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好老太，坏老太
作者：格里高利．桑德斯
所有人都知道祖母坚信自己对聚酯、尼龙甚至是所有的合成纤维过敏。她那细腻的肌肤只能接触棉、丝、羊毛和亚麻的制品。否则，她就会生麻疹。此外，她的过敏并不只限于织物这个范畴。很多东西都像盖德拉城的魔鬼那样苦苦折磨她。她的身体系统除了黄油别的都无法承受。吃洋葱会导致她的肠子痉挛。每年拜访奥布莉娅姑妈，她都要求姑母承诺玉米面包的调味料中不含有洋葱。“哦，亲爱的，你知道我不会在你的调料中加入洋葱的。”奥布莉娅姑妈告诉她。有了这个承诺，格持鲁德祖母狼吞虎咽地吃下三份玉米面包。即使调味料中的确加入了洋葱，但显然她没出现任何过敏的病状。事实上，调料里有不少洋葱。正如我母亲指出的那样，这已经不算是秘密了：“哎呀，你用肉眼就能看见的。”
圣诞大餐的食物很丰盛，除了火鸡和调味料，还有土豆泥，甜洋芋、涂有黄油的胡萝卜，肯德基神奇豆，用芝士沙司和洋葱粒拌和的椰菜，填有甘椒的橄榄，抹有甘椒芝士的芹菜条，以及用内脏砸碎煮的汤，黑加仑沙司和午餐小面包。两次热烘烘地上桌，头一次是在我们坐下开始进餐时，后一次是在进餐当中。
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所有食物都是奥布莉娅姑妈一手烹调的，因为她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也不允许我母亲带来任何种类的盆装菜，甚至一只果派都不要。“没有必要。”奥布莉娅姑妈坚持说。她总是亲手制作大量甜点：南瓜、山核桃、巧克力派、鲜美的水果色拉——如拌着生奶油和蜜饯粒的什锦水果，还有倒置型凤梨蛋糕，以及多种小甜饼和糖果等。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她做的一种叫“季芙琳”的甜点。这种甜点是小小的圆柱形，是用派的皮混合果仁再滚上原糖做成的。即使制作配料都一样，水平较差的厨师，比如我的母亲，是不能模仿做出来的。
食物里没有啤酒，葡萄酒和开胃酒，当然更没有白兰地和雪茄烟了。我们像良好的南方浸礼会教友那样，伴着冰茶咽下食物，就着热咖啡吃甜点。我们总体上都认为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是有益的，即使它更多的是削减了乐趣，而不是预先抵消挑衅。在这几年来我听到的所有关于酗酒家族的可怕故事里，矛盾都是爆发在假日的聚餐桌上，因此我慢慢了解到自己的家族嗜好咖啡因是多么的幸运。温和的刺激比危险的刺激要平和多了，尤其是对那些平时忍气吞声的男男女女们。我父亲和家族其他成员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迁就格特鲁德祖母，所以你可能会认为她有一大笔财产要在临终时处置。
当然她没有，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都充满了敬意地静坐在那儿吃着火鸡，没人去打断她那些随口说说的冗长故事。直至最后奥布莉娅姑妈打断了她的讲述：“有人还想要面包卷吗？再加点冰茶怎样？”
还有什么创伤是冰茶无法减轻的？有什么不对之处是刚出来的新鲜热面包无法缓和的？有什么悲伤是一大块顶端倒有半品脱生奶油的巧克力派无法安抚的？我一直都选择巧克力派作为餐后甜点而不是山核桃和南瓜。一直如此。当吃完正餐，妇女们开始选择什么作为甜点时，随便谁问我，事实上不是问而是说：“你不用告诉我，我就知道你要什么。”所有人都笑了，因为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和我的巧克力派就已经成为家庭的笑料了。
这个玩笑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还很小，不会超过三四岁。在那时，奥布莉亚姑妈轻易地就能满足我那过于挑剔的味觉，因为我是她唯一的孙子。我肯定是她的名誉孙子，即使在她有了真正的孙子后，我们依旧一同分享那些特别的回忆，记得圣诞老人仅仅为了我到了她的家。
