文物？事实就是如此！这对结婚不久的夫妇能够扮演各种反差极大的角色：他们能为卢浮宫学校做讲座，能讲酒吧里的语言，能下愚蠢的赌注，能摆设圈套。现在他们居然要偷盗异国文物去了，真是敢想敢为。不过，他们之所以出此“劣”策，也实有苦衷。此前两年，两人投身于股票交易，将全部财产都变成了证券，他们冀望财产像正在充气的球一样迅速膨胀，为他们漂泊的艺术家生活和从容的环球旅行提供结结实实的保障，这也是投机和冒险，马尔罗喜欢这样，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真有点像个百万富翁。
打击，沉重的打击！覆水难收！他们破产了。
于是，他们把淘金的目光移向了神话般的远东，这对夫妇还是老脾气，总想一鸣惊人，又没耐心做持久的努力。
《王家大道》有着明显的自传色彩，马尔罗通过其中的克洛德说话。
克洛德：在从老挝到大海途中的森林里，有不少欧洲人不知道的寺庙……一尊小小的浅浮雕，随便一尊什么雕像就值三万多法郎……一尊浅浮雕，只要漂亮，比如说一尊舞女雕像，就至少值二十万法郎……
佩尔肯：你肯定能卖掉它们吗？
克洛德：肯定，我认识伦敦和巴黎最有名的行家，搞一次公开拍卖并不难。
佩尔肯：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危险的尝试呢？
克洛德：我可以回答您，因为我几乎已经没钱了，这是真的……在贫穷的重压下，我已别无选择。
贫穷是一个难以驳倒的借口。10月13日，这对夫妇登上了“吴哥号”轮船，驶向柬埔寨。1923年底，马尔罗和克拉拉出现在“王家大道”上，他们戴着头盔，身穿粗布衣，背着像机和水瓶，骑着矮小的马，四辆由水牛拉着的车笨重地跟在他们后面，十二个苦力陪伴他们同行。马尔罗觉得自己的好运气来了。三十个小时跋涉之后，他们果然在荒芜的山林里发现了一个倾颓圮的寺庙，梦寐以求的石雕就在眼前。
到处是石头，有的平躺着，整个一角几乎面朝天：这里荆棘丛生。一些紫色的陶土墙面上或者饰有雕刻或者没有，上面悬吊着蕨草；有的墙上有烧制时留下的古红色……坍倒的石墙下面是一些远古时代的、印度风格非常浓厚的（但非常美的）浅浮雕。
装车，赶快装车，然后，踏上归途。他们雇了一条船，准备将文物运出湄公河。12月24日子夜，马尔罗正在酣睡，一定是一场好梦，突然间，他被人粗暴地叫醒了，是三个警察，他们带了逮捕令。马尔罗被扣押了，这时，他对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了这次教训，下一次就有了成功的一切保证。”
马尔罗还算是幸运的，克拉拉迅速回到巴黎，运动了文学界的著名人士，他们愿意为马尔罗的聪明才智和文学价值作担保，1924年11月，马尔罗自由了，他回到了法国。
但是，仅仅过去几个月，人们又在印度支那看到了马尔罗桀骜不驯的身影，是的，他又回到了印度支那。这就是马尔罗，百折不挠的马尔罗。不过，这次他不是为文物而来，而是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他要在西贡办报纸，传达公正的声音。当时的印度支那是法属殖民地，法国统治阶层不仅专制，而且腐败，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充满了苦难和灾难。偷盗文物应该看作是马尔罗一时误入歧途，当他归正的时候，胸中又涌动着勃勃然的正义感。在过去一年的官司中，马尔罗已经感觉到了统治官僚的愚蠢、冷酷、腐朽。其实，在马尔罗自己看来，前后两次的历险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反差巨大，窃取文物是为了赢利，有了钱能够从事艺术和公正的事业，两者是鸡和蛋的关系。
马尔罗的报纸办出来了，名叫《印度支那报》，犀利是马尔罗的一贯风格，他大声疾呼，慷慨陈词，为“土著”的印度支那人讨公道。他向总督科尼雅克发起猛烈进攻：“您想独揽大权，为所欲为，这是办不到的。你只不过是孤家寡人，法国人民同印度支那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将审判您！”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罗接触到了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人，这种接触在不久以后就有了文学和思想的果实，《征服者》和《人类的命运》两部小说的灵感就来源于此。马尔罗曾夸张地说过，这两本书是“亚洲革命的新闻报道”。当然，马尔罗的这次历险又失败了，在总督的压迫之下，报纸办不下去了，马尔罗只得又启程回国。
杜拉斯：湄公河上的““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现在越南，不能说是自觉的选择。是的，她就出生在这里，时间是1914年4月，她的父亲是中学数学教师，母亲是位不引人注目的小学教师。他们是法国子民，在这里，他们是入侵者，享受着入侵者的优厚待遇。
然而，在杜拉斯7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大厦的顶梁柱折裂，风雨飘摇。小孩子们却觉得并不坏，他们不需要维持资产阶级装模作样的面具，可以自由、野蛮、冒失而无拘无束地生活。他们同土著的孩子一样，爬树、摘果子，撕破了衣服，尽管母亲责打、训斥他们是“肮脏的小越南人”，可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杜拉斯的童年就是这么度过的。
