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论保罗．古德曼
作者：苏珊．桑塔格
文：[美]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e）
此刻，我身处巴黎的一间斗室，写这篇文章。我坐在临窗打字桌前的柳条椅里，窗外是花园；我背后是小床和床头柜；地板上、桌底下全是手稿、笔记本，还有两三本平装本书。在这么个逼仄、空荡荡的住处，我已经生活、工作一年有余。这一开始可不是计划好的，也未细加考虑，却无疑满足了我的一些愿望，我就希望轻装上阵，摆脱世事的羁绊，尽量不依赖什么，而整个地重新开始。我现在生活其中的巴黎，与今天的巴黎其实几乎是不相干的，亦如今天的巴黎与曾经是十九世纪之都、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都是艺术和思想发源地的大巴黎几乎不相干一样。在这里，美国在所有遥远的地方中离我算是最近了。即使有时我大门不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除了上床睡觉，我根本就不想离开打字机，这样度过了许多舒心的日日夜夜——每天早上，总有人给我送来巴黎《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报纸上充斥着许多美国“新闻”大杂烩，这些新闻有的是概括性的，有的是歪曲的，也有的因为与美国隔着一段距离看上去显得从未有过的陌生，它们包括B-52重型轰炸机（注：美国远程重型轰炸机，越南战争中大量用于常规轰炸。）在越南的狂轰滥炸，造成托马斯·伊格尔顿（Thomas Eagleton）（注：（1929—），1968至1987年担任美国参议员。）殉难的令人讨厌的境况，博比·费希尔（Bobby Fischer）（注：（1943— ），第十一届世界锦标赛国际象棋冠军。）的妄想症，伍迪·艾伦挡不住的人气飙升，亚瑟·布雷默尔（Bremer Arthur）（注：（1950— ），1972年5月15日开枪射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致使后者终生瘫痪。被判入狱六十三年。）的日记摘抄，以及上星期，保罗·古德曼( Paul Goodman)去世。
我发现自己只能连名带姓地称呼他，而无法只喊他的名。当然，我们以前不管什么时候碰面，我总是喊他“保罗”，他总是叫我“苏珊”，但是，在我脑子里，以及在我与别人提起他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保罗”，也不是“古德曼”，而总是连名带姓“保罗·古德曼”，同时也伴随着全名所包含的情感上的全部距离感以及熟悉程度。
保罗·古德曼的去世让人感到悲痛，但我感到更悲痛，因为我们尽管共同生活在几个相同的世界里，却不是朋友。我们初次见面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年方二十一，是哈佛研究生，正憧憬着未来到纽约生活。有个周末，我认识的一个人，也是他的朋友，带我去了纽约市第二十三街的公寓顶楼，保罗·古德曼夫妇在庆祝他的生日。他喝得醉醺醺的，对所有在场的人狂吹他有过的艳遇，他刚刚和我聊了一会儿，就来荤段子了，尽管只是点到为止。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四年后在河滨（Riverside）（注：美国加州城市，洛杉矶东80公里。）大道的一次聚会上。这次，他似乎比上次有自制力，却是同样的冷冰冰，同样的自我陶醉。
一九五九年，我搬到纽约，此后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我和他常常照面，不过，都是在公开场合，比如共同的朋友举办的聚会上，在专题小组讨论会和越南问题学术研讨会上，要不就是在游行示威的路上。每次见面，我一般都很腼腆，想和他搭话，希望能告诉他，不管是直接地，抑或是间接地，他的书对我有多么重要，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可每次，他都冷落我，于是，我退却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对我说，他并非真的喜欢将女性当人看——当然，有些特别的女人是例外。我起初一直排斥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太俗了），但最后改变了立场。毕竟，我在他的著作里感觉到了这一点。比如，《荒唐的成长》（Growing Up Absurd）的主要瑕疵是，他虽然声称要研究美国青年问题，但这本书谈起青年来，就好像青年只是由男性组成的，仅此而已。于是，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的态度便不再那么坦率。
