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对未来的纪念
作者：艾 兰
陆地，那漠然的缄默
大海，那顾自的喧嚣
都向我传达同样意义的讯息：--
超然、冷漠，我们顾自生存，你也同样独立
内心的寂寞犹如完好无损的绑带
将你束缚；我们并未将你束缚；
可是有谁，会把你从你的自我束缚中解救？
怎样的心会触动你的心？怎样的手才会触摸到你的手？--
我时而自傲，时而逆来顺受
有时，我会记起往昔岁月
当友谊仿佛并非遥不可及，
所有人，包括我，似乎并不那么冷漠，
敢情彩虹的脚下埋着黄金，
或者感到希望强烈，生命本身并不脆弱。
（注：选自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生命的历程》第一节）
陆爱民虽是个性情温和（有人甚至称之为懒散）的人，却也一直不闲。
他把自己有限的精力都投入到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让他感兴趣的几件事情上，即：看书、功夫片、他的儿子和抽烟。他起得很早，不会在任何事情上拖拖拉拉。他把钱也管得井井有条，滴水不漏。他不喝酒，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福。做起家务活来也不斤斤计较。
他在大学里教英语，备受同事们尊敬；而他的有些学生却觉得他有点古怪。他很能干，对自己的课题非常熟稔。但是他的某些行为方式却使他的学生们觉得他更像一个临时代课老师，而不是他们的英语教授。他对自己教授的内容和对象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真正的激情。如果学生翘课，他也不会坐立不安，似乎他的课程根本不存在任何长期的延续性。
陆老师，他的学生这么称呼他，注意到他的一些学生似乎喜欢这样：在学习“偶然的（haphazard）”这个词的时候，他要求某个学生用这个词造句，总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学习英语是偶然的。”
“是个偶然的过程。”他纠正她。
他们怎么认为的一点也不会让他紧张不安。他只是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在考试中束手无策，但是他们都拼命想学好英文。他知道他们能学得很好，无论他们在他的课上有没有听讲。
他读大学那会儿，情况可不像这样。几乎没几个学生想学英语，更没有老师能教英语。他是通过阅读来学习这门语言的。但是对文学的兴趣可无法激发今天的学生苦读。“经济回报在哪里？”他猜他们是这么想的。跟他不一样，他们并不是真的想了解布鲁姆斯伯里或莎士比亚。有什么理由要他跟他们分享对维多利亚时代风貌的兴趣呢？他们关注的只是《时代周刊》里的当代世界：商业、时尚、经济增长和美国的政策。
他对美国知之甚少。他总是说他对美国就像对现代艺术的感觉一样。好比一个孩子，现代艺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吸引注意力上面，但当你最终转向它时，它却无话可说。他知道他的看法跟大多数同龄人都不一样，跟他的学生也是如此。可是这年头独立特行不再像以前那么危险了。
陆爱民结婚已有四年光景，还有一个三岁大的儿子。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妈妈也很疼爱自己的孙子。当初陆爱民步入而立之年时，她给了他不小的压力，要他结婚。于是，就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他向一位多年老友求婚。他知道她喜欢他。他们经常拿这个开玩笑。他向她求婚时，她问他：“但是你真的爱我吗？”他回答说就强烈的程度而言，他认为他的感情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另一方面，与对其他女人不一样，他对她的感情在过去的这几年间一直持续稳定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这就相当于“爱”的话，那么情况还不错。他许诺他会做一个忠诚的丈夫，并不愁衣食。
私底下他这么认为，如果社会不是在婚姻这件事上如此蛮横无理，他永远都不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组建自己的生活。事实上，生活当中有不少基本的东西，就比如婚姻，从更深层次上来说，他觉得那些与自己无关。事业心、政党、酒精、非法勾当、共产党、手机，这些都是陆爱民唯恐避之不及的。对他来说，它们就意味着生活的转变，步伐的加快，赚更多的钱，与人交往，向前进。可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呢？
