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自主性的魅力
作者：汪堂家
巴塔耶的思想中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即人的自主性（soveraineté）。正是这一主题使他的著作显得形散而神不散。从《黑格尔、死亡与祭献》、《沉思方法》、《内心体验》、《罪人》到《那令人讨厌的部分》，这一主题反复出现。《令人讨厌的部分》（La Part Maudite）的第三卷就是专门讨论自主性的。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它所说的自主性（soveraineté,在巴塔耶那里有时也可译作“自主权”）与国际法定义的国家主权没有多大关系，它是指与奴性和依附性（从属性）相反的方面（参见G.Bataille, Accursed Share, vol iii,Zone books, New Yorks, 1993, p197）。显而易见，这一主题也是巴塔耶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直接继承过来的，但巴塔耶对它做了改造。在巴塔耶看来，黑格尔是从主奴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因为黑格尔让奴隶获胜，而奴隶获胜后并未真正拥有获胜的成果，他内心中仍然具有深刻的奴性。所以，他的自主性不过是表面的自主性，是一种离不开依赖性的自主意志。其最终结果仍然是失败。
自主性不服从任何东西，也不需要其他东西服从它，它对任何结果、对外在现实常常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然而，外在的强制或个人内心中隐含着的奴性总是不断地挤压人的自主性。在巴塔耶看来，作家或诗人之所以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承担着维护自主性的使命，这种使命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或者说，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自主性的守望者，他们试图通过写作来取消自己身上的依赖性和奴性。自由的写作体现了对奴性的对抗。在时代的高压下写出的作品之所以常常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就是因为这类作品不仅显示了在时代高压（政治压迫、经济压迫、情感压迫和个人生存压迫）下顽强生存下去的自主意志，而且点亮了自由思想的明灯。人从儿童时开始就有主宰自己的强烈意愿，但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不断限制着。侵蚀着这种自主性。家长和领导人通过别人对自己的依赖性建立起自己的自主性或重新找回一度丧失了的自主性。一旦这种依赖性超越了让自己感到恬然自适的程度时，父母和领导人便开始对这种自主性感到不安和恐惧，于是，他们又要求子女或臣民表现出摆脱依赖性的能力。人似乎就是在这种制造依赖和摆脱依赖的矛盾中成长的。作家和诗人尤其意识到人的内在性的这种矛盾。他们对人性的矛盾与恶保持着极大的敏感。写作是体现这种敏感、强化这种敏感的重要因素。德里达在评论巴塔耶的写作时指出，“与那个在其古典概念中被理解的逻辑不同，甚至与科热夫当作课题的那本黑格尔式的大写之书不同，巴塔耶的写作在关键时刻容不得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正因如此，“它才是元写作，是被自主性征调的那种写作”（德里达，“两种书写形式”，载《写书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82页，译文有改动）。
受自主性驱动的写作把人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虽然人的理智和思维能力是随着极具依赖性的劳动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也遭到制度化的压迫机制的毒害。人似乎越来越受制于机械性的计算，人似乎越来越关心话语的实际指称（不指称某个现实事物的话语常被看成无意义的东西），对真实性的追求越来越被等同于对某种现实事物的追求，人的自由想象力和思想的深刻性与两千多年前相比非但没什么进步，而且大大退化了。今天的人似乎只有到宗教中，到诗歌中，到局限于柔美的言语中，才能发现显示人的自主性的能力。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人才能有一种无滞无碍的感觉。从根本上说，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诗性。
诗性让我们敞开自己，诗性的语言是让思想敞开的语言。诗歌不受指称性话语的摆布，不受外在事物的真实性的摆布，它只通过意象的真实保有一种自主性。如果丧失了自主性，诗歌就会流落到从属性的领域。一旦诗歌在这一领域里“定居”下来，它就有“被驯化”的危险，以此为基地的人也有“被驯化”的危险。诗歌通过隐喻来维持自己，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不受指称性话语和意义约束的领域，它不必关心自己是否讲得正确，是否符合事实，它只关心能否动人情感，撼人心魄，引人想象，启人灵性，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这一点上，巴塔耶非常接近尼采。他不但常用隐喻的语言或诗意的语言说话，而且把真正的诗人看作思想的先知。的确，诗人比同时代人有着更为敏锐的触角，他比常人更早地预感到时代精神的深刻变化，他既以他的诗为一个时代的感悟作证，也以他的诗为下一个时代作预告。然而，诗又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个人化的东西，它通过开辟语言的空间，隐没现存的意义世界，来突显个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最深刻体验。由于这种体验具有对抗现实生活的贫乏的特征，它可以使人恢复被一个时代麻木了的情感。人的个性化特征最深刻地体现在他的气质、性格和情感中。人们同样地拥有理性，只是发挥和运用的程度不同而已。但人们的喜怒哀乐却是各不相同的。任何科学和合乎逻辑的推理性文字是不适合表达这种千变万化的情感的。诗意的语言或者一切文学性的语言为表达这些情感、增进这些情感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
在巴塔耶眼里，文学的最诱人处，最深刻处并不在于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情感的联系，而在于它与焦虑感、恐惧感、空虚感、崇高感的联系。“但是，文学只是延续了宗教的游戏。文学是宗教的主要继承者。文学尤其继承了献祭：这种对毁灭、迷失自己并从下面观照死亡的憧憬，首先在宗教仪式中得到了满足，阅读小说也可以得到这种满足：宗教仪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小说，一个以血淋淋的方式描绘的故事。献祭的虚构不亚于小说；它不是真正危险或有罪的处死，不是一桩罪行，而是罪行的表演，是一个游戏。”（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8页。）
正是文学的游戏性使它能直面色情、焦虑、恐惧、死亡这类在常人那里遭到厌弃的东西。它轻松自如地叙述死亡的恐惧，它多方面地再现焦虑在强化人的期望和欲求得到满足时的感觉。正是恐惧和好奇推动着人去进行冒险。
“冒险”是巴塔耶经常使用的术语之一。在他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特别是理解其“主奴辩证法”时，他就用“冒险”去解释主奴的本性：奴隶是不愿用生命冒险的人，他的第一任务是保存生命。一旦他愿意直面死亡，他就在开辟通向自主、通向自由的道路。巴塔耶认为，黑格尔的一大贡献就是为后人揭示了自由的真理。自由只有经过生命的冒险才能实现。如果用“冒险”去解释主人的本性，就会发现，主人就是敢于承受死亡焦虑的人。必要时他愿意用生命冒险，愿意以无意义的活动去争取有意义的前景。拿生命去冒险使人真正体会到自己的自主性，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本质，所以，冒险是获得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是实现自我意识的重要条件。
然而，当奴隶变成主人时，这个主人的内心里仍然有一种被压抑了的奴性，这种奴性使他在直面死亡时仍然会战战兢兢地保持着与死亡的距离，因为他深知，死亡是对生命、对意义的绝对否定。这样，保留奴性的主人从一种本真状态中直观到死亡冒险的限度。不过，当一个人拿生命去冒险时已经有了对超出生命的意义的意识。这种意识是造成人的超越性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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