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爱情祭坛上的女圣斗士
作者：伊莱恩．范思坦
她越来越不喜欢巴黎，她想念布拉格。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来到巴黎，并于11月在伏尔泰咖啡馆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结束时，有人问玛琳娜：“听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你现在对俄罗斯怎么看？”玛琳娜答道：“那儿是力量所在。”她的本意是指诗歌的力量，和她发现身边侨民文化界所缺乏的精神的力量。但侨民文化界却从政治角度曲解了这句话。结果《最新消息》就此拒绝再发表她的作品，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被切断了。
极端拮据的经济状况，来自侨民文化界的排斥，让玛琳娜觉得自己在巴黎的存在毫无意义。由于营养不良，她的健康日渐恶化。一切似乎都在将她推回苏联。已卷入政治活动的埃夫伦和阿利娅都在为返回苏联做准备。但玛琳娜还在犹豫。爱伦堡曾数次到巴黎，但没有给她必要的提醒。虽然他知道这家人回去后可能面临的危险，但他可能发自真心地认为再糟也糟不过在巴黎的状况了。
不过对玛琳娜负疚最深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不是他忘记了与她的友谊，也不是他不再仰慕她的诗歌，而是他被当时的政治形势吓怕了。他不敢告诉她国内的实际情况。他很清楚玛琳娜一家想回苏联，也清楚他们在巴黎的处境，种种原因造成在玛琳娜征求他意见时，他没有提出警告。
穆尔在母亲的娇宠下，性格变得粗暴任性，没有一点同情心。对每天把饭端到他面前的母亲，他的感谢就是咆哮。玛琳娜半开玩笑地叫他“野人”，但却根本笑不出来。她已经意识到穆尔对待她的粗暴态度，已在让别人同情她了。
埃夫伦温和瘦弱的外表，让人觉得他实在不像间谍，但他确实接受了苏联间谍机关的“特殊”基金。在巴黎的行动败露后，他马上逃回了苏联。阿利娅也回去了。虽然玛琳娜不相信丈夫有罪，但侨民社团却无论如何不肯再容纳她。玛琳娜知道自己现在已别无选择，只能返回苏联了。
1939年6月玛琳娜和儿子一起离开巴黎，返回苏联。但孤独感并没有放过她。妹妹已经被捕入狱，儿子对她毫不关心。8月女儿也因间谍嫌疑被捕。大约一个月后，丈夫也入狱了。丈夫入狱后，玛琳娜沦落得无处可住，便搬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村庄。如今她所有被需要的感觉只能指望穆尔给她了，但穆尔却对此置之不理。不停地搬家让玛琳娜始终处于一种恐慌之中。1941年德国的入侵，更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像她这样独来独往、愁眉苦脸，又有可疑记录的人，立刻被视为有间谍嫌疑。她被迫带儿子出走鞑靼自治共和国。
1941年8月玛琳娜和儿子落脚在叶拉布加，两人挤住在一个房间里。房东们很少听到她的声音，只看到她深色的裙子，棕色的旧外套和脸上的菜色。她枯瘦微驼的身体让人不免想到巫婆。叶拉布加很小，没有什么有钱人。玛琳娜随身带的银器根本卖不出去。
为了生活，她曾给鞑靼作协主席写信，请求做笔译工作，但杳无回音。连在厨房工作的请求也被拒绝了。负责分配住房的人不但不给她住房，甚至拒绝借钱给她。8月30日，有人听见穆尔在房间里和母亲大吵。他责怪玛琳娜，说就是因为她从来都不负责任，才造成他父亲的入狱和姐姐的劳教。玛琳娜的声音也高了起来，但语调更像是请求，对儿子的话毫不反驳。她一直叫着儿子的乳名。
她再也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挣扎了。她能一直挺过来，是因为她知道有人需要她。如今穆尔的责问彻底击碎了她对自己价值的信念。
其实当时她的经济情况并不是特别糟。她知道自己将会是那一世纪欧洲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但她内心的孤独终于到达了极限。没人知道是什么促成了她最后的放弃。也许她已经听到风声，说丈夫已被处决了。也许那一刻她想的是马上就可以追随埃夫伦而去。
伊莱恩·范思坦，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传记作家、翻译家，1930年生于英国兰开夏郡，毕业于剑桥大学，并获得了莱斯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作为翻译家，她是最早将现代俄国诗人的作品译成英文的先行者之一，对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尤为钟情。她翻译的茨维塔耶娃诗作最早出版于1970年，至今仍在刊印，并为她赢得了由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颁发的三项翻译奖。而她本人后期的诗歌作品，也深受茨维塔耶娃的影响。
在这本传记，范思坦为读者展示了茨维塔耶娃坎坷的一生，曲折的情感经历和傲人的成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俄罗斯白银时代杰出女诗人真实的生活。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一个越来越向边缘地带移动的过程——从莫斯科到流放，从城市到远郊，而远离一切事物的中心，让日常生活的繁琐细碎变得愈发令人难以忍受。正是因为害怕这种感觉会让自己心理崩溃，茨维塔耶娃在返回苏联后才无论如何不愿被隔绝于莫斯科郊外的村庄。而在小镇叶拉布加的孤独更让她痛苦得无以复加，终于在1941年自缢身亡。
英国诗人中无人可与茨维塔耶娃相比。原因不仅仅在于她的情感之强烈，或者她的言语之激越，而在于她在满足了作为女性的种种要求的同时，还让自己“金子般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述）得以充分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