他的同事们经常劝他入党，因为入党意味着工作安全系数的增加、更有势力的关系网和日后的工作机会。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同样的气人却又无法反驳。
“我还没有优秀到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程度。我了解我自己。我有许多坏毛病。我又懒。我不想败坏我如此尊敬的党。”
当他回绝他们拉他入党的努力时，他总在想，英语里“革命（revolution）”这个名词如何由两个动词转化而来：“循环往复”（revolve）和“反叛”（revolt）。“革命”真的是跟过去的决裂，抑或事物只是周而复始？接着他就会想“革命”和“启蒙”（revelation）两个词是多么相似。如果中国经历的是一场“文化启蒙”，而不是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就不会有人遭受磨难，他的学生们现在也就不会如此迫切地追求物质利益了。
他的梦想之一就是能够拥有自己的时间，就像帝国时代的学者们，住在乡间，屋子里堆满书籍，看看书，散散步。他渴望过这样一种生活；他觉得他目前的生活方式——乘地铁穿梭往返、银行存款、批改考卷、开会、给孩子买衣服、写报告——这些都是过去五到十年里犯下的那个巨大错误造成的恶果。这个想法使他逃离现状去过隐居学者生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每当错误的转折发生时，他总是无法明察；或者是说他目前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由一系列错误转折造成的，可是他仍在不断犯这种错误，而且将来也不可能不再犯这种错误。他惟一能做的就是顺其自然，在可能的时候，抓住并品味不期而至的真正安宁和顿悟的时刻。
尽管如此，陆爱民继续沉溺在他的白日梦里。这种发自内心的愿望使他觉得自己以前肯定在什么地方过过这种日子。他能听到自己在乡间小径游荡的脚步声；他能闻到他梦想中的书房里红木家具散发的高贵气味。那才是他应该过的生活。事实上那也是他惟一能过的生活类型，此外的任何一种喧嚣的生存状态在任何层面上来看都是对世界的污染。
每当陆爱民陶醉于这种白日梦时，手里总离不开一支烟。他戒过无数次的烟，特别是在他儿子出生后，但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一嗜好对他来说永远是弄不清的两难。他知道香烟会榨干他的能量，严重影响他的健康，使他的大脑把一天划分成一个个两分钟的吸烟片断，而且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上吸烟都不会带给他一丁点好处。然而他就是喜欢。他从来就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让他迷恋于此，尽管他知道肯定不单单是生理上的癖好。他就是喜欢，喜欢整个过程：拆开一包新的香烟的感觉就像躺上一张刚铺好的床，烟一点燃，五官立刻兴奋起来；划着一根火柴或打着打火机的声音，看着火焰点燃香烟发出星星点点的红光；让人放松的烟草味；那味道，起初是不那么招人喜欢的，但是几秒钟之后，舌头就会屈服地松弛下来。最后，烟味冲过了他的喉咙，填满了他舒张的肺部，充盈着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它以薄烟的形态再次优雅地在眼前浮现时，他的身体已经因之完全放松。
同时，香烟和他纯净高贵的白日梦总是如影随行；而功夫片则开辟了另一片“没文化”的天地，让他不去想自己是个英语教授。他每周至少看两部功夫片。看片子时他有一个原则：死亡或性必须在前十分钟内出现，否则他就会换部片子。
李连杰是他最喜欢的影星。他扮相庄严，并据说是所有功夫影星里武功最高的。他的每个动作都恰到好处，每眨一下眼都能打撼动人心。每回看完这样一部电影，有一段时间，陆爱民会觉得他和周围世界似乎都发生了变化。就像那些在船上过了一天的人，他们在陆地上还会继续感觉到水波的荡漾；当他在楼底下大门口现身，沿着小巷走向大街，陆爱民总觉得自己就是李连杰。
在炎热的夏季清晨，他公寓周围的小巷里人来人往。三五成群的男人们坐在吱嘎作响的凳子上打牌。上年纪的妇女们坐在藤椅里观望行人走过；还有些女人在沿街砖墙上安装着的水龙头下洗菜。男人们只穿着短裤背心。白天的高温使不少人卷起他们的背心，露出腹部凉快凉快，或者干脆光着膀子。女人们穿着睡衣悠闲地散步。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大家都睡得很少。就像一个永恒的中断，酷热统治一切。
除了功夫片，陆爱民对中国当代文化毫无兴趣。他觉得中国文化没有一点新意，他绝不愿意去了解一个几乎每天都让他感到厌恶和窒息的社会或文化。
