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我的传记备忘录
作者：亚当．海斯列
海斯列在几次访谈中都提到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称他是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他深受特雷弗、乔伊·威廉斯（Joy Williams）和艾丽斯·芒罗（Alice Munro）的影响。对于长篇，他自称欣赏口味广泛，相较而言对福克纳、乔伊斯、伍尔夫、詹姆斯和曼等现代主义作家更偏爱些。
亚当·海斯列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中学时，随家人迁往父亲的故乡英格兰。之后，他又随丧偶的母亲返回美国。他的父亲生前患有躁狂抑郁症，有时严重到无法工作的程度。在《我的传记备忘录》中隐约可见海斯列的经历，是一个很有力度的故事，讲述了人与人的疏离；人在内心如何寻求认同；人对某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家人、性取向、疾病、记忆等——表现出的无助和自欺。
03年夏，亚当·海斯列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去往纽约生活。
--译者按
有两点事先声明：本人痛恨大夫；平生不曾加入任何心理救助组织。而今七十有三，秉性坚定不移。精神疗养院活该在凄山冷雨里干等，休想让我沾手他们的蛇油膏，休想让我听小我半辈子的人胡说八道。老夫在诺曼底战场上杀过德国鬼子，申请过二十六项专利，娶过三个女人，活得比她们谁都长，眼下还正是国家税收署的调查对象——他们想从我这儿刮点油水，就和夏洛克想得到他那磅肉一样机会渺茫。政府官僚都思路不清。本人，正相反，清醒得很。
比方，你想，我现在一路驶入洛杉矶湾的这辆绅宝轿车是怎么到手的：斯科特斯德一个侄女借给我的。你想她还见得到这辆车吗？不太可能。当然，借的时候，我是一心想还的；兴许过几天几星期，我还会那么想。不过眼下，让她和她丈夫还有三个孩子统统见鬼去吧。他们隔着饭桌看我的样子，就像我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专来讨他们嫌似的。我比那几个孩子强多了。他们是勺子喂大的多动儿，是私立学校的产物；他们的眼里写着：把我缺的都给我。我本想给他们念一册有关世界史、移民、饥荒和战争的书。可是他们大而无当的家里，满书架尽是些明星陶像和明星传。一切都让我郁闷不堪，好在我离开了。
一周前，我带着去看我儿子格拉姆的想法从巴尔的摩出发了。最近，我老想他，想起我们在老宅子的大车库里共度的时光，想起有他做我观众的时候灵感来得有多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我心想何不顺道也和其他亲朋好友叙叙旧呢，于是计划以女儿琳达在亚特兰大的家作为首站。可等我到了才发现她早搬走了。我打电话给格拉姆。一听是我，他吃了一惊，等缓过了神，他说琳达不愿见我。我又坐着长途车千里迢迢来到休斯敦，我弟弟厄尼除了和我共进午餐，再不肯赏脸。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这次心血来潮的重逢计划很可能得不偿失。斯科特斯德之行没有改变我的判断。这些人自以为还有机会，以为我会再来。事实上，我已立下遗嘱，对我的专利遗产做了安排，而现在我正要给为我立传的人列几点注意事项。几十年后，等我的成就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凭此澄清若干问题。
富兰克林?考德维?辛格，生于1924年，马里兰州巴尔第摩市。
某德国机械师与某银行职员之女的后代。
本人被“弃留”巴黎后精神失控之说实系某见习军医不满本人熟谙诊断手册杜撰而成。在卢浮宫挂满鲁本斯画作的展厅里裸舞一事其实早于那之前好几星期，再说那也是为了呼应当时其他庆祝活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程学学士、博士。
