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爱上混乱，爱上萨特
作者：袁筱一
今年是法国戏剧作家、哲学家、小说家萨特的一百年诞辰。或许在过去的二十世纪里，诞生过很多伟大的作家，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萨特对于世界的意义仍是独一无二的。他受到无数人的推崇，也受到无数人的攻击；他给二十世纪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人们带来光明、热情与思考，但他也给人们带来了难以名状的混乱。全世界几乎都是一样的情况：他被无数张嘴谈论着，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说真正地理解他，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他只是不停地写着，以积极的、介入的姿态。
一、萨特的一生
重读想到萨特，是在读了张一兵教授的《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之后。这才突然想起，在《恶心》、《墙》、《脏手》或是《词语》之外，在萨特—波伏娃这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男女关系之外，还有一个萨特，《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萨特。
其实或许还有无数个萨特，比如说《现代》杂志的萨特，比如说那个痛恨戴高乐的萨特，比如说，那个来过中国、见到过毛泽东的萨特，再比如说，那个曾被人高呼要“枪毙”的萨特。
惶惑几乎是油然而生的，而且这种惶惑就像是一个玩笑，因为它只指向一个问题：萨特是谁？二十世纪的神话，有人说。或许不该用“神话”这个词，因为萨特如果还活着，他会用最激烈和最肯定的意义反抗神的存在——萨特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那么就说是个谜吧，这个谜，跨越了哲学、文学、政治、语言各个人文领域；也跨越了国界。在任何一个国家，他也许都面临同样的处境：被谈论得最多，被阅读得最少；被误解得最多，被理解得最少。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出生于巴黎的第十六区——典型的法国富有资产阶级的行政区域。双子座的末尾。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宿命，萨特的身上具有难以名状的矛盾性，我们日后将会看到，他的一生都在肯定-否定-肯定的道路上盘旋。而且，在三十年后的同一天，又诞生了一位据说是最后一位法国存在主义作家的萨冈，也是同样的矛盾，同样得让人又爱又恨。
萨特的出身不坏，只是一岁丧父。母亲出自赫赫有名的史怀泽家族。按理说，这个家族出过两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一位是名声不亚于萨特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贝·史怀泽。另一位就是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按照萨特自己的说法，史怀泽一家——尤其是他的外祖父，那个自诩为“史怀泽家最智慧”的人——给了他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童年：他可以接触到很多书，可以在那种自由、尽管有宗教信仰却不乏粗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
萨特的青少年时代无疑光彩照人——到现在我们还热衷于重复他的这段历史：亨利四世中学，巴黎高师，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只是这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挫败。萨特的第一次精神危机应当是母亲再婚导致的，他和继父的关系问题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好在他可以回到巴黎继续学业，十九岁时，他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师。二十三岁，第一次考大中学教师资格失败。不过，第二年他就碰到了“一生的女人”西蒙娜·波伏瓦，爱情的力量让萨特在口试中一鸣惊人：两个人分别以第一、第二的成绩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也同样是在巴黎高师的这几年，他结识了保罗·尼赞和雷蒙·阿隆。
