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流放随想
作者：爱德华·萨义德
上一代人中，有个叫西蒙娜•韦勒（Simone Weil）（注： 1909-1943，法国哲学家、宗教学家。生前只发表过数量有限的几首诗和论文，死后出版的著作有十六卷之多。T. S. 艾略特说她是“才女，而且其才情与圣徒们相类”。）的，她把流亡的困惑表述得最为简明扼要。她说：“对人类灵魂的需要来说，能有块落脚的地方，好扎扎实实地生活，恐怕是最为重要的，可这一点往往很少有人认识到。”然而，韦勒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这个时代里存在着世界性战争、放逐发配、种族灭绝性屠杀等，导致大批人流离失所。可人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大部分都不可靠，甚至危险，而且危险的程度不亚于这些方案声称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这些方案中，国家，或更确切地说，国家主义，是最为危险诡诈的一种，因为对国家的崇拜可能会取代一切人间的亲情关系。
韦勒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流亡者困惑中最为核心的是错综复杂的压力和限制。这种困惑，如前所示，几近悲剧，其情形就像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实际生存一样。还有一种形式的隔绝和放逐，类似离群索居，可以导致一种自恋式的施虐倾向，它会使人抵制一切希图改良和文化渗透的努力，很不合群。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流亡者盲目崇拜流亡生活，这使他/她脱离一切关系，不愿接受任何束缚。以为你身边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吹毛求疵，落落寡欢地活着，等于害上了狂躁的犬儒病。流亡者入会的压力也更为常见，比如邀请加入党派、国籍、民族运动之类，流亡者面临一系列加入新党派新团体的选择，得显出对新党派新团体的忠诚。当然，有所得的同时也就有所失，比如丧失了批判的观点、知识的储备和道德的勇气。
还必须承认的是，流亡者那处于守势的民族主义，常常会滋生一种自我意识，使其做着种种不怎么诱人的自我辩解。类似在流亡中建国（本世纪，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重建计划，包括项目繁多：修撰国史、复兴古老语言、建立图书馆和大学等国立机构。而这些虽然有时能增进鼓噪一时的民族优越感，但同时也会使人们反观内心，审视自我，从而不可避免地使人超越像“种族性”这样一些简单而正面的一些事实。比如，有着自我意识的个人会设法弄明白：为什么巴勒斯坦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历史有着各自不同的模式？为什么在受到迫害和灭绝威胁的情况下，某种特定的民族精神在流亡中仍能得到保持。
因此，本人谈论流亡，决不将其看作一种特权，而把它视为面临统治现代生活的各种大众建制时可做出的另一种选择。不过，流放毕竟不是选不选择的问题：流放不是你与生俱来的，就是后来降临到你头上的。要是流亡者拒绝留在外围席地养伤，那么，可学的东西还是有的：他/她主观上必须学得小心谨慎，既不能纵容放任，也不能抑郁不乐。
这种主观性最为切近的例子也许可在台奥多尔•阿多诺的著作中找到。阿多诺是法国犹太裔哲学家和批评家，他的代表作《道德要义》(Minima Moralia)是他的自传，流亡中写的，副标题叫《残缺人生中的反思》。阿多诺毫不留情地谴责他所谓的“配给”的世界，在他看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像被挤压进事先铸好了的模子，被赶进了预先造好了的“家”。他论道，人们所说所想的及所拥有的一切东西，最终都不过是商品而已。语言都是行话、术语，物品都是供来买卖的。拒绝这种事态人情是流亡者的知识使命。
阿多诺的思想反映了一种信念，认为只有在写作中才能真正找到家的感觉，尽管这种家脆弱而易受袭击。此外的“家已成过往的遗迹。对欧洲城市的轰炸，和劳改营、集中营一样，只是预先执行了家、房屋的命运而已，这是技术的自身发展早就决定了的。它们现在只配当作食品罐一样的东西被扔掉”。阿多诺言简意赅，颇带反讽地说：“身在家中不知家是道德的一部分。”
要跟上阿多诺的思路，你就得离“家”远一点，以便用流亡者的冷眼来旁观那个家。能在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与这些思想观念所实际产生的东西之间见出点分野来，其优点是相当显著的。我们对家和语言往往会想当然，往往以为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其内在的武断积淀为教条和正统学说。
流亡者知道，在一个世俗的和偶然的世界上，家永远是临时性的东西。边境和屏障既可将我们安全地划定在熟悉的领土以内，也可成为我们的监狱，而对这样的边境和屏障，人们还往往毫无理智毫无必要地加以保卫。而流亡者则越过边境，跨越思想和经验的屏障。
