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爱情祭坛上的女圣斗士
作者：伊莱恩．范思坦
玛琳娜决定马上动身去布拉格。她的女儿在回忆往事时，说玛琳娜为了埃夫伦做了两个她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决定：一是追随他流亡，一是在二战前跟随他返回苏联。
1922年5月，玛琳娜和女儿到达柏林，等着埃夫伦从布拉格来接她们。这一时期，俄国侨民文学界和苏联文学界的界限还没有那么明确，支持新政权的和不支持新政权的作家仍然可以随意交谈。最重要的是，柏林来的书还会在苏联出版，苏联媒体还会对之发表评论。
很多作家和出版商都靠救济过活，玛琳娜和女儿也是如此。在她们住处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玛琳娜遇到了安德烈·别雷。此前玛琳娜就知道别雷，但关系一般。别雷此时因为和阿西娅的离异已近疯狂。而玛琳娜的温和对待，给了他避难所的感觉。能在别雷陷于狂乱绝望之时伸出援手，足见玛琳娜精神之伟大。在柏林逗留的两个半月中，玛琳娜写了很多诗歌，并就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写了一篇散文。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在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在此时第一次读到玛琳娜的诗集《里程标》。帕斯捷尔纳克给玛琳娜的第一封信于1922年6月27日到达柏林，此后二人的信件往来成为玛琳娜漫长流亡生活的一个主要精神支柱。在帕斯捷尔纳克终于来到柏林，并邀请玛琳娜去柏林会面时，玛琳娜已迁居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她知道这也许是她能与帕斯捷尔纳克见面的惟一机会，但她出于经济考虑以及其他一些个人原因，最终还是婉拒了。帕斯捷尔纳克在柏林生活得很不愉快，毅然返回苏联。而流亡中的玛琳娜仍旧期望着能和他会面，全然不知那已是泡影。
玛琳娜感到自己的生命正慢慢被孱弱疲惫的丈夫和抚养女儿的负担所耗尽。她越来越意识到她与埃夫伦感情中的单向性。埃夫伦终于从布拉格赶来。迫于经济压力，他们决定离开柏林，住到了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没多久又搬到了一个更偏远的地方。尽管家务劳动繁重，玛琳娜仍旧狂热地进行着创作，并与帕斯捷尔纳克保持着信件往来。在1922年11月19日的信中，她提到她已与爱伦堡断了往来。部分原因是两人政见不合，玛琳娜仍旧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而爱伦堡的态度已发生了转变，主要原因是因为爱伦堡对玛琳娜的看法让她很生气，而爱伦堡实在有点受不了玛琳娜的傲慢和脱离实际。多年之后，他还回忆起她家满屋的尘土、烟灰让他心生嫌恶的感觉。
玛琳娜虽然被视为流亡诗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她与其他俄国流亡文学家相处得并不愉快。在妮娜·贝蓓洛娃的印象中，玛琳娜总是把自己弄得不合群，又不承认这是种能力缺陷。她把玛琳娜那种带着自豪感的勇气误认为傲慢。她忽视了玛琳娜对像她这样美貌的女性发自心底的羡慕。玛琳娜批判时尚并不是矫情。她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对衣着的态度就颇具清教主义倾向。她对“好房子”发自本心的厌恶源于她的童年经历。就像她自己在诗中承认的那样，她从小生活在富裕家庭。在她对周围富人的抵触中掺杂着苦涩的心情，因为她的自尊心让她无法接受他们那种恩赐俯就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她1922年完成的《富人赞》言语显得有些自相矛盾。
玛琳娜仍庇护着埃夫伦。但到1923年初，两人之间已出现矛盾。在分别的几年里，埃夫伦已经变了。他不再能给予她所需要的“巨大的信任和理解”，而她也感觉到他对自己“活的灵魂”的排斥。正是由于这种矛盾，使玛琳娜开始转向别处去寻找埃夫伦不再能给她的那种注意。在阅读了巴赫拉赫对她的诗作一篇欣赏有加的评论后，她开始和巴赫拉赫通信。对巴赫拉赫的示爱，她最初是拒绝的，因为她觉得自己太老了，已经过了谈恋爱的年龄。但后来显然她有所动摇，并希望他们的关系能进一步深化：“我害怕白天发生的一切，不害怕晚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巴赫拉赫曾邀请她去柏林一聚，她也曾有此想法，但她最终还是没去。当时的政局不稳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无疑她想一直保留巴赫拉赫完美而遥远的形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8月，柏林和布拉格两地之间通信中断。玛琳娜以为是巴赫拉赫决定结束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还在日记中流露中对此事的焦虑。
