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戈尔丁和“戈尔丁”
作者：约翰·福尔斯
或许戈尔丁和“戈尔丁”都不会喜欢把他说成英国文学这一圣殿中反对偶像崇拜的人；但对我来说，那次午餐没有言明的意义在于戴维·塞西尔也在场。如果一位火星人在的话，我想，他肯定会以为戴维勋爵是位著名的小说家，我们其余的人是他的崇拜者，对这一点我得说我不是——或者曾经不是。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新学院（注：牛津大学新学院是牛津大学中规模最大、资金最充沛的学院之一，位于牛津镇中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因他争得不可开交，而且这种纷争远远超出了英语系。对一些人而言（清教徒）他是一个让人忍无可忍的无足轻重的家伙，一个在河道的芸芸众生之上飞舞的豆娘；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就代表了文学生命，了解万人万物；但最重要的是，在战后不久牛津那沉闷而枯燥的环境里，他特立独行。人们可能会看见他在晚上优雅、自得其乐地地斜靠着一面墙——上方是一些俯瞰着大学花园的紫藤——看着薄薄的书，似乎浑然不觉我们这些在草坪上玩滚木球游戏的学生大声喧哗；人们也可能听见他说话，如果在新学院。。。的角度合适，你会不见其人，但闻其声，听见他那古怪的嗓音大声背诵丁尼生的作品， 然后才进入你的视线。用他那容易戏仿的、洪亮而又含糊不清的声音可以讲述许多有关的他的杜撰的佚事，这样的逸事另一位教师也有很多——以赛亚·伯林爵士。他碰巧也是我的精神导师（“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带着任何问题来找我，我亲爱的朋友。我对年轻人的精神肯定是一无所知。”）
记得我曾经见过他们其中一位（我忘了是哪一个了），手臂上有一个装束怪异的西特威尔夫人（注：英国著名女诗人（1887—1964）。）进入院子，比现在的女王（她不久前才来过）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我几乎要说比女王还要像女王）。那就是文学，有了她的陪伴要比任何社会给与的官职或头衔——或者真正的学术名誉——要让人感觉荣耀得多。这是我对牛津大学里还在世的文学大师们常有的想象：这是一个对独来独往极为推崇的职业，几乎和天堂里的咖啡馆一族一样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所有人都依赖“名人”，希望认识他们，希望被人看见和他们在一起。在我成为作家，直接了解了公众认为的“成功”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公众所想的那些快乐，而对于他们想到的大部分痛苦，我们则必须敞开怀抱迎接）是怎样的一个幻觉之前，对这种认为从事文学就是为了出名的观点我并不反对。的确，有人可能会举出牛津和剑桥的某一才俊，或者写作高手（但是即使这样也不一定就是好运；漂亮的手镯——就小说创作而言——会变成枷锁）。但我认为大学绝对不会使我们了解写作生活的现实状态。
我担心，在我的头脑中，牛津过去文学华而不实、让人如梦如幻的一面已经和戴维。。这个人（还有与我同期的最让人羡慕的同学——肯·泰南（注：英国戏剧家。）），不，这种氛围紧紧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氛围几年前又再次出现了——托马斯·哈代研究会的秘书郑重向我指出，他准备告我诽谤罪。一本杂志上登了我的一句话，话中我把该研究会的某些非常崇拜哈代的会员比作流行音乐团的追随者了。这位秘书勇担重任，通知我说这样的作比较让人非常气愤，对“戴维·塞西尔勋爵这样的会员”构成了严重的伤害。当然，这样的自以为是并非戴维勋爵的错；我敢肯定，别人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而且我绝对不是针对他这样的学者。对于在牛津的一切不理性的怨恨在这次午餐会的现实面前很快就烟消云散，这几乎是四十年之后了。然而……
我想，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决不是因为戈尔丁和我碰巧一起坐在桌子一边的靠壁炉的长凳子上，而戴维勋爵就在我们对面，在另一张凳子上。显然他和戈尔丁相互友好和尊敬。但我们在那儿坐着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颇似以前著名文学大家和自我奋斗成功的作家（所有的小说家都是自我奋斗成功）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尖锐对立；这可能只是微微低语提到某次交锋，完全是象征性的，发生在眼光独到的教授（其背后有着他那让人尊敬的群体若隐若现，深不可测）与屡犯错误的在世的小说家（这种人类中的异数在文章的开头我就提到了）之间。所有这些都只是在我的，不是他们的心里；我描述了一个绝对无人说过的东西。这样的对立，当然，只是我个人让他们——我的两个虚构之物：“戈尔丁”和“戴维·塞西尔勋爵”——这样的；那次交锋发生在一个阅读文学、教授文学、思考文学和研究文学并由此具备了文学知识的人，和一个因为创作文学而且构成文学、除了文学别无他求的人之间。或许我该更加体面地说，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即使是最敏感、知识最渊博的评论家及评注家和原创者，他们之间也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的生活似乎相互交错，在许多方面也的确是这样。他们只有在本质上才是永远分离的。
我现在想说，只有在那种自我造就的交锋中，我觉得自己，无论是形象地说还是具体地说，都是非常坚定地站在戈尔丁一边。其他活着的、我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敬仰的英国小说家有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让我感情上几乎、心灵上绝对认同他；或许——这一点谁也无法肯定——如果我们像普通人那样相互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就根本就不会成为朋友。戈尔丁可能会变成比“戈尔丁”更难对付的家伙。我们都有一些可怕的怪癖。他永远不会让我穿上马裤，或者让我到尼罗河上那“漂浮的希尔顿酒店”去。但毕竟，我并不认为不认识他有多重要。戈尔丁会死的（尽管我希望不会过多少年）；“戈尔丁”却不会死。未来的人们必须认识他，我也一样。
精力充沛的商船队长，乔舒亚·斯洛克姆……我想他可能不喜欢所有这些和航海有关的意象，所以我不敢加上“私掠船船长”。但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自由之航，这是他成了一位先驱， 而且以他自己这个榜样，助我（肯定还有其他作家）穿过许许多多自己的风暴和低潮；他向我们表明，相信自己的直觉（或想像），让它们指引着你航行（哪怕那是一条歧路），面对传统、时尚、评论界的褒贬、商业“智慧”以及所有的东西，能够保持自我，无论如何，这些我都应该感谢他。现在让所有的尴尬不快，他或我的……见鬼去吧——他曾经在报刊上称我为“小福勒斯”，这深深伤害了我。为了报复，我喊他亲爱的大师，非常热烈的拥抱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