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好老太，坏老太
作者：格里高利．桑德斯
在我的家族里，“aunt”(姑妈)这个词与“ant”（蚂蚁）和“font”（洗脸盆）都不押韵。它被发成了“ain’t”这个音，严格来说，“ain’t”只是一种音变，但是它已经被当成一个词了。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仍将奥布莉娅姑妈叫成“ain’t”奥布莉娅。
每到圣诞，奥布莉娅姑妈就在休斯敦举办聚会，而祖母格特鲁德却偏偏作硬。城市港的圣诞节早晨就在早餐桌上格特鲁德祖母的抱怨声中开始了。难道我父亲不知道她通宵都在包礼物？难道他没看到她至今还没有完吗？在她的礼物被全部包完之前，我们是甭想出发去休斯敦的。
每当祖母籍此拖宕时间，她的儿子认为不值一驳，他只是连续敲击他的小木槌维持原判，“我们必须八点前从这里出发。”他对她说，“因为奥布莉娅姑妈希望我们九点到。”这种对奥布莉娅姑妈的献媚让格特鲁德祖母存心放慢动作，她对个人的尊严非常敏感，为此而感到羞辱。毕竟我父亲是她的儿子，又不是奥布莉亚姑妈的儿子。这种委屈感让她铁了心要拖沓磨蹭，如有必要她就停步罢工。当最后我父亲好不容易把她从屋子里哄了出来时，他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我们永远，永远都要晚到至少一个半小时。
她一路都蹒跚着，拒绝加快。虽然她有医生的诊断来证明她的关节炎、肌腱炎、滑囊炎、骨质疏松和憩室炎等等确实都是生理疾病，但是我们无法相信她经受的所有痛苦丝毫没有心理因素在作怪。圣诞节早上，当汽车的时速表旋转到最大值时，她在前座上尚且难以调节自己的坐姿，就更别说在后座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她总坐在我父亲的边上，而平时坐那个位子的我的母亲就换到了后座，叉开双腿跨坐在我和我兄弟之间。）我父亲为格特鲁德祖母打开了车门，她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子直到最后重力战胜了她才费力地扑通一声跌落在座位上。然后，她将双腿一条接一条地提起来放进车子，好像她的腿曾经因小儿麻痹症瘫痪而现在只能依靠金属扶手似的。
车子驶出车库前，我父亲提醒她系好安全带。但是祖母不同意，因为这妨碍了她的行动自由，她承受不了被带子捆住所带来的顾虑——如果汽车着火，她可能因此陷入困境。除此以外，她也无法想象这该死的东西怎么起到安全的作用。技术革新的到来，但祖母却不是一个早期的适应者。她无精打彩地尝试着系了几次，但最后安全带还是没系上又被扔了回去，我父亲不得不拿过安全带帮她系好。看到她在座位上扭动身子大声诉说自己的不适，你可能会以为他正在给她插入导尿管。
一旦我们上了路，她就会唠叨起早上对她的不快事。为什么每个圣诞我们都必须在破晓时就起床也就不需要多讲了。无论如何奥布莉娅姑妈从来没在下午一点以前在餐桌上吃上正餐，这就是原因了。现在轮到我母亲来提醒她奥布莉娅姑妈只有在所有人都到达后，才允许她的孙辈们打开礼物，那样我们所有人就能围坐在圣诞树下。奥布莉娅姑妈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大家庭，而不是两个各自为营的小家庭。只是一种支配欲让祖母对此不悦。她宁愿留在城市港让我的母亲来准备我们的圣诞大餐。只要我们呆在自己家里，她至少比她的儿媳更有支配权。在休斯敦，奥布莉娅姑妈是主人，而祖母只是由婚姻而来的老寡妇。奥布莉娅很富有，为此格特鲁德祖母一直提醒我们，任何人一旦有了钱，那么一切就会变样。也就是说如果她自己有钱了，她也会有可以在每个假期里让所有人相聚的大房子。如果真的那样了，每个人都会转而爱她、顺从她的心愿，就像我们现在顺从奥布莉娅姑妈一样。
奥布莉娅姑妈的房子从建筑学角度来看并不起眼。但是最吸引人的是屋前草坪中间一棵巨大的橡树，它的树干直径至少有六英尺，就像《福斯塔夫》最后一幕中赫莉的橡树那样。因为它是方圆半英亩内唯一的一棵树，所以它那庞大的树冠能毫无束缚地伸展。到了每年的圣诞，那橡树棕色的叶子就已经掩盖了整个草坪。
