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我在巴黎恋爱了
作者：詹姆斯．鲍德温
发现自己在另一种语言、在另一个国家中，听着同样的老歌曲、听到用同样古老的方式批评自己，那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比如）法国人总是与他们的殖地人民关系非常融洽，他们有一个趣闻轶事的宝库来证明这一点。（我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实这些趣闻轶事的当地人，但是，我也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讨厌施韦策博士的非洲人。）他们列举了建立的医院，还有学校——我以后也要去参观它们中间的一些单位。偶尔，我的肤色或者我脸上的表情可能会弄得某人局促不安，或者我可能说了什么事而使他感到不安，或者我可能武断地（没有理由表明他们希望我）宣称与阿拉伯人有亲缘关系。于是，他们面带微笑慷慨地告诉我，我是不同的：你瞧，美国黑人已经那么进化了！但是，阿拉伯人跟我不一样，他们不像我那样“文明”。听到我自己被说成是文明的，真有点儿让人感到震惊，可是，天哪，这种如此长久渴望得到的荣誉来得太迟了，而且我还遇到过好几次前后矛盾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挺有意思。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法国人说美国是文明的，甚至那些喜欢美国的法国人也没说过。当然，我觉得事实是法国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法国更文明。但是，撇开这个先不说，如果像美国这样一个如此粗俗的国家能够产生出像我这样一个如此高尚文明的人物，那么拥有几世纪文明礼仪的法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够使阿拉伯人文明呢？我想这是个非常诡诈的问题，不过我是错误的，因为答案非常简单：阿拉伯人不希望被文明。噢，要美国人像法国人那样理解这些人是不可能的；他们毕竟在一起很好地相处了近一百三十年。但是，他们，阿拉伯人，有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方言、语言、部落、区域、另一种宗教，或者也许很多种宗教——法国人不像美国人，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不相信摧毁本土文化的做法。另外，阿拉伯人也总是藏着某种东西；你没法猜测他在想什么，没法相信他所说的话。他们对待女人的态度也不同，他们对女人非常粗暴，一句话，他们是强奸犯，他们偷东西，他们随身带刀。可是，法国人忍耐这种状况已有一百多年，而且愿意再忍耐一百多年；尽管阿尔及利亚巨额耗竭国家的财源，而且，由于阿尔及利亚是法属的，事实上，是法国的一个行政部门，并且肯定还会继续这样维持下去——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到巴黎来，危及经济，在街上四处闲逛，袭击伤害法国妇女。简而言之，法国人慷慨大方的纪录堪称楷模，因此不可能相信孩子们会真的热衷于革命。
法国人也许不可能革命，但是我可不一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看见警察殴打一个年老的独臂阿拉伯花生小贩，打得他躺在街上不省人事，我看到咖啡露台上的法国人表情冷漠，而阿拉伯人因愤怒而满脸通红。是的，我能相信它：你看，它来了。
不是没有先兆，不是没有先例：但是只有诗人从它那里学到点东西，因为他们必须挖掘和重新创造历史。
1953年，离别四年后我重返纽约，当时正值所谓“麦卡锡主义”全国动乱的高峰。这种动乱并没有使我感到吃惊，因为我认为美国人再也不可能让我感到吃惊；但是，在许多方面，因为许多原因，这场动乱是非常恐怖的。一方面，我意识到我免遭美国审讯人的直接——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公开——审讯只是因为我的肤色，我的默默无闻，以及我的相对年轻：或者，换言之，在他们看来，缺乏想象力。我只是有点儿太年轻，不会有任何法律上认可的政治历史。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是个未成年人，如果他是黑人，住在黑人贫民窟里，那么在合众国眼中，他生来就是搬箱子提包的；但是，实际上，十三岁时，我已经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同路人。有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参加了游行，举着旗子高喊，东区，西区，整个城区，我们要求房东拆除贫民区！我根本不了解共产主义，但是我非常了解贫民窟。十九岁时，我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到那时为止，我如果没有学到许多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那么至少对斯大林分子了解不少。对于我来说，大动乱更加具有讽刺意义，因为当美国和俄国是盟友时，我已经是个反共产主义分子。一天傍晚，在许多爱国者面前，我过于大声贬低华纳兄弟公司拍摄的“莫斯科使命”对于战争令人难忘的贡献，我差一点被谋杀在14号街上。这同一批爱国者现在要烧毁这部电影，绞死电影制片人；华纳兄弟则在麦卡锡时期煞费苦心地为他们的电影辩解。华纳兄弟无奈怯懦，其他几乎所有的人也是一样，那是个邪恶、不光彩的时期：我对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和/或者自由主义分子的鄙视可以追溯到那时我对他们为人的观察。我说是大部分人，不是所有的人，但是这些少数人却是一批令人仰慕的卓著人物，甚至，或者确切地说，尤其是那些在烈火中未能幸存的人们，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和声誉投入了火焰。我回家，回到了一个几乎人人不知羞耻地忙着自卫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朋友将他们的朋友投入狼群之中，并且还要用论述第三国际背叛的学说论文（和巨著）为他们的背叛行为寻找理由。在那些岁月中所写的一些东西，比如，对罗森伯格斯（Rosenbergs）的处决，或者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施行的酷刑[对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宣福]使我看清了自由主义团体不负责任和胆小怯懦的某些东西，对此我永远不会忘记。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远不只是无知和傲慢的结合，这个社团总是利用它抵御黑人受苦受难最深含义的影响，它使我懂得没有激情的才华只会颗粒无收。必须记住，我毕竟是在这些人开始见我时我才开始见他们的：多年来，我一直为他们送包裹，清扫垃圾，接受他们的小费。（而且他们小费给得不多。）我观察着他们在麦卡锡时期相互之间所做出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他们对我所做出的任何事情还要见不得人，因为我至少还从来没有发疯到要依赖他们的忠实。在我看来非常清楚，他们对他们的目的说了假话，由于他们的过失而受到了讹诈；事实上，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各种移民争取保住他们已获得的利益的体面问题。因为，在我看来，知识活动是，而且必须是，公正无私的——真理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不愿意被那把剑刺伤，甚至死在那把剑上，那么，你所有的知识活动只是一种欺骗，一场邪恶和危险的骗局。
我尽我所能作出了这些姿态，以便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使我自己超脱一些。但是，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我不仅不能重新调整我在纽约的生活——同时也是因为我不想调整：我永远不会重新做任何人的黑鬼。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世界使你继续做黑鬼的方法不止一个，世界进化了，悬垂穿腿后翻成后悬垂的方法不止一种，如果手在这里滑脱了，它会在那里握住的；现在有人，的确非常得体地，主动授予我：该俱乐部成员的资格。我在一些优雅的小餐馆进午餐，在一些专门俱乐部进晚餐。我试图理解我的同胞们对难弄的我和不受束缚的我的关心——我真的试图理解，尽管并不是没有一些困惑，而且，最终，并不是没有一些怨恨。我开始变得非常不舒服。那是一种奇怪的不舒服，一种恐惧：我失去了我的方向。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我所听到的事情。我无法信赖我所听见我自己所说的话。在我所听到的极少的东西中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能够反映我所熟知的或者我所忍受的生活。我的母亲和父亲，我的兄弟姐妹，没有跟我一起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聚会的人群中也没有人曾经听说过他们。我自己的出生，或者本能，随着我脑袋周围缭绕的烟雾开始忐忑不安地移动。我没有尽力坚守我的贫贱。相反，如果我的贫困终于到了头，那就太好了，它来得还不算太快——然而，我感到一阵愈来愈烈的寒冷，仿佛我的余生将不得不在缄默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