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华顿的尖眼睛
作者：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试比较调子更沉的《其他时间》（Autres Temps）和《长远计划》（The Long Run），这两篇讨论的都是和性有关的年龄和失败问题。前一篇中的黎蔻特夫人，由于一次两性事件上的出轨，多年没有回纽约，后来她回到刚刚离婚又结婚的女儿家中，大惑不解地得知如今离婚已经被社会接受了。但是她发现自己处身于一片影射和误解当中，甚至那些急不可待地告诉她一切都已改变的人也在排斥她。对于她女儿来说，未来也许是在这里，也许光明。但是在黎蔻特夫人而言，这太迟了。
同样在《长远计划》中，就像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模式，一个勇敢又不循传统的已婚妇女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献给了爱着自己的男人，而且非常清楚他就像渥伦斯基伯爵一样，已经设想到私奔后的未来是“百无聊赖的夫妻在简陋的矿泉疗养院打发时光，靠着旅馆熟人的好处过活；要不就是两个自负的可怜虫关在一栋好房子里吵嘴，因为他们好得没法适应那个对他们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社交圈子”。然而她的勇气无济于事：他拒绝了她，也拒绝了凑合着生活的念头。最后“在长远计划中”，我们看到，他们失去了机会，错过了抉择，都降格成了妥协而平庸的人。
华顿笔下的妇女纠缠在习惯势力和新的性自由可能之间，她自己享受过这种自由，虽然代价高昂。她描述了社会关系和未来展望施加在妇女身上的历史性畸变——家庭之中，两性之间，女人之间。女人的竞争和嫉妒——弗吉尼娅·伍尔夫预言过的那个旧体制中的情感当会在新体制下消失——在有名的《罗马热》（Roman Fever）中得到精彩的表现。特别有意思的是华顿对母性扭曲的描写。她没有孩子，而且也不像一般人那样沉溺于母性冲动。她的早期作品《鹈鹕》（The Pelican）故事情节简单，写的是母爱误入歧途后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篇幅较长，含义模糊的《避难所》（Sanctuary）要复杂得多，不能把它归结到任何一种确切的理解上去。它写的是慈祥无私的母爱呢，还是有害的母性占有？我们看到的女人，是彻底妨碍儿子寻求真正的成人自由呢，还是把儿子从父亲道德败坏的命运中挽救出来？而笔触是那样地不偏不倚，几乎不可能——我觉得确实是不可能——据此来下定论。对动机的心理分析非常深刻，故事中行为的道德意义却暧昧不明，这样小说就呈现出自身的意义来了。我们能用我们的方式来解释，也能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这是一场精彩的内心斗争，可是无论好天使和坏天使都披着重重伪装。
同样引人入胜的《她的儿子》（Her Son）面目就清楚许多，这说的是一个漂亮的寡妇结婚时没有收养她丈夫的儿子，后来却心生愧疚，一直在寻找那个私生子。人到中年，她越发因此耿耿于心，不能释怀，最后走向毁灭。错综复杂的情节通过一个若即若离的男性叙述人逐步展开。这种口技表演式的手法在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中很常见，华顿也常常毫不含糊地加以运用。（她显然觉得由男性来当叙述人更加保险：在这些短篇小说里，她极少冒险使用女性叙述人，尽管她在处理女性题材和女性观点时是信心十足的。）《她的儿子》是篇相当成功的小说，每一幕——包括最后也是最令人吃惊的意外——都是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避难所》里的故事有些不切实际，情节虽然更加热闹，却透着一股子挖苦味。叙事技巧圆熟，有莫泊桑的风格，最后关于小刀的转折尤见功力。
短篇小说的格局往往不是开头吸引人，就是结尾刺激人，华顿当然也没有回避这些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生活也是相当富有戏剧性——意外的遗产，经济罪，他人的早逝。一碰到猝死和不太光彩的情节需要，伤寒、肺结核、破产都是作者的惯施之伎，这也反映了常见的社会现实：艺术家确有病死在阁楼上的，商贾也有因股票交易而破产的。华顿圈子里那帮靠收租过着奢侈生活的朋友，也不能幸免于当时的疾病：华顿的同代人阿诺德·本涅特是个名声鹊起、非常成功的小说家，他和华顿一样，嗜好以蒸汽游艇、摩托汽车等为交通工具的昂贵旅行，后来在巴黎餐馆里喝了一瓶子水就染上伤寒，好歹也就这么死了——这种死法，鉴于本涅特的现实主义风格，他是肯定不愿去写的。所以我们不能因华顿描写了许多突发事件和不太可能的事情而怪罪她。和本涅特一样，华顿也喜欢描写暴富，在优秀的喜剧寓言《天鹅绒耳套》（Velvet Ear-Pads）和《书信》（The Letters）中就用得很好。后者写的是一个穷教师莉齐是怎么被一笔意外的遗产改变的。有人或许觉得这不太可能，但是华顿在1888年就亲身经历过，当时她和莉齐一样急需用钱，而就在爱琴海的航船上，她从一个“隐居纽约的表亲”那里继承了十二万美元。
华顿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家庭，因此她多方面受益，但她也为之付出不菲的代价，往往长时间地精神紧张，经常患病。她不太描写极度紧张以致精神崩溃的内心世界，她笔下的人物，无论男女（除开那些在故事里遭受厄运的）都是精力旺盛，身强力壮。也许只在她的鬼故事中，她那孱弱的身体和精疲力竭的自我斗争才能以次要的主题浮现出来。这里有几篇经典鬼故事，而集子里将近三分之一（六十七篇中的二十篇）的文章都有超自然现象和惊悚情节。鬼故事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华顿写作的部分动机也无疑是要取悦读者。
她的典范有奥斯卡·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1890），这个故事几次改头换面出现在小说集里。有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1898）和《阿斯朋文稿》（The Aspern Papers）（1888），后者超自然现象较少，但也是鬼影重重。老畅销书《古董商的鬼故事》（Ghost Stories of an Antiquary）（1904）的作者M.R. 詹姆士也在小说集里留下了痕迹。还能看出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托马斯·哈代的影响，这两位都时不时地光顾这个题材。华顿举重若轻地谋篇布局，虽然有些地方也无非只是让人脊背发凉的老做法罢了——也就是常见的亡灵，咒语和乡屋闹鬼。有人要说关押少女这种主题是反映了世纪之交妇女无能为力的社会现实，而华顿也在这种可能性上做了些变动，包括父亲关押女儿和男管家的鬼魂监守死了很久的妻子。但这既缺乏创意，又没什么说服力，尽管故事是很好看。读者会觉得她写作时考虑更多的是笔墨和钱包，而不是想象力。虽然她也从玛丽·雪莱那里借用了少许效果，但她完全没能激起《弗兰肯斯坦》那种无法言喻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