去年，我们另一位名叫伊凡·伊利奇的朋友邀请我乘保罗·古德曼在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注：墨西哥中南部城市，莫雷洛斯州首府。为避暑胜地，附近有托尔特克人的文化古迹。）主持专题讨论会的时候也去那儿。我告诉伊凡，我倒宁可等保罗·古德曼离开之后再去。伊凡从我们的多次聚谈中知道我是多么地推崇保罗·古德曼的著述。是的，每次一想到他还在美国活着，活得很健康，而且仍笔耕不辍，我就感到莫大的快乐。然而，每当我发现自己与他共处一室，却感觉到无法和他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接触的时候，这种快乐旋即化为一种折磨。从字面意义上讲，我和保罗·古德曼不仅不是朋友，我甚至还不喜欢他。个中缘由正如他在世时我经常伤心地解释过的那样，我感觉他不喜欢我。我始终清楚，我的这种不喜欢是多么令人难过，且仅仅是形式上的。保罗·古德曼去世了，可并非是他的去世才突然让我痛苦地感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他日后成为名人，我并不感到半点儿惊讶，不过，人们似乎认为他也就那么回事，这倒总是让我有点儿吃惊。我读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们阵营的分裂》（The Break-up of Our Camp），当时我十七岁。一年之内，我读完了他出版的全部作品，从那时起，他出一本，我看一本，他写的任何题材的任何作品，我都怀着同样纯粹的好奇心一口气读完；在世的美国作家里面，尚未有第二位作家能够如此吸引我。虽然我大体上认同他的观点，但这并非是主要原因。我也同意其他一些作家的观点，却不是那么一向忠实的读者。是保罗·古德曼的声音——那种直接的、一惊一乍的、自负的、慷慨的美国人的声音——让我倾倒。如果说，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注：（1923—），美国小说家、报告文学家，作品描写军队生活及现代社会的色情和暴力，著有小说《裸者和死者》、《美国梦》及报告文学《黑夜的军队：作为小说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小说》等。1985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是他那一代最有才华的作家，那肯定是因为他的声音中所包含的权威和古怪，不过，我一直发现这种声音过于注重标新立异，未免有些做作。我欣羡作为作家的梅勒，但我并非真心推崇他的声音。保罗·古德曼的声音才是货真价实的。D.H.劳伦斯之后，我们的语言中还从未听到过这样令人信服、自然、独特的声音。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都能听到他那强有力的、有趣的声音，并带有他自己极富魅力的自信和笨拙。写作中，他将生硬的句法和恰当的措辞大胆结合在一起；他能够写出风格极为纯粹、语言极其生动的句子，他也能够写得毫无条理，蹩脚透顶，致使人们以为他是故意为之。但是，这从来都不重要。是他的声音，即他的才智及其体现出的诗意使我成为他的一个死心塌地的读者，看他的书看得上了瘾。作为作家，他并非经常是优雅的，然而，他的写作、他的思想却风姿绰约。
如果一个作家试图做很多事，那么，一种可怕的、刻薄的美国式忿恨就会向他袭来。古德曼除了写社会批评以外，还写诗、写剧本、写小说，他还著书立说，题目涉及学术界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制力量严防紧守的知识领域，譬如城市规划、教育事业、文学批评、精神病学，等等，古德曼这样做都对自己不利。学术上人们怨恨他自己不作研究却获得本应由他人获得的成果，当精神病专家，又似乎是野路子，然而，谈论起大学和人性来，他又是如此内行，许多人不免为此大动肝火。这些人不懂知恩图报，至今仍让我惊诧。我知道，保罗·古德曼为此常常牢骚满腹。也许，他牢骚发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1955年至1960年这个阶段记的日记里。这本日记后来以《五年时光》(Five Years)为名出版，其中，他为自己默默无闻、不被承认、没有获得该获得的奖赏而感到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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