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逮捕，精神病院，法院
作者：约瑟夫．布罗茨基 所罗门．沃尔科夫
译者按：本章节译自《布罗茨基谈话录》。《布罗茨基谈话录》系根据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生前与文化史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谈话整理而成，凡十二章，内容涉及布氏的生活经历、创作，他与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英国诗人奥登、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关系；对上世纪五十～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文化交流、文化现象颇多精辟之见。本章系该书的第三章，中文译文长约一万三千字，限于篇幅，刊出时做了删节。
沃尔科夫（下文简称沃）：约瑟夫，我想向您打听关于1964年的审判，关于您的被捕和住在苏联精神病院的经过。我知道，您不喜欢谈这些，经常拒绝回答有关的问题。但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回忆列宁格勒，对于我，“布罗茨基案件”和审讯--这是那些年列宁格勒风景的一部分。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布罗茨基（下文简称布）：您知道，所罗门，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从来不把这审讯当一回事儿--无论是在审讯时还是在这以后。
沃：为啥这整个机器突然运转起来？为啥恰恰是列宁格勒，为啥是您？要知道，在1958年声讨帕斯捷尔纳克运动以后，苏联当局已有一段时间不曾策划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了。您认为应该怎样解释这一切呢？
布：说实在话，我迄今仍不热衷于这一点，也不曾思考过这一点。但是如果谈到这一点，在任何事件之后总站着具体的面孔，具体的人。是人在启动机器--比较起来，其实他不同于机器。我的案子就是如此。它是列尔湼尔所发动的，我相信他已魂归天国，因为他死了。
沃：是这位列尔湼尔，在1963年的列宁格勒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明确针对您的文章《准文学的雄蜂》吗？
布：对，他有着陈旧的“文学”趣味。
沃：您在1964年的被捕不是第一次吧？
布：不是，第一次被捕是在《句法》出版时--您知道，这是亚历卡·金兹堡的主意。
沃：这是在莫斯科出版的手抄诗歌杂志吧？似乎在五十年代末？那时是谁抓您--民警还是克格勃？
布：克格勃。说真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沃：那会儿他们想拿您怎么办？
布：这些人想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认为克格勃的这个办事处就像世间的一切，是统计员的牺牲品。即农民下田--他有一块地不曾收割。工人到车间--派工单在等着他。克格勃人员在上班--除却创始人或“铁腕费利克斯” （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877-1926），俄国革命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创始人。）的画像外，他们那儿啥也没有，然而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以证实自己的存在，对吧？所有这些生产都是因此而来。这多方面的一切是否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如此恶劣而产生，我不知道，是否列宁或斯大林是如此严酷，或者有鬼怪在这儿兜兜转？不，这只是官僚政治，纯官僚政治的现象--它完全没有审查的一级--用最多瓣的鲜花装饰和天知道在干什么。
沃：我总有这种感觉，克格勃是在纯官僚政治的基础上工作。
布：我想，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思想在原则上也就是面对国内外敌人捍卫革命的思想，--类似的思想多多少少是自然的。当然，如果接受了革命的自然性--一般来说，它就很不自然了。然而，这个不自然的产物带着时间找到了某一个毫不矫揉造作的自然的外貌，亦即征服了一定的空间。您夜间睡觉时，总会锁门的吧？这就很自然。契卡--这被认为仿佛是锁。您委派一个人值班，于是他站着。而这个人应该有一个指挥，在这个指挥旁边--还有一个人在他后边监督，等等。万一克格勃的一切截然相反。亦即在这个岗哨后边没有人了。他既可以入睡又可以拿刺刀捅你。于是大混乱开始。我想国家安全百分之九十的活动--就是纯粹制造案件。您大概曾遇到过老想着工作的人，只是他曾干过些什么呢？
