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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品特断想：如此暧昧，如此尖锐
作者：萧 萍
三
我之所以对哈罗德·品特感兴趣，还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有关他的童年和身世颇为耐人寻味：他1930年10月出生在伦敦东区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裁缝，整天忙于生计，尽管他的父母也爱读小说，但显然那并不是个文学世家。品特回忆道：“我的母亲爱读克罗宁和阿诺德·班尼特的小说，我父亲则喜爱韦斯特恩的作品。但是我家里的藏书很少，因为我们全都去图书馆借书看。我们买不起书。”
正像多数的犹太人家族在意自己的身世，评论者推测“品特相信他父亲的家族是从匈牙利来到英国的，而品特这个名字也的确是匈牙利支系的犹太人用的，但也有来自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后裔叫品图或者品拓的，因此他们最开始也可能是来自与西班牙犹太人支系的……”这一切在别人看起来差别十分微小，却足以让品特心存困惑，他似乎不断在考证着自己的来源，且在他的作品中时常有所反应，比如在很多作品中，品特不仅模糊了身份的来源，而且永远将这样的来源作为一种悬疑贯穿其间。品特在剧作中似乎一直都萦绕着询问和思考：“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的祖先是谁？”
或许是身世的特殊性，再加上对于二战的灾难性记忆：“1944年的一天我回到伦敦，我第一次看到呼啸的炸弹，当时我就在街上，我看见它呼啸而过……很多次当我打开我们家的后门，会看到我家的后花园在一片火海之中……”品特童年记忆中对于战争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及在伦敦东区的生活记忆，都集中在他成长的名叫哈克尼的地方。那是一个人群混杂而是非滋生的地方。倍受迫害的大批犹太人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聚集于此，一战后尤其是二战后，迫于纳粹的暴力和残害，更多的犹太人移民到了这里，而伦敦东区所组成了英国人、爱尔兰人、中国人、黑人等等都杂居在一起，民族的复杂和沟通的障碍使得居民们为了生存空间，经常冲突和斗殴。对于这段居住的经历，品特曾这样诉说过：“每个人都在这里那里遇到了暴力。战后，我在伦敦东区，在很不寻常的情况下，确实碰到过一次。当时，法西斯在英国正死灰复燃，我也好几次被卷入了那儿的殴斗中。只要你看上去稍微有点像犹太人，你兴许就会有麻烦。我去犹太人俱乐部，在铁路拱桥边上，有不少人手里握着破牛奶瓶子，等在一条我们必须要经过的很特别的巷口。要摆脱困境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纯粹的身体拼杀，但我们对于破牛奶瓶子无可奈何——我们没有这样的玩意儿。另一种就是对他们说点什么，你知道，就是‘你好吗’‘是啊，我好极了’‘哦那就好了，是吗？’，说着说着，就朝有光亮的大路上拼命赶……那时，那儿的暴力事件太多了。”
童年的骚乱、底层的记忆，战争的阴影，这一切都成为一种人格底蕴，那里所包含的无边敌意、莫名威胁、恐惧眼神，都成了日后品特写作的底色，使得他的作品始终在充满了矛盾、晦涩和疑虑的情绪中徘徊。
或许是作为女性，对于剧作中的女性角色总有本能的敏感。最先跳入我眼帘的，是品特关于“母亲－妓女”的诠释，就如马丁·埃斯林反复提到的那样：“所有（品特剧作）的女性想象都摇摆于母亲－独立女性－家庭主妇以及妓女－圣女之中。我们能回忆起在《侏儒》(The Dwarfs)中那个令人尊敬的学校教师弗吉尼娅突然在一夜之间、似乎莫名其妙地就去做了应招女郎；而在《夜晚出行》(A Night Out)中的妓女似乎暗喻斯多克那强悍、令人尊敬的母亲的另一面；至于《生日晚会》中的斯坦利，对他来说女性的双重性则是从梅格和露露身上显示的；在《微痛》(A Slight Ache)中人到中年的弗罗拉，一位中产阶级已婚女性，出乎意料地显示出自己种种的性饥渴；还有《收集证据》(The Collection)中的斯塔拉，在现实或者幻想中，她总是将自己投入到诸如宾馆电梯中偶遇的男人们的怀抱中；还有，当然，那就是《归家》（The Homecoming）中的露丝……”
这样的分析和总结是恰如其分的，哈罗德-品特用“母亲-妓女”所造成的对立来关注世界的暧昧与矛盾的眼光所在，换句话说，“父亲-嫖客”也似乎能在品特对于男性的表达中对等地找到，这些人格的多种性与复杂性，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种种投射，都在品特的名作《归家》（The Homecoming）中得到了完整的、令人惊讶的体现。
《归家》讲述一个关于底层家庭的故事。大儿子泰迪是大学哲学教授，也是家里唯一奋斗成功的人，他和他妻子露丝去威尼斯度假顺便回家看看。这个家里还生活着泰迪的老父亲和另外两个兄弟，而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无可发泄的欲望，这里弥漫着早已死去的洁西的名字和灵魂，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是他们的母亲，也是个妓女。而在经过了几天十分暧昧、有乱伦倾向的相处后，露丝突然决定留下来，接替洁西的位置，像一个母亲和妓女那样生活，拒绝和泰迪一起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因为她觉得留下来的选择让“让她找到了自己”。
《归家》上演后，即被英国媒体和评论界指责为“一种混乱的性表达”，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品特表达了什么，而是戏剧本身所流露的品特的困惑，简单点说就是，为什么品特着力表达了人们对于性的渴望以及对于混乱的性关系的接纳和亲近态度？当性成为人们之间交流和沟通的一种手段后，那么有违常情的性关系，妓女，乱伦倾向，为什么会让人感到放松和亲切，是人们自甘堕落地活着，还是这堕落和混乱本身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沟通？而接踵而至的更大的问题就是，当沟通只能在这样的混乱中显得亲切正常，那么品特要探讨的难道是：现实正常的人伦和秩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沟通？或者更简单地说，这一系列的混乱，和看起来令人亲近的沟通，不过是一种理解和沟通的假象，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沟通与交流的可能性？
《归家》在1973年又由哈罗德本人改编成电影，这部影片获得了英国学院奖提名。其中女主角的扮演者，是他的前妻，著名演员维维恩·麦珊特。关于品特和维维恩的婚姻也是有必要一提的，维维恩曾在品特的多部戏剧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说她对于品特和他的作品而言，是一位诠释和代言者。只是或许这样的诠释常常会使得戏剧和生活纠缠在一起，就仿佛他们之间的婚姻：1957年结婚，1980年离婚。1975年，品特遇到了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安东尼亚－弗拉泽，他们显然擦出了火花，接下来就是整天追踪他们的小报传闻，两年后在1977年，哈罗德·品特索性离开妻子，和情人出双入对，这显然大大刺激了维维恩。她在媒体上不断抱怨被抛弃的恼怒，就像个真正的怨妇一样。而最著名的一次言谈，是她公开言说品特离开家时几乎没带什么衣服，不过，她又嘲讽地说：“我倒是不担心他没有鞋子穿，因为他可以借弗拉泽的鞋穿，她有一双大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