通常，孩子中的一个会认出驶入狭长车道的车子是我们的。我们还未下车，屋内的人，包括穿着围裙的奥布莉娅姑妈（除非她炉子上的食物正好到了调味的关键时刻）就都已跑出来迎接我们了。我们互相拥抱，诉说见到彼此的高兴之情。接着我们每个人逐一宣称他人看起来都很棒。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闲扯之时，“两只脚趾的树懒（注：一种动物，产于中南美洲林地，动作迟缓。）”，“也就是格特鲁德祖母就阴沉沉地从我们中间悄悄走过。她将经历一次艰苦的跋涉，因为要经过车库和厨房，然后沿着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长廊，才能到达位于房子背面的厕所。
一旦，她听不到我们说话，我们便像正在策划阴谋似的那样压低嗓门，通常是奥布莉娅姑妈的女儿会问：“格特鲁德姑姑今天早上是不是给你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我们不忠的闸门由此打开了。祖母变成了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人，我们轻易地否定她，迫不及待地在她背后中伤她。这种令人愉快的叛逆缓解了我们平时所受的压迫——对于她说的一切，我们只能强忍不说自己的看法，对于她横行的一些狭隘的专制，我们也只能吞下自己的怒火。只有我父亲拒绝发誓效忠于我们这一派。虽然他不会彻底叛变，但也不会为他母亲辩护。除了保持沉默，他还能怎样呢？她从厕所回来时，我们全体已经合伙反对她了。
如果格特鲁德祖母看到了我们在她背后交换的匆匆一瞥和微微一笑，（有时不只是在她背后，而是差不多当着她的面），或许她根本不会注意这些，又或许她注意到了但却不知道这些微笑和眼神的确切含义。像福斯塔夫一样，她没有察觉到我们这些快乐的夫人对她的真正看法。她被自己的自尊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从而难以想象（确实是想不到的）自己已经成为了众人嘲笑的对象。我们坐成一圈等着她说一些自鸣得意的事或者世俗的事，那样我们就能在下次她去厕所的时候大声重复并且嘲笑她说过的话。
现在我们该聚集到客厅分享我们的圣诞树了。我父亲和奥布莉娅姑妈的女婿在分发礼物的同时，高声地从标签上读出这个礼物的送出者和接受者。我们要一直等到每人拿到了一件送给自己的礼物后，才能一起打开礼物。赞美声和道谢声响彻整个房间。然后进入又一轮的礼物分发。有那么多的礼物又有那么多的人，所以礼物总是不断地涌进屋子就像是从一个有魔法的神奇牛角里倒出来似的。至少需要分发几轮，我们所有人才能真正坐到圣诞树下。
我们肆意地将包装纸扯成小碎片，就像野蛮人在洗劫城市，但是我们对于蝴蝶结却爱惜有加。“不要把蝴蝶结扔了。”我们提醒孩子，“一定要保管好你的蝴蝶结。”甚至我们在把丢弃的包装纸揉成团塞到垃圾袋时，仍然搜寻着是否有先前被漏掉的蝴蝶结，如同考古学家在仔细检查石层。每年我们都拿如何互相交换相同的蝴蝶结开玩笑。
格特鲁德祖母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注视着我们，就像一个导演坐在观众席上观看舞台上的彩排。要是你没有如她所期待的那样对她送你的礼物表示欣赏，她就会打断你的表演，强调这个礼物对你具有的重要性。
“那是拉塞尔·斯陀弗品牌的糖，”她告诉你，“我是在内曼·马库斯糖果店买的。”
于是，你得受宠若惊地说：“噢，真的是从马库斯糖果店买的？太好了，我肯定它们一定会非常美味可口。太感谢你了。”
格特鲁德祖母是那种完全相信给与比接受更幸福的人。但是在她那儿，你会感到这种信念并不是将物质东西精神化，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他人欠她人情，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