在奥布莉娅姑妈的家里，我和我父母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起得很早，那时天还蒙蒙亮，我父母房间的门也还紧闭着。但是，奥布莉娅姑妈房间的门开着，我就慢慢地走了进去，爬上床，躺在了她的旁边。我们两个人躺着聊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们就起床来到厨房，奥布莉娅姑妈着手开始做饼干。她和出湿湿粘粘的面团后，让我帮着用冰茶杯的杯嘴切割出一个个大大的圆面饼。奥布莉娅姑母从不为了我想帮她做饼干、玩吸尘器，甚至是穿着她的旧高跟鞋在家里闲逛而批评我。
“要是他想干什么，我想都可以。”她说道。
我还害怕黑暗。对此她也从没批评过我。相反，她一直都确保卧室里的那盏照明灯是亮着的——一只小小的，有着蓝色半透明灯罩的圣诞树灯泡，它能直接插在墙上的插座上。有一天晚上，我特别记得她把我放到了黑洞洞的卧室床上。只有怪异的蓝光照在暗绿色的墙上，使得整个房间比我自己家中的卧室更漆黑。起初我以为她接着会用被子把我裹严实，但是她把被褥往后一拉，把我的脚提在半空中。只有我的背还靠在床上，我向上望着她，小小的脚丫子悬在她脸前，大脚趾被她的拇指和食指抓着，好像她接下去要数我的脚趾。
“这个小黑鬼去市场。”她说，“这个小黑鬼呆在家里。这个小黑鬼烤牛肉。这个小黑鬼什么都没有。这个小黑鬼一路上撒着尿回家。”
如果奥布莉娅姑妈因为被菜刀切到了手指而发出一连串的咒骂，我既会吃惊，也会好笑，因为我明白实际上大多数恶毒的话不管再怎么恶毒都只是说说而已而并无恶意。但是“黑鬼”一词就像一根刺或一块石头，能够真正伤害人们，所以你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能说它。但是奥布莉娅姑妈却说了这个词，不只一次，而是再三地说，颠倒了道德秩序。对此我不但感到震惊，更是感到害怕。每当这个词被她重复一遍，我都恨不得大声叫她停止，请她不要再说这个词了。当她已经说了四次并且准备说第五次的时候，我不安地问：“什么是小黑鬼？”
“什么是小黑鬼？”这个问题就好像我问她谁是耶稣、鸡蛋是不是母牛生的一般。
“哎呀，‘小黑鬼’的意思就是黑鬼的小孩。”她告诉我。
她看上去是恼怒了，因为她不得不去解释自己玩笑中的妙语。但是她很快恢复了，又成了一个和蔼的女人，我那小小的淡粉色的脚指头渐渐让她感到心满意足。然后，她又抓起我的大脚趾，说：“现在该轮到你说了。”
她让我进退两难。奥布莉娅姑不允许我仍旧做旁观者，她坚持要我成为参与者，我宁愿与冰茶杯失之交臂，但她让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小黑鬼去市场。”她提示道。而这时我正想说出。
“你不能说这样的话。”我告诉她。
“说什么？”？奥布莉娅姑妈一脸的疑惑。
“你不能说歧视‘黑人’的词。”我说，“无论是‘黑人’还是‘有色人种’。”
我好像一下子长成了男人，将拳头紧握成一只结实的小球，用力猛击了她的前额。她看起来如此震惊，又如此受伤。因为她从来不批评我，所以也就从来没想过我会指责她。
“你跟她说了什么？”当我告诉我母亲这件事时，她惊慌地说。因为格特鲁德祖母总是谋划着和她作对，所以她需要奥布莉亚姑妈做自己的同盟。
“你不该对她说那些。”我母亲说。
但是我父亲为我辩护，她只能放弃先前的观点。“那么你说了什么？”我母亲问道。
这个问题和奥布莉娅姑妈问的非常雷同，问的重点却完全不同。“那你想说什么？”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卡住了，脸也僵硬了。我能说的就是她在掩饰她的愤怒，不仅仅是愤怒，还有她的羞耻感。我告诉她我常常在家里说“这只小猪”。因此她说：“为什么你刚才不说‘这只小猪’？”然而我确实这样说了。
这件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到了六十年代，“黑鬼”这个词就在社会上被禁用了，甚至在得克萨斯州以及那些老顽固那儿也不再会说。在他人改变用词习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奥布莉亚姑妈仍然我行我素。她决不用“非洲裔美国人”之类，甚至不用“黑人”这个词。她能找到最好的替代词便是“老黑”。她关于“老黑”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词就像她拿了别人的冰茶杯进厨房一样，她女儿和我母亲此时就会彼此交换一个会意的眼神，笑着回看她们的盘子。“老黑”已经成了专属奥布莉娅姑妈的玩笑话，就像巧克力派是专属我的笑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