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谁需要哈佛？
作者：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
这些发现令普柏相信，重点学校已经失去了它们为成功担当看门人的地位了。如今，普柏正为四十所大学大造声势：他认为这些大学与精英大学旗鼓相当， 而且更个性化，更令人身心愉快，压力更小，学费更便宜——至少在一些学校情况如此。霍普学院、罗兹学院 和乌尔辛纳斯等学校没有常春藤联盟大学那样大的入学吸引力，但家长们却乐意把孩子送去就读（可在www. ctcl.com上查到普柏所拥护的非精英优秀大学的名单）。
“众望所归大学”也不再是进入研究生院的看门人了。以前，拥有一所精英大学的本科文凭被认为是被重点法律或医学学院录取的前提条件。但如今情况不同了：去年哈佛大学的法律专业新生中的61%都是在长春藤联盟以外的学校获得了本科文凭。“每年我都能看到以前在哈佛大学就读、现在却进不了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或者以前在马里兰大学学习、现在却就读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谢利·莱文如是说。为了出版《看到长春藤以外》，普柏分析了八套医学院能力测试试卷分数，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分数最高，但卡尔顿学院胜过哈佛大学，摩兰堡学院超过达特茅斯学院, 俄亥俄韦斯利恩大学好于伯克莱大学。
精英大学仍然为博士教育提供了最大的生力军（加州理工学院在1990年代占的比例最大），但在这个方面，厄尔翰学院、格林内尔学院、卡拉马祖学院、肯庸学院、诺克斯学院、劳伦斯学院、麦卡利斯特学院、奥伯林学院和伍斯特学院比另外一些地位更高的学校反而做得更好。在1990年代，一个仅仅拥有一千两百名学生的名不见经传的厄尔翰学院培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甚至超过了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 杜克大学、 西北大学、 宾西法尼亚大学和瓦萨学院。
非精英学校为《名人录》输送入选者、为研究生院和参议院培养后继人方面的出色表现说明，许多人过高地估计了“众望所归大学”对学生在未来收入和事业发展上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我毕业于科罗拉多学院，这个小型的文科学院尽管还算受人青睐，但绝对不能望斯坦福大学的项背。我于七十年代在那里读书，当时在校园里晃荡的那些毛头小伙子，如今已经与一大串惊人的成就联系在了一起：医学博士尼尔·巴尔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急诊室”的执行制片人；弗兰克·鲍曼是前任联邦公诉人，被公认为联邦法律量刑专家；凯瑟琳· 德肖是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基金募集负责人；戴维·亨德里克森是科罗拉多学院政治科学系的主任；理查德·基尔布赖德是管理金额高达四千五百亿的ING资产管理公司的经理负责人；罗伯特·克雷默是电视演员；医学博士玛格丽特·刘，是“比尔 & 梅林达 · 盖茨”基金会的高级顾问，同时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疫苗权威之一； 戴维·马尔珀斯是Bear Stearns的总经济师；马克·麦康奈尔是动画师，已经获得了电视动画艾美奖； 吉姆·麦克道尔是BMW北美地区的销售副总裁；马西亚·麦克纳特是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的总裁；迈克尔·纳瓦是亨利·里奥斯系列侦探小说的作者；彼特·纽珀特是drugstore.com的总裁；安妮·赖芬贝格是《洛杉矶时代报》的代理商业编辑；德博拉·考尔菲尔德与人合著出版了广受欢迎的烟草诉讼书籍；肯·萨拉扎是科罗拉多的大律师以及2004年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候选人；汤姆·尚克尔是《纽约时代报》的五角大楼驻外记者；乔·西米蒂安被《美国科学》提名为在科技方面最具影响的五十人之一；埃里克·宗德尔曼是丹佛最强大的公共关系公司之一的创立者。
大学的功能在于引导学生去创造多彩而眩目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科罗拉多学院在这个时期并不比哥伦比亚大学或康奈尔大学或其他长春藤联盟大学逊色。当然，其他大学也可以因为它们在这个或那个时期的成就而当仁不让；我只是以我所知的例子进行说明。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在某段时间内，成功的重力中心从顶尖的学校发生了转移。
而上述转移发生的关键是非精英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我采访过的许多大学官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在一代或两代人以前，如果一个学生不能被某所长春藤大学或者精英学校录取的话，这无疑是他生命中得一大挫折，因为那时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够提供真正的一流教学。但从那以后，非精英学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今的伊利诺伊韦斯利恩大学远远好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哈佛大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可能要小得多。”这所大学的主管官员珍妮特·麦克纽说。这样的话可以适用其他许多大学。不少过去就不错的学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那些顶尖的学校多少有点按兵不动。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缩短了与精英大学的差距。
现在有多少大学提供优秀的教育呢？新特里尔中学的吉姆·康罗伊认为可能有一百所；而谢利·莱文认为可能有两百多所。进步特别明显的是一些大型公立大学。密执根大学和弗吉利亚大学已经变成了“公立长春藤”，而无数的私立大学如今提供着最高档的教育。一个学生是否因为公立大学提供的良好教育而去就读是另一回事：但一个宽大的、乱哄哄的校园，可能成为靠喝啤酒打游戏虚度四年光阴的乐园，而在一个小型的私立的大学里，那样的行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公立大学质量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入学机会，而且还对本州学生提供打折学费。许多无法支付昂贵的私立大学学费的家庭，现在往往能在公立大学中找到令人满意的选择。
数量如此众多的大学得到改善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大量的优秀教员。由GI条例（注：GI Bill of Rights，1944年军人重新安置法的俗称。它规定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医疗、购房以及四年大学教育提供援助。其最大影响表现在教育方面，大量退伍军人进入大学求学，形成庞大的学生人潮。）引发的教育浪潮吸引了无数英才投身于学术界。由于顶尖大学的职位任期轮换得很慢，青年教师军团就扩散到了其他大学，因而提高了非精英大学的教学水平。与此相生相随的是，国家越来越繁荣，大学也越来越兴旺——包括那些第二梯队大学。当GB法案催生的第一批军团成员年事已高、功成身退时，他们数额不菲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入了非精英大学。（今年初匹兹堡州立大学法律学院就收到了学生赠送的四百二十五万美元。）如今，许多的非精英大学都有充裕的财源：艾默里大学得到的捐赠有四十五亿美元，凯斯西储学院有十四亿美元，连小小的科尔比学院也有三亿两千三百万美元——这个金额在几十年前，对于一个非全国性的小规模文科院校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由于第二梯队大学的崛起，传统的特权阶层在商业界和其他行业中的优势开始逐渐消失。曾几何时，一个长春藤大学的文凭，在很多地方被看作是得到晋升的顺风饱帆，因为一个长春藤大学的毕业生往往具有正统的中上层新教背景。而现在，一个长春藤大学的文凭根本无法代表一个人的背景，因此它在招聘工作和职位提升上的优势越来越小；许多公司宁肯要一个在里海大学里出类拔萃的学生，而不肯要一个在布朗大学里的表现平平者。律师事务所对社会阶层仍然非常在意——一些学校顾问认为，律师事务所在选择雇员时，仍然要考虑学生是从哪所大学获得的本科文凭。但大部分雇佣单位并不把社会阶层作为考虑因素，其中一些甚至故意避开来自顶尖学校的求职者，因为这些求职者往往不切实际地期望迅速加官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