1952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电疗。为此，我将永不、永不、永不原谅父母。
1954-1965年，伊士特曼·柯达实验室研究员。与国内众多机构如出一辙，人才在那里遭受排挤。本人因指出管理架构的缺陷立即被解聘。两年之后，本人获一项快门系统专利。最终，柯达因研发失败，购买了该项专利（时任产品开发副总裁的阿契·万德利尼与其千金的闺中好友当时确实正打得火热。对此，他本人一定另有说辞。留心他撒谎时左肩抽动的迹象。）
至于一切后续症断——你听我说，数量还很可观——都是两股势力，两股恶毒势力的产物。1）精神分析机构自上世纪起欲将非主流重新界定为疾病的企图；2）本人多位家庭成员欲将本人置于受控境地甚至失去活动自由的愿望。
电动面包切片机实系本人创意，在切维蔡斯（注：马里兰州一处地名。）一家小饭馆内被一名男子剽窃。该男子扮成驯鹿模样，怎料他是西屋电气雇员。
所谓我对1988至1990年间诸事彻底失忆，所谓本人认定艾德·密斯（注：曾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仍是司法部长直至近日才恍然省悟一事，不应归咎于传言中本人的偏执性失忆。实则我第三任妻子在本人咖啡中擅自加入安定药的后果。任何有关离婚协议的传言都不可轻信。
我按响了格拉姆在威尼斯（注：洛杉矶一地名。）的住处的门铃，一个二十八九岁、肌肉凸显的犹太人开了门。他显得很紧张，说：“我们以为您明天到。”我就问他他们是指谁，他说：“我和格拉姆，”接着又急忙补充：“我们是朋友，您知道的，一般朋友。我不住这儿，我只是过来借用电脑。”
我惟一的反应是：但愿这家伙不是来找表演差事的，因为我一眼就看明白了我儿子是同性恋，而且那副模样昂贵的眼镜让这位穿了帮。这类事以前军队里常有，而且我早就知道他们什么样的都有，不只是人们想象中男同性恋的形象。不过，我还是愣了愣，二十九岁的儿子竟然没想过对我透露他是个“水果蛋糕”（注：同性恋男子。）——这么说并无恶意——我当即决定见到他的时候谈谈这件事。“马龙?白兰度”从惶惑中回过神，去车上提下我的行李。他带我穿过后院，经过一棵枝叶茂盛的柠檬树，来到一个单间的小屋前，小屋里有只水槽，光线充足，让我一见倾心。
“这里不错。”我说，然后问他：“你和我儿子睡觉有多久了？”显然他把我想成了某一类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的老头儿——时刻准备摆出一副卫道士的架势。见他眼里受惊小鹿的神情，我心生怜惜，不再为难他。我连女人被坦克碾过的场面都见过，不会因为将来少几个孙子就情绪激动。我开始向他解释，形形色色的社会偏见都有悖于本人“启蒙运动”的理想——历经几百年断章取义已变了色的理想——我看得出格拉姆已将他的思想带入了家门。他的表情变得很耐心，他的笑容中渐渐透出无知的同情：可怜的老家伙一生受尽精神紊乱之苦，本月正常，下月异常，口出狂言仿佛指缝漏沙——对此我一向好言相告：去美国专利办查查富兰克?辛格吧。谁知道呢，这只火鸡也许以为“启蒙运动”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某项营销方案；我轻而易举就能给他上一课，但是算了，我说：“听着，你们两个睡一张床，我没意见。”
“这段车程一定把您累坏了，”他满怀希望地说，“您要不要躺一会儿？”
我对他说我能在我侄女的绅宝车上挂条链子，拖着车跑趟马拉松。他听得一脸困惑。我们重新穿过后院，一起进了平房的厨房。我问他要笔、纸和计算器，然后开始勾勒刚才我脑子里闪过的点子——我已经能感觉到格拉姆的存在——我想出了一种自行车，它能将下坡时产生的能量储存在小型电池内，并在上坡需要能量时通过手柄控制器释放能量。想到老龄化人群，想到提前退休带来的越来越多的闲工夫，这简直就是一座蕴藏的金矿。等格拉姆两个钟头之后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画满了四页纸，包括配置和模型预算。他走进厨房，身穿蓝色亚麻衬衣，公文包抱在胸口，看见我在桌前，他僵得像块硬板。我五年没见过他，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的眼睛下面有了眼袋，而且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我张开双臂去拥抱他，他向后退了退。
