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戈尔丁和“戈尔丁”
作者：约翰·福尔斯
文：[英]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译：许冬平
我只遇到过戈尔丁一次。那是1983年秋季，离宣布他获得诺贝尔奖仅三个星期的一次小范围的愉快的私人聚会上。他一定已经知道了这即将到来的荣誉，但午餐时却不露一丝口风。戴维·塞西尔（注：英国文学评论家和传记作家。）那一天也在场，我们都在他光芒的照耀之下。当时有人妙趣横生地回忆起曾经在自己的客厅被弗吉尼亚·伍尔芙冷落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你想在这样的人面前表现得更出色是相当困难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位趣闻逸事信手拈来、谈锋甚健的人面前相形见绌，大多数遇到这种情况的小说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天才并不表现在你能说起这种随随便便的见面，或者这样的见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急着要加上一句——对我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朋友我并不感到失望，何况我当时还觉得对那样的场合我有轻微的不适应呢。但不管怎么说，戈尔丁其人——就是那天到场的那位——和我根据他的著作或听到有关他的流言蜚语所料想的不是十分一样，区别于我放在引号中、一个纯粹由标点符号造就的一个存在体——‘戈尔丁’。
我这样做，在别人看来肯定是不谙世故，愚蠢不堪，因为我早就不得不意识到，我和‘戈尔丁’这样的存在体过着相同的生活。某种被称作‘福尔斯’的东西，非常不公平地，已经成了我在公众世界中的代表——这是一种粗俗不堪的蜡像，在我看来只是原物的粗略、滑稽模仿的东西。我认为日本人在他们工厂的健身馆里摆放填充人像，让工人泄恨。那就是我所说的‘福尔斯’。这种魔鬼一般、与真人相去甚远的的替代物偶尔也会激发人们另一种不同的感受——一种愚蠢的偶像崇拜，像天主教国家里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的圣者……但是偶像和圣者这两种幻像距离人们所能认知的现实生命都非常遥远。
真实的戈尔丁是：从外在所有的方面看来，他都是一个和蔼谦恭、温文尔雅的人，尽管不时也会有一点虚张声势、脾气粗暴或不大合群。如果我不知道他是谁，可能会把他当作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退休商船队长，而他在最近的《一个埃及人的旅程》中的一张合影里看上去（明显是为了搞笑的目的）确实也是那样。他真人表现出威严和拘谨，还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幽默；他又是一个有旧时小学校长风范的人，又像多年前海军里的水手……正如任何一个看了他的某一本书封底那简略的介绍后所能想到的那样。他看起来比我想的要老些。我一直以为他和我年龄相当，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比我大三十岁的白胡子老头。
不知什么原因，那天他一方面让我想起——这看起来一定非常滑稽——一位伊丽莎白时代有着宽容人文精神的、像主教那样的学者，想起某个从未存在过的寂静主义盛行的塞勒姆（注：英国索尔兹伯里教区的古罗马名，曾是古代的军事要塞和繁盛的市中心。）；另一方面又让我想起斯洛克姆（注：（1844—1909）美国航海家。），一个孤身远航的人（至少是在比喻意义上说），但现在已经不想旧事重提了。我们说了一两句奉承的话，而此时大家的注意力也不在这个上面。他告诉我他的新小说（指《纸人》，那时还未出版）是关于一个深受文学研究者纠缠之苦的小说家。我们就生活的那个方面简单谈了几句：往来的信件，来访的学者，写论文的人。我们聊到了他对小船和航海的兴趣（这我能理解），以及他对马和骑马小有兴趣（这我就不能理解了，对喜欢这种动物的人的怀疑超过了我对这种动物的厌恶）。对任何一个在场的人，如果他相信那个古老的神话——写小说的人谈起话来肯定同样出色，因为话里充满了智慧、耸人听闻的流言、发人深省的智者的话语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他会觉得我们的这次会面是非常平淡无聊。按照上面的标准，我（原来是脾性使然，现在又好像是我的天性）完全是一个失败者，而且我感觉戈尔丁也没有觉得在那些方面要胜人一筹。但这次会面最让我有深切体会的是，我对戈尔丁，这个在我身边的和蔼的老人，所知甚少，而对“戈尔丁”这个半是神话、半是虚构的人所知甚多。简单说吧，我了解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我所想像中的那个“他”。
