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天才和他的天才夫人
作者：王青松 ：［美］ 斯泰西．希夫
纳博科夫夫人坐在讲厅的前排，而更多时候是坐在讲台上，她丈夫的左边。她很少缺课，偶尔还替生病的纳博科夫上课，而监考则总是由她独立承担。当丈夫在场时，她从不说话。人们对她知之甚少。每当纳博科夫提到她，总是俏皮地称她是助手，比如：“我的助手将把黑板移到另一边”，“我的助手将分发作业”，“或许我的助手能替我找到这一面”，“我的助手将在黑板上画个椭圆脸的女人”——指爱玛·包法利。而纳博科夫夫人都会照办不误。当然，这些“舞台说明”是不会出现在出版的讲稿上的。
薇拉·纳博科夫（Véra Nabokov）是位迷人的女性，头发银白，皮肤似雪花膏一般，身段瘦削匀称。她的头发与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脸之间的差异很富戏剧效果。像纳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描写克莱尔一样，她是“适宜于记忆的”，“被精巧地赋予一种易被人记住的天资”。而麻烦正是由此而生。当年康奈尔的同事和学生们说法是，她光艳照人，有君王般品质，气度优雅，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年女性”；她又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衣衫褴楼，处于半饥饿状态，是西天恶女巫（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 ）。人们会问这些学生和荣退教授一个明摆着的问题：纳博科夫夫人一次又一次到她丈夫课堂上都干些什么？在下面他们的回答之前应提醒的是，纳博科夫曾定义谣言是真理的诗化。
＊纳博科夫夫人是来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是杰出人物，不应漫不经心，滥用这种特权。
＊纳博科夫有心脏病，所以她护侍左右，随身带着一小瓶药，一有苗头立刻救助。
＊那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母亲。
＊因为纳博科夫对粉笔灰过敏——且不喜欢自己的板书。
＊为了驱走缠身的女生。(这是指在《洛丽塔》出版以前)
＊因为她是他的百科全书，如他有忘，旋即支援。
＊因他没准自己会说什么——也不记得都说过些什么——因此她必须把他说过的都记下来，以备他出考题时作参考。
＊他是盲人，她是导盲犬；正因为如此，他们有时会手挽手进校。
＊我们都知道，她是精通腹语术的人。
＊她的包里有支枪，可以保护他。
没有人知道考卷由谁来评，因而，当年的一些学生承认，他们经常对纳博科夫夫人微笑，妄想他们的亲近会在成绩上有所体现。通常是她在试卷上打成绩，尽管这并不说明她在教室里就是做的这事。她是教室里的神秘人物，对大家有种胁迫力。她的要求格外严格，但还不是专吃学生的女妖。事实上，纳博科夫确实有助手，其中一位回忆说，他曾批过一百五十份试卷，并按严格标准评了分数。在每份试卷都看了两三次以后，将它们送往纳博科夫教授办公室，满心希望能同这位伟人聊聊。纳博科夫夫人迎到门口，像哨兵一样站在他和她丈夫之间，接过那堆试卷，立刻将所有分数都提高到八十分以上，随即让他走人。
薇拉·纳博科夫与她丈夫是1923年在柏林结识的，当时她二十一岁。她生于圣彼得堡，是一位富有的犹太企业家的次女——当女儿与她未来的丈夫相遇时，他正处于倾家荡产的边缘。她一家很可能是1920年离开俄罗斯的。两人相识时，纳博科夫是位用俄语写作的诗人，年方二十四，而薇拉·斯洛尼姆（Véra Slonim）此前就知道并且欣赏他的作品。她曾有过文学梦，但很快就放弃了，如果1925年同纳博科夫结婚的那段日子不算的话。两人幸福地过着拮据的日子，薇拉靠秘书工作和商业翻译挣点钱。纳博科夫呢，用他的话说，则办“一人制女子精修学校”（注：指当家庭教师。）、当网球教练、做临时电影演员。到三十年代中期，时局清楚地表明：（1）他们不能回俄国去；随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点；（2）他们必须离开德国。他们在法国（主要在南部）度过格外艰难的三年后，去了美国。当他们如《说吧，记忆》末尾所描写的那样，登上小船之际，在纳博科夫夫妇身后三个繁荣的、神话般的世界毁灭了，而他们每次都如履薄冰，涉险而过。