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ictor）（注：1096-1141，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作家。）十二世纪萨克森的一位僧侣，他曾写过以下几行非常精彩，颇值玩味的话：
因此，对修行有素的人来说，大善之源莫过于首先能在不可见和转瞬即逝的事物中学会自新、自变，然后才能将一切抛诸脑后。以为家乡甜美的人是初出道的小子，还很稚嫩；以四海为家的人已经壮大；而将整个世界看成异国他乡的人才是完人。稚嫩的心灵将自己的爱固着于大千世界中的一个点上，已壮大起来的人将自己的爱推及四海，使之广被四表；至于完善的人，他的爱已烟飞灰灭。
艾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注： 1892-1957，德国中上层犹太家庭出身，1913年获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语文学家，中世纪文学专家。名著《模仿：西方文学中实在之再现》出版于1946年，是他流亡土耳其并任教于国立土耳其大学时（1942-1945）写成。二战后移居美国。1957年去世前，长期任耶鲁大学教授。）是二十世纪的一位大学者，战争期间，他曾流亡土耳其。他曾引用过上述那段话，作为希望超越民族或地域界线的人们的座右铭。只有采取这种态度，历史学家才能把悟到人类经验及其文字记载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否则，他/她仍将受到偏见的束缚，作出排除异己之类的反应，因而仍将缺乏一颗自由的心灵来陪伴知识的追求。但是，我们也得注意到，雨果两次清楚地表明，“壮大”或“完善”的人是从依恋之情中“挣扎出来”后才取得独立并养就一副冷眼的，而起先他们并不拒斥依恋之情。故乡的存在、对故乡的爱及亲情关系，都决定着流亡的属性；对一切形式的流亡来说，实际情况不在于失去了家，失去了对家的爱恋之情，而在于家和对家的爱这两者本身就已经包含有丧失。
思量一下过往的经验，总觉得它们好像要消失了似的。是什么将这些经验固定于实在中的？你将把哪些经验保存起来？把哪些给抛弃掉？只有已经获得独立，能冷眼旁观世事的人，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样的人的家乡虽然“甜蜜”，但他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已使他们不可能再重新体味到那份甜蜜。（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从幻象和教条所提供的“甜蜜”的代用品中获得满足。）
这看上去倒有点像是一剂药方，希图缓解世界观的冷酷和狰狞，灵魂中蕴育着的所有激情和轻快灵动的东西，总是遭人不悦和非难，藉此药方，似乎也可得到些许释放。事情并非一定如此。谈论流亡中的种种快乐，看上去也许显得颇为怪异，但对导致流亡的一些条件，人们还是可以作点积极探讨的。将“整个世界都看成是异国他乡”，这能使人的思想观点不乏创造性。大多数人只意识到一种文化、一种背景、一种家园的存在；而流亡者则至少能意识到两种。这种思想意识的多元化能使人意识到天地之廓大，意识到还有其他共时的维度之存在，这种意识，借用一个音乐术语来说，可以叫做对位意识。
对一个流亡者来说，生活、表现、以及在新环境中的活动等的种种习惯，都会不可避免地映照在记忆的背景上，而这种记忆所忆及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另一环境中的。因此，新旧两种环境都很生动鲜活、实实在在，并以对位法同时出现。这样来思考理解问题可以给人一种奇特的快感，如果流亡者本人能意识到还有别的对位并列的东西存在，意识到这些东西能削弱正统判断，使人学会更好地赏识别人同情别人，那么，那种奇特的快感则可更加强烈。如果一个人，不管他身在何处，其行为方式都能和在家一样，那么他还可获得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不过，这么做仍然有点危险：欺瞒掩饰使人焦虑不安，神情疲惫。流亡永远不可能是一种志满意足、宁静安全的生存状态。用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注：1879-1955），美国诗人。作品大多写想象与现实间的关系。）的话来说，流亡就像是“冬天里的心境”，夏天和秋天使人感到凄恻哀婉的一切以及春天里所蕴含的生机，都成了近在咫尺但却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换言之，流亡生活的足迹有着不同的天算历法，它与脚踏在家乡土地上的生活相比，季节性不够明显，而且漂泊无定。流亡是在一种习惯性秩序以外维持生活，它游荡无根，既无中心，又对位共存；这种生活，当你还没来得及适应它的时候，它内部动荡不安的因素就已经重新爆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