母亲是倔强的，她要自立，要有自己的土地养活孩子。她投入了全部积蓄，向殖民总局提出购地申请，她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她们家在海边有了一块二百多公顷的土地。平房盖好了，水稻种上了，绿浪滚滚，一望无际，收获在望。不曾想，太平洋的潮水涌来了，毁坏了稻谷，冲走了房屋。母亲不认输，又种上了稻子，可潮水像甩不掉的噩梦一样，又来了。很显然，他们家是受骗了，殖民当局里的坏蛋卖给他们的是一块根本无法耕种的土地。很多年之后，杜拉斯写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表达了对母亲的复杂感情，有敬意，也有埋怨，母亲带给他们的是一种动荡不宁的生活，她不喜欢母亲的“专制”。
杜拉斯长到17岁上，顺利通过了中学会考，她要到西贡读书去了，她跨出了门槛，自由了。自由带来了遐想，带来了可能，她期望用女人的心思和肉体，邂逅种种可能。
生命中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她度完假回学校，在轮渡上，湄公河是古老的，怪异的，也是丰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与湄公河热闹无比的景象相比，这里的场面是独一无二的，黄种人和白种人，富人和乞丐，汽车和手推车，都装到同一条船上。对比与混杂产生了奇异的趣味，杜拉斯知道，她一生都不会再看到如此神奇的河流，她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旅行对她一生有多重要。一个男人从黑色轿车中走了出来，他是中国人，手上戴着钻石戒指，一个百万富翁。他走上前很自然地跟杜拉斯攀谈，谈巴黎，是的，他在巴黎学习过，他怀念法国的生活。他是杜拉斯期望中的男人吗？可能是。他姓李，李云泰，一位达官贵人家的三公子，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财产，他的居所如王宫一般，却又没有纨绔子弟的轻浮，他文质彬彬，是绅士。这个人会给杜拉斯期望的一切：金钱和做女人的体验。命运已定，在所有的人选中就选择他吧，她跟随着李，无需再去等待，无需在踌躇中感到不安，终于盼到少女时代的结束。他们在堤岸一个无名的包房里做爱，杜拉斯对此感觉很好，但又无法理清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几乎没有语言交流，没有誓言，没有许诺，正是肉体的力量使他们完全沉浸于享乐中。爱情在一年半时间里秘密进行，没有节外生枝，保持着原始的朦胧状态。
这段故事是刻骨铭心的，杜拉斯永远也没有摆脱它，也不愿意放弃，她始终珍藏着，她反复用文字呈现这个故事，久久回味。到了1984年，杜拉斯70岁了，她仍不忘记朝花夕拾，写出了《情人》，回忆与情感的闸门彻底打开，她不再需要隐瞒，不再需要文学的矫揉造作，杜拉斯说：“这时没有任何编造的东西，甚至没有编造一个逗号。”
童年，少年，印度支那，是杜拉斯一生的灵感。
奥威尔：缅甸的警察生涯
奥威尔19岁，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去缅甸做了五年警察。在当时，这还算是比较体面的职业，年薪444镑，另有奖金。年轻的奥威尔对缅甸之行满怀憧憬，他以为这将是精彩的冒险经历。（虽然，他出生于孟加拉，但，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开了，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孤独、痛苦和内心的矛盾。
1922年10月27日，奥威尔乘坐“赫里福德郡”号轮开始了从肯伯郡到仰光的30天航程。这对于他并无任何浪漫，更无艳遇，他的目光偏向了另一面，船是一个微型的殖民主义世界，他看到了工人的悲惨状况。有一天午饭后，他惊讶地发现一个低级工人在甲板上疾跑，为的是藏起一块偷来的奶油布丁。这一幕就在眼皮底下发生，是那么具体，那么触目惊心，“这比我从六七本社会主义小册中学到的更多”。
船到达锡兰后，冲入视野的是野蛮的暴行：
我乘坐的班轮停泊了，照例有一大群苦力拥上船搬行李。几个警察——其中包括一个白人警官——在监督他们工作，有个苦力笨手笨脚地搬起一个长长的铁皮标准箱子，以至于险些碰到人们的头，有人因为他不小心骂了他，那位警察眼一扫到这个人的动作，就在他屁股上狠踹一脚，踹得他从甲板这边摇摇晃晃冲到那边。有几个客人——包括女乘客——低声表示赞许此举。
奥威尔心生同情。他苦涩地预先感受到了他的警察生涯将是如何，他也看到了英国官员和平民的道德蜕化，他能避免这种蜕化吗？他没有很大的把握。
当时的英国虽然控制了缅甸，但这是武力控制，毫无民众与社会文化基础，一柄剑孤独地插在广袤的土地上。白人在这里孤立、无聊，他们被迫挤在白人俱乐部里打发时间。奥威尔后来在《缅甸岁月》中写道：“彼此极看不顺眼的人们夜复一夜地碰头，不顾一切地努力忘掉他们自身生活中的无聊……这间俱乐部不止是个娱乐的场所，而且是一种团结的象征。”奥威尔的笔调明显带着嘲讽，他不喜欢这种相互安慰的方式，讨厌虚伪的社交，他常常郁郁寡欢，一人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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