薇拉·纳博科夫来到美国时三十八岁，儿子六岁，学起英语来很困难，丈夫也没有能找到长期工作的迹象。据传，他们当时身上仅有一百美元，就是它，纳博科夫夫人差不多全捐给了他们遇到的那位诚实的纽约出租车司机，其实，她只该付九十美分。她的双亲死于柏林，别的家人及朋友住在欧洲，陷于各自不同程度的贫困中。她的德语极出色，法语亦近于完美（可能是她的母语），但英语，她在日记中承认说，难以应付范围广泛的交谈。他们的寓所位于西八十七大街的一幢赤褐色沙岩建筑内，她记得是“一极小的公寓”。由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他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对这些熟悉的细节极尽宠爱，但在纳博科夫夫人看来则大相径庭，而她对美国家庭主妇的勤劳始终惊叹不已。她曾在给弟媳的信中说，夸张些讲，作为家庭主妇，与其说她糟糕，不如说令人恶心。
在移居的纳博科夫一家变形成为美国人，和弗拉基米尔成为康奈尔教员所花费的八年时间里，他们的日子同在柏林时差不多。纳博科夫夫人教一些由父母送来的不情愿的孩子学法语，他们的父母想尽力帮助纳博科夫夫妇，但发觉他们不愿接受恩赐。她还给哈佛大学几位语言学教授当秘书。她协助丈夫改写俄国文学讲稿，以便他能对付一周三次在威尔斯里学院(Wellesley)的讲课。此外，她还辅佐纳博科夫写作，如同两人恋爱以来所做的那样，又如《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的克莱尔那样。她是丈夫的第一读者；她还“趁热打铁”，润饰文章，尽管后来当学者们问及此事时，她都推脱得一干二净。然而，她的笔迹依然，薇拉恰似虚构的克莱尔，一边拿起打字机上一页纸的边角，一边说：“‘不，亲爱的，在英语里你不能这样说……比如’，她会说——随即提出一个精确的说法。”（二十六年后，纳博科夫在描述薇拉在他的文学生涯中的作用时，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仿佛引自自己的小说。）她把丈夫的文稿送给出版商，打字并检查讲稿。曾几何时，她还插手当起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鳞翅目馆实际上的馆长。到美国几个月后，在将第一首诗作交给《纽约客》杂志时，纳博科夫曾谈及自己“在运用一种崭新的语言时遇到的巨大困难和苦恼。”而同时，纳博科夫夫人的英语正稳步发展，变得更流利，然而时常仍有点僵硬，这即便是在她给俄国朋友的回信中也常出现，而她声称写起俄语来是轻而易举的。
在刚到美国的几年里，同出版商们打交道均由她一手操办。一部分是因为纳博科夫要在博物馆研究蝴蝶或在威尔斯里学院讲课，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要故意的设计。（纳博科夫曾吹嘘说，他从未学会诸如打字、驾车、说德语、寻找失物、接电话、折叠地图、收拢雨伞及同市侩打打招呼等事情，由此清单很容易推断出纳博科夫夫人一生都做了些什么。）许多信的开头都是：“弗拉基米尔开了头，但不得不赶去做别的事并嘱咐我替他写完。”她竭尽全力保证她丈夫不问世事，只专心于艺术，免使他遭受他笔下那些被各种激情困缚的人物的命运。天才专事创作，不管生活，为这一点，纳博科夫夫人时常要向家人们解释，因为他们写给她丈夫的信均交由她来回复。这使得关于信件的原作者问题出现可想而知的混乱;越久越糟。
两人的身份在书信中以十足的纳博科夫式的方式变得模糊不清。来信称谓五花八门：“亲爱的弗薇”（ 弗拉基米尔和薇拉英文分别是Vladimir和Véra，缩写均是V，所以有“DearVVs”。）“亲爱的薇瓦洛佳”、“亲爱的作者及纳博科夫夫人”。纳博科夫小说的许多典型特征——幽灵、模仿者、连体双胞胎似的双关语、镜像、扭曲的镜像、窗玻璃上的影像，自我戏仿——都自我宣告了纳博科夫夫妇独特的处世原则；这种原则同作品一样，给人一种相应的感受：一种由令人困惑的、华丽的、内在的揶揄造成的谦卑。
五十年代，薇拉给一位威尔斯里学院的密友写信说：“有人请弗推选一位古根海姆奖金候选人，我想我写了一封得体的信，列举了你出众的条件。当然，信末是他签的名，反响很热烈。”这种代词运用上的探戈舞，或称纷乱，起到了极好的效果。有两种声音可供支配，夫妇俩可以调和自己的看法，或作剪辑般的双重处理。纳博科夫夫人在致信出版商时说，她丈夫认为她该暗示他们做些广告——大型的，大量的广告。而同时，她又装作他身居远处，他的判断更神圣：“我丈夫请我转告，他认为《尤利西斯》是本世纪至今最了不起的英语小说，但却讨厌《芬尼根的苏醒》。”当她需要一个更加中立的腔调时，她就以捏造的康奈尔大学秘书J.G.史密斯口吻写信，两人则共享纳博科夫夫人的笔迹。
