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玛丽莲．梦露的游牧生涯
作者：唐纳德．斯波托
译：殷晓云
文：[美] 唐纳德·斯波托 ( Donalde Spoto)
或许是沿袭了艰难童年的印迹，她一生都在马不停蹄地搬家。
她是美国谋杀胶卷最多的女人，或许也是最飘泊不定的女人。她同朝圣者有几分相像，因她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如同一个永不停歇地漫步者。即便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重新给她取了玛丽莲·梦露这个名字，有那么一小会儿时间，她还是管自己叫Journey Evers，仿佛意指她动荡飘忽的人生。
在关于她1926年6月1日出生于洛杉矶的官方证明上，记录着她的名字是诺玛·琴·莫滕松，但是无人能确定她父亲的身份。“我或许是个错误，”多年后她说道。“我母亲当初并不想要我。”此话不假，因为格拉迪斯·贝克，这个居无定所又害怕承担责任的年轻女子，把她两个月大的宝宝交与了别人收养。孩子同她外祖母的邻居，阿尔伯特和艾达·博朗代，一对持重而真诚的夫妇，在霍索恩，也就是今天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座四室平房里，生活了七年。
“她不怎么来，”梦露后来说起她的母亲。“她就是个红头发的女人。”但是1933年的一天，格拉迪斯突然冲到霍索恩来，将女儿仅有的几件衣裳拾掇好，带着她搬到好莱坞艾弗顿广场6012号一所窄小的公寓里，距离她和同是流浪汉的朋友格雷斯·麦基做剪辑员的电影公司很近。于是，频繁出入于好莱坞大道的剧院——埃及剧院，中国剧院，潘吉特剧院——代替了主日学校和唱诵赞美诗。
三个月不到，格拉迪斯弄到了一笔银行贷款，某天下午，她带着女儿和全部家当搬进了离好莱坞露天音乐厅不远的位于阿沃尔大道6812号的一所带六个房间的屋子。格拉迪斯之所以决定在这里落脚，是因为一架上着白漆的富兰克林儿童大钢琴。对于格拉迪斯·贝克，对于大萧条时期众多干电影的人来说，一架白色钢琴便是好日子的象征。
哎！好日子并没有来临，格拉迪斯因为服用治疗精神紧张的药物引起强烈反应，被强行送进一家医院的精神病病室。“私底下我并不了解我母亲，”梦露说，“但只要可能，我总是从经济上帮助她。我们从未享受过一种正常的母女关系，正如我从未拥有过安定的家一样。”
1935年，在和格雷斯·麦基，以及随后与麦基的母亲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诺玛·琴被送到洛杉矶的孤儿院，档案上把她描述成一个“正常、健康的女孩……看上去知足而顺从，总说喜欢她的功课”。还有，诺玛·琴喜欢看电影这种消遣，她对麦基的建议心驰神往，麦基说做个合适的发型，再化化妆，她或许就是下一个斤年珍·哈洛（注：Jean Harlow（1911—1937），美国三十年代性感电影明星。）。
“那些年我从来都不习惯快快乐乐，”梦露回忆道。孤儿院的一个视导员注意到，1937年的时候，她显得“焦虑而害羞……还有点结巴……那时候，假如不对她再三保证、不对她耐心一点，她就会显得惊慌失措。我建议把她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建议没能兑现。在接下去几年里，诺玛·珍妮在朋友家和亲戚家之间穿梭般来来回回，因为害怕重返孤儿院，1942年，就在她十六岁生日前的几周，她从中学退了学，嫁了一个叫詹姆斯·多尔蒂的二十岁帅小伙。“我从来都别无选择，”她说。“关于这件事没什么可多说的。就像一场从未真正发生过的梦。我想那时我们都太年轻了。”
她隐身在一所一室的平房里，为了那个体贴而又独立的男子努力学做一名称职的家庭主妇，这男人不久出国参战，过了四年聚少离多的生活之后，最终离开了她。“我知道她太年轻，” 多尔蒂明白，“感情非常容易受伤害。对生活她从无怨言。她管我叫‘爸爸’，管自己叫我的宝宝。”
多尔蒂出征东南亚战场那会儿，诺玛·琴又一次感觉被抛弃了。同婆婆在北好莱坞的单调生活，因为在附近伯班克的 Radio Plane公司的工作而有所改观——1945年，她在那里给一个军事电影部门第一次充当摄影模特。“一个名叫戴维·康诺弗的下士告诉我该穿什么，该涂多深的唇膏之类，” 诺玛·琴在给格雷斯·麦基的信中写道，“他还说，我应该想方设法干模特这行……我很上照。这是份很严谨的工作，我就喜欢这样。”
她带上了她的一些书，画，唱片，还有她的行头，不过是些针织衫和裙子而已。直到她死前不久，这便是她的全部财产。
到了1945年，她已成为一名理想模特，受到洛杉矶摄影师们的交口称赞。合作，热情，有良好的幽默感，她在镜头前甩动栗色的卷发，蓝绿色的眼睛顾盼生辉，笑容灿烂，面对镜头眼睛眨也不眨，保持着一个难摆的姿势，却没有流露出一点不耐烦或是不舒服的意思。快门一按，胶卷一转，某种新鲜而活泼的东西似乎突然跃入了生活。
于是不可避免地与电影公司签约，1946年7月在福克斯公司试镜，接下去就是改名字，签一份每周七十五美元薪水的合同。直到又续签了六个月，她才终于得到两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斯库达，嚯！斯库达，嘿！》和《危险的年代》，均摄于1948年）。但无非是多了个漂亮的合同演员而已，人们并不怎么注意。
1948年，在卢西勒·丽曼（米高梅公司演员部主管）和她的演员丈夫约翰·卡罗尔的帮助下，梦露搬到了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俱乐部，此地距洛杉矶孤儿院只有两分钟的路。“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在自力更生，”她后来说道。那之后，她进入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落日—高尔制片公司，在一部名为《歌舞团的女人们》的B级电影里崭露歌喉。她还在那里遇见了她的第一个戏剧指导，娜塔莎·莱特斯，一个热烈的女人。到了1949年夏天，她同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的经理约翰尼·海德也谋过面了。比梦露年长三十一岁的海德很快就被她迷住了，抛弃了家庭，二人在北棕榈大道租了一所房子搬了进去，她试着用从书里剪下来的那些伟大艺术的复制品来扮靓屋子——安吉利哥，丢勒，波堤切利是她喜欢的。床头，她挂了一幅埃莱奥诺拉·杜丝（注：Eleonora Duse（1858—1924），意大利女演员。）的像。“约翰尼鼓励我多读书，欣赏音乐，他让我又开口说话了。过去我认为，只要不开口，就不会招徕任何责备。”
但她在位于奥林匹克大道那座朴素的贝弗利·卡尔登旅馆里仍保留着一个煤渣砖房间，她在那里收信。多亏了海德，她也开始收到支票——源于她在《柏油丛林》和《彗星美人》（均摄制于1950年）（有半打这样的片子）里扮演的小角色。她在银幕上不过露了一小脸，影响却是惊人的。
1950年，就在海德去世前夕，娜塔莎·莱特斯邀请梦露住到她位于西好莱坞的一所单人公寓里。她带上了她的一些书，画，唱片，还有她的行头，不过是些针织衫和裙子而已。直到她死前不久，这便是她的全部财产；她对物质要求不高，没有首饰，坚决不信什么钻石可以成为女孩子最好的朋友之类的话。“我对钱没有兴趣，”她曾对一个为她带来要大幅度给她加薪消息的经纪人说道。“我不过是想干得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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