我知道那些朋友热情邀请我们和我们的妻子，还有戴维勋爵，让我们相聚一堂完全是出于善意。但我得坦白说，对文学界的任何聚会，不管是如何出于好意而且大家兴味相投，也不管在旁观者看来是让人如何心驰神往，我一直就很不喜欢。我承认，在我为数很少的几次这样的体验中，这样的聚会要办成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两位作家都是一个人来的……不带丈夫或妻子，也没有第三方，特别是没有别的文学圈子里的人，也没有喜欢看书的人在场。也许，有些作家的确带着兴奋和愉悦的心情第一次和对方见面，但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
首先，双方对他们共同追求的特别之处了如指掌。他们可能对对方的胜利和灾难、黑夜和晴天、顺风和逆风、航程中的经历所知甚少，但至少他们知道是和一个曾经也在海上茫然过的人在一起。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孤独的职业对自己的精神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知道这个职业的罪行和焦虑，它的罪恶和自我中心，它的不为人所知的快乐，它的沮丧，它那常常让人惊愕的代价；知道现实世界中他们是什么，他们变成了什么。我记得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不用说，是一位未来的海明威），他想知道，我每天自我满足几次。他的意思是，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写作。他的这个形象的说法，正如每个作家都知道的，尽管某些地方有欠缺，但还是有某些正确的地方。没有自我满足，或者为自己考虑，人们就不会想到创作小说，就像一个人想到大海不可能不想到波浪一样。
我们这些作家相互见面后通常不会毫无竞争感，尽管这种感觉受到了掩盖。那样的时候常常让人想起选美或运动员赛跑那荒谬的模式；也许我该把这幽灵和一个毫无理性的足球联盟相比拟，因为在那儿，某个球员所在俱乐部的比赛地点、甚至分组从来就是不定的，评判的标准从来就不明晰，而且标准本身在任何时候都是飘摇不定。大部分年老的作家， 我认为，已经智慧到不会为此而失眠；他们知道自己将远离体育馆，在决赛结果已定之前就永远长眠不醒。只是当作家们面对面的时候，因为比较而产生地位高低的这个问题才可能抬起它那丑陋的脑袋。
戈尔丁和我以彼此各不相同的方式体验过——这种体验是大部分作家所没有的——文学评论界、经济上以及世界范围内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我们在美国都是畅销作家，但我们看到我们在英国的地位反而深受其害。我们都看见我们的作品被人无穷无尽地讨论、分析、肢解，被人捧上了天或被人吹毛求疵，成为20世纪特有的那种把活着的艺术家当作死了一般研究的癖好的牺牲品——这个过程可能让大学校园的教师和学生兴奋，但这对那些躺上解剖台还在呼吸的个体（至少我是这样的）而言，则是另外一码事，尤其是别人还希望这个个体怀着感激之情欢迎这样的肢解，乐意扮演尸体。我想，有一次戈尔丁本人了解到研究他的书居然比他本人真正写的书还要多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觉得这样做如何荒唐。《纸人》里对被纠缠者以及纠缠者所表现出的蔑视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客观地谈论“戈尔丁”，但这是假相。尽管我们的这次会面非常普通，但问题不在于我对他的感受。我认为我的感受既不同于普通读者、又不同于学者所想的那种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感受。我常被问及采访者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英语国家里哪一个活着的作家对你影响最大？对这个问题，我通常恶作剧地回答：笛福；在简单争执 “死”和“活”在文学这一语境下的真正意思之后，我不得不回答那个问题，在采访人同意不用“影响”这个词，应该用“榜样”或“保护神”更为恰当之后，我多年来一直说是威廉·戈尔丁，但即使这两个词也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