通常是她替丈夫写信并签他的名字，但这么做一般都较明显。然而纳博科夫也伪装成薇拉：许多信由他用第三人称来写，用他妻子那种干巴巴的口气，并留待她去打印、签名。他愿借用她的身份，她则从不那样做。因为他妻子是站在他一边的，他可用第一人称复数来讲话；也因为那些信通常都不是写给纳博科夫的，而是关于纳博科夫的，所以，一个纯粹的他者诞生了——叫VN，某个甚至不是纳博科夫的人。他乐于解释，那位活着的，喘着气的，正在用早餐的纳博科夫不过是作家的穷亲戚，并高兴地称自己是“那种我在蒙特勒（注：蒙特勒，瑞士西部城市，旅游、疗养胜地，纳博科夫晚年即居住在那里。）常常塑造的人。”在许多方面看来，这个远不可及的VN是薇拉·纳博科夫的产物。纳博科夫有什么方法再塑一个浮雕似的他我呢？由于薇拉的帮助，真正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消失了；仿佛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即将参与联邦证人保护议案一样。这种精妙手法在另一个虚幻的镜子式诡计中达到顶峰（相称地叫做《失望》）；在蒙特勒，人们谣传，薇拉·纳博科夫是她丈夫的代笔人；因为来谈生意的人总见她在伏案工作，而从不见他这样做——他要么躺在床上写，要么站在讲桌边写，要么在浴缸里写。
薇拉·纳博科夫在文学中位于何处？处处在又处处不在。她更多地是缪斯，而非模特：是她的影响而不是她的形象振翅于书中。她不是直接的作者，而是启迪和鼓舞力量；她在《说吧，记忆》原初书名中出现过（叫《确证》，带有纳博科夫十分喜欢的两个“V”字），而且，几乎每部小说的题献页上都理所当然地是她的名字。操纵之手较之作为缪斯的露面要更容易在文字上被确证：尽管纳博科夫在接受采访时只承认后一点，而且布莱恩·鲍伊德（Brian Boyd,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著名的纳博科夫研究专家。）在其著写的杰出传记中曾详细地论及。《说吧，记忆》曾被当作献给薇拉的颂礼来读；多年后的《瞧那些丑角！》则更大声地召唤人们作同样读解。
当然，纳博科夫最丰产的时期是刚结婚后的那些年。1925年到1935年间，他像患了热病似地写作。当薇拉·斯洛尼姆见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时，他是位诗人；婚后几个月他完成了首部小说，不到十年，他的第八部小说也完成了。1924年，他记下一个梦，梦中他在弹钢琴，薇拉在身边翻谱子。四十年后，他做了个类似的梦，他在向薇拉口述一部小说，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以便他突然间的口若悬河会使她“又惊又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清楚地看出她在指导他的工作，同在康奈尔时用手牵着丈夫去教室一样。1944年，纳博科夫更多的精力不是用于创作，而是做鳞翅目昆虫学研究，他致信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说：“薇拉就我的小说和我郑重地谈过。我恼怒地把它从蝴蝶学手稿下往外一抽，发现两点，首先它是好东西，第二是开头二十页至少可以打印、投稿。将会很快写完的。”（这篇小说即是后来的《从左边佩带的勋带》，威尔逊读后，回信写道：“我仅可能的评价是，你有时写了些复杂的难句。”）我们知道，当丈夫宣称要写一部关于连体双胞胎的长篇时，她曾强烈反对，他遂改之为《双体怪物的生活片断》；为了写《说吧，记忆》，在纳博科夫恳求下，她追忆并写下了儿子迪米特里的幼年生活。翻译普希金作品的宏伟计划也是在薇拉的鼓动下开始的。纳博科夫对现有的译本十分不满，她就天真地建议他自己试一试。于是，她与托尔斯泰的妻子展开了最激烈的较量。她虽没做到将《战争与和平》誊抄无数遍，但她确实打印了三千页的《奥涅金》的译稿，并花费大量时间研究那些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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