“怎么了？”我问。眼前是我的孩子，在加州一间奇怪的厨房里，对我充满警觉，他母亲的骨灰很久以前曾漂满波多马克河，我们共同生活的家什不是封存在箱子里，就是卖了。
“你真的来了，”他说。
“我发明了一种新的自行车，”我说，可是他的反应就像听到了什么最新噩耗。艾瑞克拥抱了格拉姆，当着我的面。我看着儿子把头靠在这个家伙的肩上，像列车上疲惫的士兵。“到时候会有自充式电池，”说着我又坐回桌边研究我的草图。
有格拉姆在，我的点子转得越来越快。他冲澡的功夫，我打开行李，调整了小屋里的家具摆设、把配置图纸钉在墙上。回到平房里，我问艾瑞克能不能借用电话，他说可以，然后他对我说：“格拉姆最近睡眠不太好，但我知道他其实真的很想见您。”
“当然，我不生气，没事。”
“最近，他焦头烂额的。也许有些事您能跟他谈谈……我想您也最好——”
“当然，当然，我不生气，”然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工程师、模型师；还有三家广告公司，号码是我在黄页上找的；还有美国退休者协会——该市场将是关键——在那儿的一位老朋友，我记得，有一次对我说他参加过环法车赛，想来他会了解自行车工业的情况，我还打电话给银行主管讨论财务，还有专利办、加州理工的物理实验室、离开巴尔的摩前一个星期我请去吃饭的女士，还有三家当地酒铺，总算最后一家答应送一箱“香槟王”上门。
“是找我的！”我大声告诉格拉姆，他正走出卧室去应门，感觉才不过几分钟呀。他慢慢吞吞，像被生命拖累着。
“这是什么？”
“我们来庆祝吧！有个新项目即将诞生！”
格拉姆盯着账单，像读不懂似的。终于，他说话了：“总共一千两百元。这个我们不买。”
我告诉他一旦我的自行车试制成功，这点钱不过是施温自行车公司花在销售员身上的小钱；欧普拉?温弗瑞（注：著名电视主持人。）将骑上它出现在超级橄榄球赛的中场秀中。
“我爸弄错了，”他对送外卖的说。
最后我不得不走出去，隔着货车的窗户用信用卡把钱付了，那人竟天真地接受了，而我不得不自己把货搬进屋里。
“我该怎么办？”我听见格拉姆悄声说。
我绕个弯走进厨房，他们突然沉默了。在薄雾般的余晖中站着他们两个让人赏心悦目的一对。在我降生的年代，你可以因为他们亲嘴逮捕他们。接着免不了一场争论，一场因为香槟和我眼下心有旁骛而无心参与的争论，他向他母亲学来的那一套；只要摁动播放键，他深受传统蒙蔽的祖辈就会借他的嘴像演口技似的喋喋不休：你的想法是妄想冷静吧否则它会毁灭你吃药吃药吃药。他，我儿子，有副好脑子，从来如此，被某种冒失劲支使着，用眼神反击平庸，却身处一个对此不予任何鼓励的世界里，充满好奇心的小男孩变成了焦躁不安的男人。他一定忍受着周围人以貌取人的目光。可悲。我开始表述这些想法，以钻石般的精确度，却似乎越说越糟。
“我们就来点香槟吧？”艾瑞克插话说。“这事你们晚餐时边吃边谈。”
多好的提议啊。我从橱里拿出三只玻璃杯，从酒箱里取出一瓶酒，起开瓶塞，斟满酒杯，举杯祝他们健康。
我侄女的绅宝车在去晚餐的路上稳稳飚到了八十五英里。敞开车顶，雾气拂过我的头发，我很难听清格拉姆在副驾驶座上声嘶力竭地说什么。他大概担心吃罚单吧，为这驰骋的快感我乐意多罚一倍，外加小费。沿高速路一路飞驰，我眼前出现了一行自行车，依靠纯粹的脚踏动作绝尘而去，无声息地循环着动能。我们必须让环保主义者介入，这就可能带来研究项目的政府资金，带来一支游说大军挡开一切司法干预。在洛杉矶测试市场会增加名人推荐的机会，而我可能有必要就此创意产生的经过写本书，以配合第一批产品上市。就考虑明年上半年吧。当我们路经一座天桥时，广告的主打词闪入我的脑海：让每一次革新发挥成效。
餐厅里排着队，我想塞二十块钱给领班的，格拉姆不让。
“爸，”他说，“你不能那么干。”
“记得那次吗？我开那辆方向盘靠右的罗斯·罗伊斯带你去丽晶酒店，你告诉我说你三明治里的鸡肉嚼不动，我对经理说了说，结果我们白吃了一顿。你还画了一张你想要的树屋的图纸，启发我想到了储物箱的点子。”
他点点头。
“得了，你的笑上哪儿去了？”
我走到领班跟前，给他二十块，他却用滑稽的表情看了看我，我就骂他臭混蛋，假装清高。“你想要一百的？”我问，我正想再劳神和他周旋，格拉姆把我拉开，说：“求你，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