服完兵役之后，萨特得到了勒阿弗尔中学哲学教师的职位。二十八岁，他去了柏林，这一年或许真的是奠定了他一生的哲学选择：他发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结束了这一年在德国的学业后，他开始了创作。从时间的角度而言，萨特的哲学创作与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步开始的，不过哲学还要略早一点：一九三六到三七年，萨特完成了两部哲学作品《自我的超越性》和《想象》；一九三七到三八年完成了《墙》与《恶心》（另一译名为《厌恶》）。他为公众所接受的道路似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恶心》遭到了伽里玛出版社的拒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钟声敲响，萨特或许有机会像海明威一样成为英雄——虽然他没有海明威那样高大魁梧。他应征入伍，来到法国东部战线，并很快做了战俘。然而，也许是上天注定的命运，他没有受伤，也没有与德军对峙的传奇。他缔造的神话是另一种性质的：在战俘营的诊疗所里，他向神父讲授海德格尔的哲学。圣诞节，他又将自己第一部戏剧作品《巴里奥纳》搬上舞台。
一九四一年，萨特获释。很快，知识分子抵抗战线宣告失败。知识再次在暴力面前显示其无能的一面。萨特只好重新开始教书生涯。好在另一方面，将近四十岁的他迎来了创作高峰：《存在与虚无》，《苍蝇》，包括《间隔》将萨特彻底塑造成存在主义鼻祖，开始《自由之路》创作的萨特也在半推半就间登上了这个神台，在为《自由之路》第一、二卷开设的讲座上，他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
渴望不朽的荣光，这可能是萨特长时间离开讲坛，开始另一种可以直接介入政治的文体——新闻报道——的理由，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海明威却没能造就第二个的话，至少萨特还有机会在未来影响法国的重大政治事件里一展身手：比如说阿尔及利亚战争，比如说以色列战争，比如说让戴高乐下台。没有人知道萨特为什么会那么痛恨戴高乐，归根到底，也许这只是两个想左右法国乃至世界命运的男人之间的仇恨。也没有人能够讲清楚，曾经靠得如此之近的萨特和加缪何以突然交恶，开始又爱又恨的争吵——如果加缪没有因为车祸过早离开人世，谁也无法估计他们的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用作品影响世界，萨特始终拿不准是否能够做到，可是很显然，光靠文学一定是不行的，萨特知道。那么哲学呢？在他前面有帕斯卡，有伏尔泰，或许还有马克思。至少他们影响过。他处在“后马克思时代”早期，不无悲凉地发现或许前人给自己剩下的空间已经不大。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发现什么存在的可能性，成就梦想。他因为戏剧作品《值得尊敬的妓女》和《肮脏的手》遭到了斯大林派共产主义阵营的强烈攻击。当然，他不怕攻击，不怕孤独，不怕别人喊“枪毙萨特”，因为任何不朽必然是以遭到攻击开始的。他充满信心地回到哲学领域，创办了《现代》杂志，和完全不同的，“严肃而富学者性”的哲学家梅洛-庞蒂成为同志，虽然，——几乎是一种必然——不久以后梅洛-庞蒂就退出了。
五十年代，萨特更多地介入政治。萨特去过苏联，去过中国，去过巴西——据说，他所到之处都能受到元首的待遇，因此在中国，他见到了毛主席。奇怪的是，他没有留下过多的关于中国的评论，除了说北京是一座非常特别的城市以外。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里，真正占据人们视线的，可能还是苏联。从苏联回来后不久，他就发表演说激烈反对苏联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并且宣布和法国共产党断绝关系——萨特已经成为制造破裂关系的能手。
一九六○年，在一系列混乱的政治事件中不遗余力地表明自己态度的萨特出版了继《存在与虚无》之后的第二部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他的哲学，终于从“主体”走向了“客体”。虽然这种视野的转变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混乱。的确，从文学角度切入萨特的读者很难想象萨特可以有这样的分裂，很难想象后来写出《词语》这样漂亮的自传小说的萨特竟然是《辩证理性批判》的作者。
不知是否因为《辩证理性批判》让他丧失了信心，这之后的萨特基本上回到文学道路上。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词语》让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他拒绝了。七十年代初，他关于福楼拜的长篇巨著《家庭白痴》陆续出版了一、二、三卷。如果说他基本停止了哲学创作，他却没有放弃政治的梦想：越战、以色列战争、苏联入侵捷克、法国五月风暴，他仍然有着明确而反抗的政治姿态……他甚至创办了《解放报》，不幸的是，就在《解放报》创刊后不久，他便陷入半昏迷状态。虽然有种种的不甘心，可是萨特终归是沉默了，奇迹发生过，但并不完整。七三年以后的萨特所出版的作品都是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八○年，萨特彻底闭上眼睛。据《萨特的世纪》里所记述的来看，萨特入葬的那一天，巴黎也可以算是万人空巷：尽管这人群里依然充满了萨特一生也没能摆脱得了的混乱，各种政治派别，各种职业，各种感情，甚至各种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