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流放随想
作者：爱德华·萨义德
流放这个话题，想起来怪吸引人的，但若真的亲身经历流放，就不那么令人惬意了。流放意味着一个人与其祖国之间，自我与自我的真正归宿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隙。流放所固有的悲哀是永远无法克服的。不错，在文学和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对流亡生活中英勇浪漫、光荣辉煌的片断描写，但是，这些描写只不过是流亡者为驱遣孤独所致的极度悲伤所为。失去了的东西永远地留在了身后，因而流放中的种种所得，不断地被一点一点地剥蚀，总显得残缺不全。
但是，如果真正的流放是导致最终丧失的条件之一，那么，在现代文化中，流放为何又能轻而易举地变成一个强有力甚至丰富深刻的主题呢？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现在这个时代看成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没有了故国和亲人，流离失所，焦躁不安。尼采使人对传统感到不自在；弗洛伊德则教人把家人间的那份亲情看作是礼貌的面具而已，其下面所潜藏的则是弑父和乱伦的狂情。现代西方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流亡者、侨民、难民创造的。美国在学术、知识和审美思想等领域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个样子，要归功于那些为逃离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热衷于迫害、驱逐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制度而流亡于此的难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认为流亡者写流亡事，这种“无国界”文学恰好构成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一个完整体类，它所表征的是一个难民的时代。斯坦纳说：
现今的所谓文明，已多半变得鄙俗不堪，野蛮残忍，它使许多人无家可归。难怪在如此状态下从事艺术创造的人，自身就是有家难归的的诗人，他们在语言中流浪。怪异、孤傲、怀旧、故意显得不合时宜……
在其他过去的时代里，流亡者也曾有过类似的跨文化跨国界的视野，也曾遭受过相同的挫折和磨难，从事过相同的阐释和批评工作——E•H•卡尔（注：1892-1982，英国著名苏俄史专家，生於伦敦，剑桥大学毕业。《浪漫的流亡者》出版于1933年。）的著作《浪漫的流亡者》就精彩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这部书是学术名著，研究的对象是十九世纪俄国聚集在赫尔岑周围的一批知识分子）。然而，早期的流亡者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流亡者之间，在规模上有着极其明显的区别：现代战争、帝国主义、极权统治者神学教条般的种种野心，都使我们的时代成了一个难民背井离乡、移民规模庞大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冷漠客观的大背景上，人们已无法使流放这一话题继续提供有关人道主义的奇情异想。流放，在二十世纪的规模上，无论是从审美还是从人文学科的角度看，都已变得不可理解。流亡文学至多也只能客观地描写常人很少能亲身经历到的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和困境；但是，要是功利地以为这种文学的流放主题对人文学科有利可图，那么，流放造成的伤害，遭伤害的人所蒙受的各种损失，人们企图将流放理解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时流放所作出的沉默反应，所有这些，都将会被庸俗化、平常化。原本令人惊悚可怖的东西，在文学乃至宗教对流放的种种观念中，却已变得模糊不清，不是吗？流放不可避免地属于尘世，它荷载着历史的重负；它是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准备的；流放像死亡一样，但又没有死亡最终的那份怜悯，它将千百万人从其传统、家庭和地域中连根拔起。