他认为汉语正在消亡，或者说至少是停止了发展；而中国历史被重写的次数是如此之多，你根本没有可能了解任何事实真相。
这个观点还和他相信“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身处其间，完全搞不清楚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的看法混在一起。就像你努力去看自己的鼻尖，或者不用把零钱掏出来看一眼就想算清楚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零钱一样。他能够感觉到当代中国，却无法形容它，这让他很沮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比之下，发展对英国文学和文化的热爱就要直接得多。对他而言，只是一个获取知识的问题。你不知道奥斯卡·王尔德生活在怎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就无法理解他的作品。陆爱民相信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获取到英国文学的知识，因为他与它之间保持着距离。他能够首先从某种宽泛的视角来看待它，然后再花上几年从不同的角度详细了解它。另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文化做结论是一件把你的个性和观点结合起来的事，和事实这一基础却没有多大关系，这让他觉得很不安。
陆爱民的爸爸妈妈就住在不远处的街角，他爸爸以前工作单位的退休人员都住在这儿。他爸爸不喜欢出门。他比陆爱民的妈妈大十岁，走路、说话都很困难。而他妈妈，恰恰相反，永远也停不下来。他去学校时，总是他妈妈过来照看孙子。他非常像陆爱民；而且这父子俩都喜欢被“姥姥”宠着，他们就是这样喊她的。在她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的时候，他们会忍受她唠唠叨叨的自言自语，对她温和的指责、偏狭的闲言碎语和家务方面的忠告充耳不闻。可一旦她闩上大门离开，他们就会面面相觑，脸上流露出相同的渴望：“只有姥姥才是我们的妈妈啊。我们不能整天跟着她真是件伤心事，但我们永远也不能告诉她我们的这种感受。”
甚至在他们结婚之后，陆爱民对妻子的感情也从来没有超出过百分之六十。他妻子清楚这一点，可奇怪的是这一点也没有减少她对丈夫的爱。他们婚姻当中这种内在的不平衡从来就没有达到过顶峰，因为她知道从一开始他对她就是这样的感觉，她从来就不认为这种状况会在结婚后的头几年发生什么变化。然而，假以时日，她相信联系她和陆爱民的纽带会一步一步加深的。这个问题没有被提上桌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一直公务繁忙，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是少之又少。作为一家广告公司的主管意味着她得早出晚归。一有时间，她都是陪在儿子身边。
她比陆爱民赚的钱要多得多，家里的三个成员对家里的状况都感到非常满意。姥姥对她的儿媳妇总是怀着一份歉疚，因为是她给了她儿子一个儿子和一份不错的收入，但是除此之外，出于某种原因，她尽量避免去考虑家庭状况。
1999年，陆爱民收到了夏洛特的一封电子邮件，这标志着支撑他生活的本来就不够稳定的平衡走向终结的开始。
夏洛特是个英国女人，前一年她在大学里教了六个月的英语会话。她和陆爱民成了朋友，那时她就建议等她回伦敦后，他应该来英国看看。他们并没有一直保持联系，但是现在她发来了电子邮件邀请他参加她的婚礼。她说他可以住在他们在北伦敦的家里。
起初，他不想去，因为得花太多精力来准备这次旅行。他没有护照，更别说签证了。他会被获准出行吗？他的课谁来代？无论如何，他都快忘了夏洛特是谁了。
到头来却发现事情比他设想得容易得多。护照很容易办，加上婚礼请柬、夏洛特英国护照的复印件、她未婚夫的特别邀请信；陆爱民将在三个月后从英国领事馆拿到签证。
他只不过要去一个月，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对他的第一次出国之旅感到忧虑不安。然而，并没有谁把这种焦虑流露出来，他们宁愿把这种情绪隐藏起来，而去讨论他应该在伦敦买些什么、应该给谁买等等。
在机场送别他时，母亲递给他一袋酱蛋、一些新疆葡萄干和肉脯。早晨他妻子上班之前，他们已经告过别了。
“等你大了，也许可以去英国上大学。”在向陆爱民挥手告别的时候，姥姥对她的孙子轻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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