沃：随便多少。
布：那么，克格勃人员--正是老想着工作的人，因为真正的案子一般来说他是没有的。在俄国有谁会推翻国家体系呀？没有！
沃：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
布：是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如果在1937年之前，有人可能会想到把另一个人推到上面，到1937年之后类似的思想不见得就会发生。任何关于居民手里有武器的传言都是行不通的。可能，根据例外的方式。类似的案子民警完全可以胜任。然而事与愿违！既然这些国家安全的家伙业已存在，那么他们就组织起告密的制度。在告密的基础上就收集起某种情报来，在这种情报基础上已经可以着手干一些事情。这特别合适，如果您处理文学家的案件，对吧？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档案，这个档案在增加。如果您是文学家，这个档案增加的速度就快得多--因为往里放的是您的文献手稿：诗作或小说，对吧？
沃：也就是说您自个儿在生产国家安全的档案！
布：最后您的案子在克格勃的架子上占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那时候人们应该拿出它并用以做些什么事了。等到情报丰富了，人们拿起它并按其价目一块拆开它。一切简单不过。
沃：这意味着，您与克格勃的纠葛始于您的诗刊登在《句法》上？
布：对，以后又出现了所谓乌曼斯基案。
沃：我记得！乌曼斯基案在您的审讯中被当局大大地夸大了。它与您有什么关系呢？
布：顺便说一句，没有任何关系。事情开始时，我十八岁，而舒尔克·乌曼斯基大概是二十岁。我俩是通过一个名叫奥列格·沙赫马托夫的人认识的。他比我俩都大，已经在部队服完兵役，是飞行员。他被部队撵走了--不知道是因为酗酒还是老在好发号施令的老婆后边颠。可能另有原因。他在各地蹓蹓跶跶，找不到安身之地。然后通过某种方式认识了乌曼斯基，在列宁格勒找到了工作--似乎是在沃耶伊科夫地质天文台。乌曼斯基对世间最感兴趣的是哲学、瑜珈和其他类似的事儿。他家里有一个相应的图书馆。沙赫马托夫开始阅读所有这些藏书。您能够想象，一个苏联军官，还是战斗飞行员，当他在人生第一次接触到黑格尔，罗摩克里希纳（注：1836-1886，印度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维韦卡南达（注：1863-1902，印度人道主义思想家。），贝特兰·罗素和卡尔·马克思时脑子在想些什么吗？
沃：不，我不能。
布：他突然开窍了！顺便说，沙赫马托夫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对音乐有异禀，演奏吉他，总之富有才华。人们喜欢与他来往。这样就发生了一件事：他把水倒在套鞋里，再把套鞋扔到他女朋友宿舍公共厨房的汤中--以抗议他的女朋友在半夜十二点钟以后不让他进入自己的房间。沙赫马托夫陷入麻烦中并以流氓罪被关了一年。他噗咚一声倒下了，后来获释，又来到列宁格勒。我待他很好，因为我对他很感兴趣。在二十岁时，您对一切都感兴趣，这儿有--多姿多彩的履历。一切理应如此。
沃：真的，多姿多彩的履历，没说的。
布：以后沙赫马托夫又在萨马尔汗住下来，他开始邀请我去作客。我很想到中亚走一遭！我在电视台搞摄影攒了一些钱，得以动身到萨马尔汗。我和沙赫马托夫在那儿非常不幸：上无片瓦，啥也没有。不知道到哪儿栖身。顺便说一句，这所有的经历像一部史诗。长话短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沙赫马托夫又一次向我抱怨自己绝对的不幸（他认为自己吃尽了苏联当局的苦头），一个主意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不记得它来自谁......多半来自我。长话短说，我对沙赫马托夫说：“奥列格，换了我是你，我只需坐上一架这样细小飞机，比如说雅克-12，朝阿富汗飞去。要知道你是飞行员呀！在阿富汗耗尽了汽油，徒步走到最近的城市--是否喀布尔，我不知道。”
沃：沙赫马托夫对这个主意有些什么反应？
布：他建议我俩到阿富汗去。计划是这样的。我们买到小飞机的机票。沙赫马托夫与驾驶员并排而坐，我手攥石头坐到后边，猛可朝驾驶员的脑袋来一下。我捆上他，沙赫马托夫接过操纵盘。我们升上高空，然后下滑，在国境线上飞行，这样任何的雷达都标记不出我们。
沃：这是吉卜林式的恶作剧！
布：我不知道怎样实现这个计划，但我们曾认真讨论过它。沙赫马托夫毕竟要比我大十岁，再者他是飞行员。他应该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沃：据我所知，在你们的案子里不曾出现外逃这一点，而仅仅是有所筹划而已。是什么让你们停止了呢？
布：事实上，这从来都只是我的构想。我当然是败类和恶棍。因为我们已经买到这种飞机的机票--一共四张，一共三个座位，一如我们所想的--我突然想。
沃：害怕了？
布：不完全另一回事。在起飞前我用找头--我还剩一卢布--买了些胡桃。我坐下用准备朝飞行员的脑袋来一下的石头破开它们。我破开这些胡桃，朝缺口内一张，蓦地想起......