亲眼见到流亡中的诗人与阅读流亡诗不同，它可以使人亲眼见证到流亡者是以怎样的坚韧毅力忍受着流放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悖谬。几年前，我曾和当代最大的乌尔都语诗人法伊兹•阿哈迈德•法伊兹一起呆过一段时间。他被齐亚（Muhammad Zia-ul-Haq）（注：齐亚-哈克, 1924-1988，1977年发动政变，推翻现行布托政权，实行军事统治。1988年，死于空难。）的军人政权逐出祖国巴基斯坦，在战乱频仍的贝鲁特颇受欢迎。他的一些亲密朋友自然都是巴勒斯坦人，但我感觉到，尽管他们之间在精神上存有某种默契，然而在语言、诗歌传统、个人经历等方面，相互间却有着天壤之别。法伊兹只有一次看上去似乎暂时驱散了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孤独感。那是同他一起流亡国外的巴基斯坦朋友埃克巴尔•阿哈迈德来贝鲁特后的一天晚上，我们三人坐在贝鲁特一家灯光昏暗的饭馆里，夜色渐晚，法伊兹朗诵着他的诗篇。起先他边朗诵边和埃克巴尔翻译着，以便我能听懂，可过了一会儿，他俩不再给我译了。其时，随着夜色越来越深，翻不翻都已经不很重要，因为我亲眼看到的东西已经不再需要翻译了：一种回家的感觉，通过既不无蔑视又不无失落的表情透露了出来，似乎在说，“齐亚，我们在这儿呢。”当然，真正身在故国家园的是齐亚，他们俩在贝鲁特欢欣鼓舞的声音，齐亚是听不到的。
拉什德•侯赛因（Rashid Hussein）（注： 1936-1977，巴勒斯坦诗人。）是巴勒斯坦人，他曾将现代希伯来大诗人之一比亚利克（Hayyim Nahman Bialik）（注： 1873-1937，希伯来诗坛巨擘，著名翻译家。生于乌克兰贫穷的犹太家庭，幼年丧父，由笃信宗教、知识渊博的祖父抚养成人。1921年离开苏联，流亡德国。1924年定居巴勒斯坦。后死于维也纳。）的作品译成阿拉伯文。侯赛因雄辩的口才使他成为1948年以后无人能出其右的演说家和民族主义者。他早先在特拉维夫做希伯来语记者，尽管他拥护纳赛尔主义（Nasserism）（注：指埃及前总统纳赛尔（G. A. Nasser, 1918-1970）关于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的主张和政策。纳赛尔曾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1952），废除君主制，成立埃及共和国（1953），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956），抗击英、法、以色列武装入侵，提倡不结盟，著有《革命哲学》等，1956年至1970年任埃及总统。）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但他曾经成功地使犹太作家和阿拉伯作家之间开展对话。最后，由于再也顶不住各方压力，他去了纽约，娶了一位犹太妇女后，开始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办事处工作，但常常因荒诞不经的思想和乌托邦般的言谈忤逆上司。1972年，他离美去了阿拉伯国家，可是仅仅几个月后又重返美国。因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觉着不合时宜，在开罗也觉得不开心。纽约重新收留了他，可他从此终日无所事事，酗酒无度，生活穷愁潦倒，但他一生都是个最慷慨好客的人。一夜，喝得烂醉之后，躺在床上抽烟，结果烟卷惹起一场火，火烧着了他收藏的一批盒式音带，这些音带中，大部分都录有一些诗人自己朗诵的自己的诗作。音带散发出的烟雾使他窒息而亡，他的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所在地以色列小村姆斯姆斯安葬。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遭到流放的诗人和作家，给生养过他们的国家带去尊严，尽管这些国家曾通过立法剥夺人的尊严和身份。显而易见，要想将流放作为一项当代政治惩罚来研究的话，那么，人类经验领域的划定就必须从这些被剥夺了尊严和身份的人开始，就必须越出流亡文学本身所划定的界限。人们首先得把乔伊斯和纳博科夫丢在一边，想想那些联合国为之成立各种机构，数量庞大得无法统计的人。人们必须想想那些农民难民们，他们已经没有希望重返家园，身上剩下的只有一张定量配给供应卡及代理机构的号码。巴黎也许是汇聚世界各地流亡者的大都会，但在这个城市里同时也有无名男女在年复一年地过着苦难孤独的生活，他们来自越南、阿尔及利亚、柬埔寨、黎巴嫩、塞内加尔、秘鲁等国。人们还不能忘了开罗、贝鲁特、马达加斯加、曼谷、墨西哥城。当人们将目光从大西洋沿岸国家进一步移开，目接的则是一层深过一层的凄清和荒凉：不计其数的黎民百姓，受着重重苦难的煎熬。他们毫“无身份”，命如草芥，没世无闻。从印度流亡出来的穆斯林们，美国的海地流亡者们，大洋洲来的比基尼岛人，遍布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一旦好好想想他们，你就得丢开自己主观上所构想的那个小小的难民所，心系大众政治，构拟谋划，不亦乐乎。谈判媾和，民族解放战争，人被逐出家园，驱着赶着来到他国异乡少数族裔居住区：这样的经历究竟说明了什么？它们是否真的是天意使然，不可避免，抑或是人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