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我在巴黎恋爱了
作者：詹姆斯．鲍德温
詹姆斯·鲍德温(1924 – 1987)是位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受到广泛赞誉的《向苍天呼吁》、《乔万尼的房间》、《另一个国度》、《土生子的笔记》、《下一次将是烈火》以及《街头的无名之辈》。1942年，他去新泽西州一家公司工作，以此抚养兄弟姐妹和继父。在这个时期内他所遇到的种族主义促使他决心用他的全部时间从事写作。尽管早期他在一些杂志和期刊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他还不能完成任何长篇小说。1948年，他离开哈莱姆去法国巴黎。在下面这个选段中，鲍德温写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当然，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疯了，简直与我已故的父亲一样。如果我没有疯，我就不会离开（美国）。”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以及许多批评家的评论，这是一次有重大影响的旅行——它给了他空间距离，使他能清晰地去审视他自己和他的国家。在巴黎，他看到了另一种环境下的种族主义，并且发现，对他来说，做一个黑皮肤的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发表被世界认可的著作。也许是因为他有了国外的经历，所以他总是称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而不是仅仅用他的种族来认同他自己。“黑人艺术运动”的作家们因此而批评他，他们感到他是为白人读者写作的。然而，鲍德温是“种族平等代表大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美国和欧洲到处就种族问题活跃地演讲，抨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他曾获得“乔治·波尔克纪念奖”、“外国戏剧批评奖”，以及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名誉博士的称号。由于他对法国的热爱和对文学的贡献，法国授予他三级荣誉勋位勋章。他在法国圣保罗-德-旺斯去世。
我于1942年离开家乡——哈莱姆。1946年，与一位白人摄影家一起回来，试图出版几部尚未发表的作品中的一部；打算结婚，然后意识到我不能——或者说不应该（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结婚，于是就将结婚戒指扔进了哈得孙河，并于1948年离开纽约前往巴黎。当然，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疯了，简直与我已故的父亲一样。如果我没有疯，我就不会离开（美国）。
我在巴黎饥饿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学到了某种东西：首先，我恋爱了。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我意识到，并且第一次认识到，爱情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的可能；对于我来说——按照我的说法——也不仅仅这么经常地、到那时为止是灾难；也不是某种像死亡一样降临在他人身上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它在我的各种可能之中，因为它就在这里，在我的身边，呼吸着，抱怨着，它是生命的钥匙。它不仅仅是我生命的钥匙，而且也是生命本身的钥匙。我坠落爱河绝不是本书的主题，不过，诚实的性格迫使我将它置于细节之中，因为我想——我知道——如果不是爱情迫使我试着写我自己，那么我的故事将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它开始使我窥探到肤色的陷阱，因为人们不是按照他们的肤色去恋爱的——对于高尚的开拓者和雄辩的宇航员来说这也许成了新闻，更不要说美国大多数州的大多数众议员了——当恋人争吵（他们的确不可避免要争吵）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皮肤颜色的深浅而争吵，也不会在任何层面上用肤色作为武器。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接受他的赤裸。赤裸没有肤色之分：这只会对那些从来没有拥抱过另一个赤裸的人或者被另一个赤裸的人拥抱过的人来说才是新闻。
不管怎么说，世界在变化，并且永远变化着。因为你爱上了一个人，你看其他每个人就会跟你以前看他们时非常不同——也许我只是在说你开始看——你比以前既是坚强了又是脆弱了，既是自由了又被束缚了。似是而非的是，自由了那是因为现在你有了一个家——你爱人的怀抱。被束缚了：被那种神秘的东西束缚住了，确切地说，被一种枷锁锁住了，它将你锁入世界上某种灿烂辉煌的和受苦受难的东西之中。
我身无分文来到巴黎，这就意味着在那些早年的岁月里，我主要生活在贫苦人中间——而在巴黎，贫苦人是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四个或者五个或者六个人睡一个房间，他们轮流睡觉，他们被人视作草芥，他们勉强维持生计简直就像试图依靠巴黎肮脏的顽石生活那样。法国人说他们懒惰，因为他们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咖啡馆里闲坐着，喝喝茶。可是，他们不是懒惰。他们大多数人没法找到工作，他们的房间极其寒冷。（法国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咖啡馆里度过，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没有人说他们懒惰。）阿拉伯咖啡馆既暖和又便宜，他们一起到了那里去。他们主要上不起法国咖啡馆，法国咖啡馆也不欢迎他们。尽管他们说法语，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国的产物，但是巴黎不是他们的家，就像我感觉巴黎不是我的家差不多，尽管我是出于一个不同的缘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记得味道、触摸、水和阳光的奢华舒适，而我几乎连做梦都不敢想这些东西；他们到巴黎不是为了来定居。有朝一日他们打算回家时，他们完全知道家在那里。因此，他们在心中固守着某种东西，某种他们永远不会舍弃给法国的东西。但是，在海洋我的一侧，或者当时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东西，或者说被剥夺了一切东西，我们没有可去的地方：我们就在家里。阿拉伯人聚集在巴黎，但是美国黑人是孤单的。阿尔及利亚人的贫困是绝对的，他们的策略是糟糕的，他们的个性，在我看来，是难以捉摸的，他们的近况是血淋淋的，他们的未来更加如此：然而，他们的处境毕竟比我的和谐得多。我不是说我嫉妒他们，因为我没有嫉妒，他们的饥饿（或者说饥寒交迫）袒露无疑，真使我震惊；但是我尊重他们，因为我认识到是他们的历史使他们成了这个样子，我开始有些痛苦地猜疑是否我的历史使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刚到法国的时候，法国人仍然无望地试图在印度支那决一胜负；奠边府沦失守时我正在巴黎。那时，巴黎街头的阿尔及利亚地毯销售商和花生小贩显然与法国形势逆转这一最为关键的失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然而，警察的态度（一贯气势汹汹）开始变得更加恶毒并蓄意惩罚。开始，这使我感到纳闷，可是我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这就是人们对于失去帝国的反应方式——因为失去一个帝国也意味着个人身份的剧烈修正——我将一次又一次地亲眼目睹这种情况，而且不仅仅在法国。阿拉伯国家不是印度支那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是一个看得见的、迅速崩溃的帝国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正在以最实际的和惊人的方式达到它的结局——它正在展现它自己，也就是说，根本不像法国人所塑造的神话那样——法国统治者对阿拉伯国家的统治正日益受到激烈挑战。受到挑战的统治者无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的确也没有梦想甚至试图这样去做，于是就简单地增加它的兵力。这就有了这有趣的结局，它反映出法国当局已经变得多么害怕，许多北非人于是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再给法国人来个奠边府。
还有一件事打动了我，我将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更加密切地关注着这件事。法国人很伤心，他们火了，他们的管辖竟然受到了质疑，尤其受到他们所统治的人们的质疑；在这方面，如果他们不是真正的原创，那么他们至少也是非常认真。正如他们不断指出的那样，在他们到达那里以前，在那些殖民地里毕竟什么都没有，一丁点儿也没有；或者说，那里少得可怜的矿产或石油资源也许不会对当地人有任何好处，因为当地人甚至不知道那里有这些资源，或者它们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因此，对于殖民地资源的掠夺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至于他们给殖民地带去什么东西，法国人就会变得非常直言不讳，以至于要是问他们从殖民地拿走了什么，那就极不礼貌了。（后来，当我访问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时，我看到了如何进行这种公平交易中的某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