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爱情祭坛上的女圣斗士
作者：伊莱恩．范思坦
对她开始逐渐接触到的诗人的爱慕与崇拜，再一次成为玛琳娜的生活中心，虽然这些诗人中能与她比肩者寥寥无几。不过1914到1916年间，令玛琳娜陷入最深的一段感情的是一个叫索菲亚·帕诺克的女人。后者是当时著名的诗歌翻译家，一生放荡。联系二人的纽带一度与其说是迷恋不如说是性。玛琳娜对这段感情非常沉迷，她对自己与索菲亚的性事毫不遮掩，但由此引发的风言风语让埃夫伦非常痛苦。显然希图逃避的想法也是促使他决意参战的部分因素。而玛琳娜虽然卷入了新情缘，但她认为自己在某种更长久的意义上仍属于埃夫伦，并发誓要“爱谢尔盖一生”。
玛琳娜从1915年到俄国大革命之间所写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北方报》上。1916年她得到了一个在圣彼得堡朗诵作品的机会。这次朗诵会虽然没有让她见到仰慕已久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却让她遇到了曼德尔施塔姆。朗诵会后不久，后者便开始到莫斯科拜访她。这是玛琳娜罕有的几次与和她层次相当，又不主要通过信件交往的情感经历。与如此年轻又才华出众的人在一起，于玛琳娜而言，多少有些自恋成分，不过也很好理解，因为两个人都清晰地感受到了在一起时那种超越凡俗的感觉。1916年两位诗人在各自的诗中都写到了二人在莫斯科的漫步，一边抽烟一边交谈，忘情至无眠，甚至无性。不用说，玛琳娜的不忠再次深深伤害了埃夫伦。不过埃夫伦天生性格懦弱，对自己缺乏肯定，对他而言，不论是玛琳娜的热情还是玛琳娜的问题，都同样痛苦难忍。
玛琳娜绝不是惟一不受二月革命影响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当时也是如此。二月革命爆发时，她正在莫斯科待产。沙俄帝国突然的彻底崩溃，让她倍感时局动荡，但对未来她很茫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的狂热支持，对她毫无触动，在她看来反叛者们只是一群暴徒，是“灰烬与沙的颜色”。1917年4月，她的第二个女儿伊莉娜降生，所以她很自然地期望国内局势平稳。但到1918年时，曼德尔施塔姆已经开始接受这场政治变革，玛琳娜却始终没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在其他方面她的观点可能很激进，但她始终认为沙皇是上帝和国家统一的化身。她憎恶一切有组织的暴力，这种观念在《天鹅营》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1917年10月十月革命宣布胜利。11月2日，玛琳娜回到莫斯科。城内一片狼藉。她不知道自己的房子还在不在，丈夫是否活着。在日记里，她这样记录那三天回家路上的心情：“现在我根本考虑不了孩子们了。如果谢尔盖不在了，那我也不活了，她们也就活不了了。阿利娅没有了我不能活，她不想活，她也活不下去。就像我没有了谢尔盖一样。”让她喜出望外的是，丈夫和女儿都安然无恙。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她和谢尔盖就先行踏上了去克里米亚的行程，准备随后再接孩子。但局势的急剧变化迫使玛琳娜改变计划，返回莫斯科接孩子，并被困城内。从此开始了他们五年的分居生活。
谢尔盖始终是玛琳娜最关心的人。这段时间里玛琳娜和其他男性的亲密接触，只是为了支撑起她活下去的希望。她需要那种被爱的感觉来证明自己还活着。不过内战期间，玛琳娜最强烈的情感又与一个女人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女人名叫奥涅卡。虽然她的言谈有些孩子气，但就在她夸张的言语中仍有一种天真。而她给玛琳娜的爱，是玛琳娜在男性身上苦苦寻找多年而不得的。但就在两人相识的同年，奥涅卡不告而别。多年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玛琳娜说：“她就是我的糖。我需要她就像需要糖一样。……没有糖不会死。但是也无法好好地活。”
1918年到1919年间，玛琳娜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生活日益艰难。为了生活，她曾去乡下和农民物物交换，后来又不得不出租家里的房间，最后才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情报整理的工作。玛琳娜痛恨这份整日剪贴报纸、制作资料卡片的沉闷工作，但她实在太需要钱了。但在干了五个半月之后，由于上司的一句讥讽之词，玛琳娜明知两个女儿要靠这份工作养活，却头也不回走出了那里。在这件事上玛琳娜表现得像个拒绝承担责任的被宠坏的孩子，并不像她在《我的工作》中讲的那么堂皇：“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脚就把我带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本能。”
1919年7月14日，她终于又得到一次朗诵作品的机会。作为报酬，她本可以拿到六卢布，但她拒绝了。虽然那点钱在当时仅够买一磅半面粉，但这种举动却反映出一种傲慢，透露出她对琐碎枯燥工作的不屑。要不是朋友们接济，她根本活不下去。在日记中，她写道：“我们没有面粉，没有面包。在我的书桌下面，大约还有十二磅土豆，邻居‘借’给我们的食物现在就剩这些了。这些土豆是我们仅有的食物。”这种简洁的笔调和她平时记录日常生活的笔调完全不同，绝望的情绪尽现笔端。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是阿利娅感觉和母亲最亲近的时期。恐惧和责任感加强了母女间的情感纽带。
人人都饿得发慌。两岁多的伊莉娜有次饿得差点把生卷心菜塞进嘴里。孩子看起来很孱弱。1919年7月伊莉娜从前的一个保姆把她接去乡下住了几周。阿利娅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险点死掉。所以伊莉娜回来后，玛琳娜不得不把她送去孤儿院。这是个最大的错误。就在那年冬天，在玛琳娜本以为能救伊莉娜一命的孤儿院，两岁零十个月的伊莉娜死于饥饿。
到1920年的春天，最严重的饥荒已经过去，至少在莫斯科如此。玛琳娜领上了政府救济粮。在给妹妹安娜丝塔西亚的信中，她写道：“我恨莫斯科，但现在我哪儿也不能去，因为这儿是谢尔盖惟一能找到我的地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日日夜夜都在想念他。我只爱他和你。我感觉很孤独，尽管莫斯科到处都是我的熟人。……虽然这些年来我身边总有人陪伴，但是远远不能满足我对人的需要，我仍然觉得孤独极了。”她抱怨自己的作品几乎没有机会发表，因为诗人勃柳索夫控制了所有文学作品的出版。当年勃柳索夫是四位对《黄昏纪念册》发表评论的诗人之一，对诗集中表现出的一些东西提出了异议，结果当时十八岁的女诗人不仅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抨击他对埃德蒙·罗斯丹的看法，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他随波逐流，结果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
埃夫伦仍旧没有消息。伊里亚·爱伦堡在读了玛琳娜1920年的《天鹅营》后，曾试图让玛琳娜看清白卫军的真面目。但玛琳娜太固执了。虽然证据比比皆是，她还是拒绝承认自己挚爱的埃夫伦所在的军队会有掳掠杀害无辜平民的暴行。但有一点她不得不承认，内战的胜利必将是属于布尔什维克了。
也是从爱伦堡那里，她得知埃夫伦还活着。白苏军队溃败后，很多士兵逃到了布拉格。埃夫伦就在其中。1921年7月1日，玛琳娜收到了埃夫伦的第一封信。得知玛琳娜还活着，埃夫伦欣喜若狂。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深刻而平等的。玛琳娜需要确知自己被需要着，是无可替代的，而对埃夫伦而言，玛琳娜代表着母亲死后他所知的惟一可靠、惟一能保护他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