然而最终结束两人信件情事的不是巴赫拉赫，而是玛琳娜。原因不是巴赫拉赫冷淡了玛琳娜，也不是两人刻意要让这段感情只存在于想象中，而是玛琳娜又有了新情人。罗泽维奇风度翩翩，谈吐风趣，衣着得体，对女人温柔细心，让玛琳娜觉得难以抗拒。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视她为一个有性需要的女人，而不是什么著名的女诗人。从前她总是充当母亲一样的保护者角色，这一次于她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玛琳娜不仅爱罗泽维奇的英俊潇洒，而且在她眼里，罗泽维奇还思想深邃，尽管除了她没人这样认为。埃夫伦对这个在布拉格时的旧同窗与自己妻子的情事毫不知情。而罗泽维奇居然也没有因为情人的丈夫与自己是朋友而内疚。但在他意识到玛琳娜对自己实在是崇拜过度时，他退却了。他曾写到“我受不了这种压力了。我根本没有她心目中所想的那么伟大。我不能活得像个神话。”这段情事只延续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以罗泽维奇与一个著名神学家的女儿结婚而告终。
玛琳娜的这一次背叛对埃夫伦造成了沉重打击。他精神上变得更忧郁，身体也更虚弱。他第一次开始考虑离开玛琳娜。妻子在他生命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也认为自己对妻子非常重要。但这次他却再也无法说服自己继续这样想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推到了玛琳娜生活的边缘。相比之下，玛琳娜从伤痛中恢复的速度要快些。她又开始继续创作，把自己的痛苦编织进她最伟大的两部叙事诗《山之歌》和《终结之歌》。
1924年6月玛琳娜欣喜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坚信这次怀的是她盼望已久的儿子。这个胎儿成了她的关注焦点。阿利娅暑假回家时出现了肺结核征兆，玛琳娜的第一反应是害怕腹中的胎儿会被感染。这种反应让阿利娅非常伤心。她和母亲曾一起面对生命中的艰难时刻，给予彼此爱与勇气，亲密得像两姊妹。但现在她意识到自己不是被解放了，而是被放弃了。儿子的出生让玛琳娜倍感骄傲，但并没有减轻埃夫伦的痛苦，他对孩子几乎漠不关心。而玛琳娜则整个心都扑在儿子身上。这种忽略让埃夫伦愈发忧郁，导致肺结核复发，最后不得不住进疗养院。
玛琳娜准备离开捷克前往巴黎，这是她三年中第三次搬家。虽然车票钱都是四处举债凑的，但她离开得毅然决然，因为过去的一年半对她而言是极度孤独的一年半。在1925年7月19日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她就已经提到了这种孤独和精神上的匮乏感。10月玛琳娜带着一双儿女来到巴黎，和儿子穆尔的教母谢尔诺娃一家住在一起。虽然谢尔诺娃一家的生活同样非常贫困，但对玛琳娜母子很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玛琳娜完成了她的《捕鼠者》。等埃夫伦12月末到达巴黎时，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成了名人。1926年2月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更是空前成功，并就此确立了玛琳娜作为巴黎俄国侨民文学界中最重要诗人的地位。
但此时的埃夫伦一家更需要的显然是钱。1927年4月一家人搬到了郊区。在那里聚集着很多俄国流亡家庭。邻居中有很多后来一直支持着玛琳娜，尤其是伊莉娜·伊佐夫斯卡亚。帕斯捷尔纳克对玛琳娜仍不改痴心，他曾致信高尔基希望能援手让玛琳娜返回苏联，但遭到了后者拒绝。而此时玛琳娜因为对马雅可夫斯基毫不掩藏的崇拜和景慕，而越来越受到侨民文艺界的排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接受苏联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