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法国中尉的女人》摄成电影

作者:约翰·福尔斯




  如果文本本身名副其实,那小说就经得起“被视觉化”。如果两者相匹配,那么文字和影像就能相互结合,就像狄更斯遇到的那样,而且还可相得益彰。如果影像真的“淹没了”文本,那么文本永远也不会留存下去。在影片《法国中尉的女人》拍摄期间,电影制片厂的某位影片宣传负责人来到伦敦,询问为何不将哈罗德的电影脚本改写成小说,对此我并不感到好笑(别人都认为此事滑稽可笑)。但是我接受了他的一般观点:有不止一种讲故事的方法,甚至在同一种形式内也是如此,更不用说用其他不同的形式了。冒电影或电视的形式结果可能更好或极大地改变或影响人们对文学形式的看法的危险,同样也是一种不无裨益的经历;而且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改编自电影但比电影更好的小说。
  
  愤世嫉俗者或许会认为我说了这么多却回避了最重要的那个原因:金钱。我没有那么高尚而否认金钱自有其吸引人之处;我也不会那么谦虚而宁愿自己的银行结存受到影响也不指出这一点。我还从没有见过当代有哪一个小说家或剧作家曾经因其对外汇收入、创造的工作机会等等而受到政府或企业的祝贺;而我也没指望会看到这一点,尽管我怀疑我们在那一种特殊的竞赛中是否会像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中一样被击垮。将我们的作品拍成电影已给战后一系列国家的经济——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已极度衰弱而无法扶持本国的电影业——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而我们在其中只不过起到了间接的作用,这是事实。然而,我认为一个人在确定自己的作品非常珍贵而不能冒险沾上大众媒介的“庸俗”之前要非常地确定自己的动机。真正需要掂量的并不是个人的公众形象,甚至也不是个人在经济上的报偿,而是其他众多人的工作和工资……而这远非我们疲软的电影业本身所能及。
  但是我个人的主要理由却在别处。小说家就其工作而言所从事的是世界上最为寂寞的职业之一,因此长久以来,我们对那些在戏剧界、如今还有电影业集体工作的那些人怀着渴望的心情羡慕不已(这是我们妄自尊大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我记得在影片拍摄的第一天,在一个个镜头拍摄的间隙,我与哈罗德和卡雷尔站在一起,听着他们俩讨论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确信这对他们而言是最平淡无奇的事,而我则对此感到奇特——就像在先前各种相似的场合一直感到奇特一样。文字,所有那些印在纸上的不计其数的一排排的字母,真正地成为一体,激发了这种非常真实的存在,如此极度的奉献、真诚、团队合作、靠眼睛和耳朵掌握的技能。你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介入了片刻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这一次我感到的奇特还混合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信任感。在“第一天”,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开始一个不同的项目,这与最终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却让我确信我的两位合作者一定会尽其最大的努力获取成功。
  新船下水时那美好的一刻,在我的人生哲学中,与最终圆满完成的航行同样重要。对局外人,事实上对没有经历过那十年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的任何人都有点难以说清楚的是,这个剧本——这叶新舟——创造了最终的奇迹:它不仅使新舟下水的那一刻而且也使整个航程的圆满完成都变成了可能。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