沃：人脑子！
布：正是。于是我想--我何必朝他的脑袋来一下？归根结底他不曾薄待我。重要的是我已经见到这位飞行员......总之，谁需要这一切--到阿富汗去？祖国--我祖国--当然不属于这种范畴。但我突然想起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虽然她已经嫁人......我想，我不会再见到她了。我想，我不会再见他们--朋友、熟人了。这刺痛了我，令我非常动情。总之，我想回家。归根结底--在中亚附近，我仍然是白人，对吧？一句话，我对奥列格说，我无论如何都不要这一切了。我俩从不同的道路折返苏联的欧洲部分。以后我在莫斯科见到沙赫马托夫。他在那儿程度不等地过着穷日子，一年后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因手枪被抓起来。
沃：这就是乌曼斯基案子的开端？
布：对，因为沙赫马托夫--显然害怕再判他徒刑--表示只向国家安全的代表招出他私藏手枪的事实，这个代表马上同意了，因为这在俄国实在简单不过。在这儿--就像quick coin laundry（注：投币式快速洗衣机。）。
沃：在侦讯材料中您外逃的思想被认定为“叛变祖国的计划”或者诸如此类。就是说，对此当局是完全知情的，是这样吗？
布：对，因为沙赫马托夫已向这位国家安全的代表和盘托出。但不能因此认为他有罪，既然他要救自己一命，我们中一些人遇到很大的麻烦，尤其是乌曼斯基。既然，沙赫马托夫招出了他认识的所有人，表明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我们都被抓了起来。有十二个人被传作证人。我也被传作证人，他们把我当作嫌疑犯。喏，很正常。
沃：这就是说，对布罗茨基的一连串审讯直接延伸到乌曼斯基案？
布：我想这一切要有趣和复杂得多。但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想弄清这一切。我不想。既然原因完全不令我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侦讯。因为侦讯总是最岂有此理。也就是说--至少就视觉而言--它们最有趣。
沃：从鼻烟壶回到这只小鬼列尔湼尔--为啥他会想到写这篇小品文？要知道按职业他根本不是新闻撰稿人。
布：显然，这不是列尔湼尔本人的主意。显然是国家安全唆使他写的。既然我的专案文件愈积愈多。我认为，是采取措施的时候了。就在第三次搅扰我时，那时他们总算起我的账来--《句法》的，乌曼斯基的，沙赫马托夫的，萨马尔汗的，一切，我们在这儿遇到所有的朋友。
沃：何时这一切落到您身上--第三次被捕，审讯--您怎样理解这一切：作为灾难？作为决斗？作为与当局对抗的可能性？
布：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今天的立场解释过去很难不受扭曲。另一方面，我有理由想，正是这一方面在我其时和现在的感受中没有特殊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个人不曾察觉这一区别。可以说，我不曾感受到无论作为悲剧还是作为我与当局对抗的这些事件。
沃：难道您不害怕？
布：您知道，第一次抓我时我很害怕。通常抓人都很早，早上六点钟，其时您才起床，身子暖烘烘的，您有着虚弱的保护反应。当然我被吓坏了。您想象一下，在囚室进行审问之后，把您押到大房子，审问。
沃：为什么--囚房位于大房子里？
布：您不知道？我可以告诉您。大房子是很有趣的建筑。在这一点上，它自然体现了“自在之物”的思想，亦即大房子有--这应该怎么说，--自己的周长，对吧？大房子建成正方形，正方形之中又有一个正方形。内正方形与外间通过叹息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