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怀念索尔·贝娄：一个家庭故事

作者：史考特·杜罗

　　但是接着就来了一个飞扬跋扈的文学暴徒，企图把贝娄拉下他的宝座。《萨姆勒先生的行星》发表在“政治正确”发轫之时，骇倒了不少读者。特别是其中刻画了一个黑人扒手王，阿特·萨姆勒在曼哈顿河畔公交车上工作时注意到了他。这个扒手知道自己暴露之后，某天跟着萨姆勒回家，把这位独眼老人按在公寓门廊的墙上，威胁的话暴露了自己的阳痿，“一个巨大的褐紫色的没有受过割礼的东西——一根管子，一条蛇……说明大象的腿性感灵活。”我激赏贝娄的敏锐，他看到了罪恶与性混合的致命之处，而这点已被心照不宣地当作黑人男性的典型象征。但在我看来，这个景象似乎彻底错误——不是说事情不会这样发生——这让贝娄和他的作品遭到了第一轮针对他世界观的枪林弹雨。对一位小说家的责难，特别是对贝娄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没有比声称他搞错了生活更具摧毁性的了，尤其当该对象还是贝娄这样的顽固分子。然而，我觉得《萨姆勒先生的行星》很精彩，在那个人类既能登上月球，又能进行大屠杀的年代，绝妙地契合着时代。我更高兴的是，1971年3月初，他——从某种角度来说，和我一起——再度荣获国家图书奖，洗刷了这份冤屈。我因这项胜利而欣喜若狂，经过数日的心理准备后，斗胆给贝娄写了封贺信。（当时我父亲正经历生平第一次精神创伤，那很快成为所有产科医生的噩梦：医疗事故官司。但这个重要吗？）我没有备份这封寄出的短信，但我为想写些什么而考虑了那么久，对贝娄及其作品的感情又如此深厚，因此仍然记得这样一句评语。“即使人们都认为您冷面无情，”我写道，“我知道您有一颗温暖的犹太人的心。”因为如此，我说，我相信他或许会感到高兴，因为知道自己的作品对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区区研究生意义有多大。
　　雷尔·比纳如今是短篇小说作家兼律师，也是西北法校的讲师，但数年前，她还未投身于任何一项事业时，曾受雇为贝娄处理《赫索格》发表后随之而来的如潮信件。收到大量来信不单是因为《赫索格》聚集了一大批畅销书读者，也是因为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内容是莫西斯·赫索格“对报纸、公众人物、亲戚朋友，最后是对死者，他默默无闻的死者，以及有名的死者”的急信。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贝娄的余生都会在收取他人信件中度过，那些人和莫西斯一样，总想信笔写下几行激情文字，无论是辩驳，争吵，还是一抒崇拜之情，总是被赫索格日常发泄的炽热情怀所左右。这种向往既允许我写信，又对我保证不会有回音。我知道，击败对手的贝娄收到的贺信可能有一海洋，而我的那封短笺只是其中的一汤勺。
　　但我记得，就在接下来一个月，一个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寄来的蓝色航空信封抵达我在帕洛·阿尔托的公寓。一页的信笺是用手写的，我现在觉得像极了我父亲的笔迹，好像这两人是由一个书法老师教出来的。
　　“有时候我担心‘一颗温暖的犹太人的心’可能会产生误导，”贝娄写道，“就是说，这句话没有给出，也没有反映真实情况。这似乎总是每况愈下。但它本身一定是好的。”这几句话含义隽永，真是非贝娄莫属，特别是“真实情况”后的一小段思考，正是他笔下人物从雨王亨德森到萨姆勒到赫索格的典型怀抱，他们都力图发现宇宙中人类的真实地位，而这宇宙正被杂乱无章的人类情感弄得越来越乱。雷尔·比纳说，她在为贝娄工作时，他通常不会给每个崇拜者回信，而他的回信也总是打印出来。因此我的短笺中必有某种东西促使他急笔写下回信——大概是我的用词：“一颗温暖的犹太人的心”。回想起来，当然，我想我会不会是因为父亲而得到了贝娄的回信：贝娄是否认出我父亲高中时的姓氏？
　　
　　1975年夏天我作别斯坦福大学，结束了学术生涯，进入哈佛法学院。要详细陈述这个决定，恐怕需要比此文更长的篇幅。我迷上了法律，而且梦想着（我的律师朋友告诉我，这是愚蠢的）既从事法律实践，也继续写作。
　　一年后，1976年10月21日，索尔·贝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我那几乎停滞不前的文学事业，却有了惊人的进步：我正在完成一部关于自己在哈佛大学首年生活的回忆录《哈佛新人》（One L），是帕特南父子图书出版公司的尼德·契斯跟我约的稿。但是当斯坦福大学的友人，麦克·罗杰斯打电话来请我为《滚石》（Rolling Stone）采访贝娄时，我兴奋起来了。麦克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创作都很成功，同时他也当杂志编辑，后来在出版界呆了很多年。当时麦克和他的老板嘉·温纳认为美国的流行文化刊物应当为美国高雅文化新出道的英雄做个访谈。而麦克认识的人里面，没有比我更了解贝娄的了。
　　我起先写了封信到贝娄的地址，社会思想委员会，这封信和我的偶像崇拜信不同，毫不涉及阅读反馈。
　　接着是第二封邀请。第三封。后来我给贝娄的办公室打电话，给秘书留言，但没有答复。最终我使用了七十年代的电讯核武器：一对一的通话。我会冲出教室，跑到奥斯丁大厅的地下室去打付币电话，告诉接线员我要和索尔·贝娄通话。他从来不在。但某天午餐时间，我猜想秘书们都离开了，电话铃响了多次后，一个声音低弱得令人惊讶的英雄现身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不知怎么，我就知道这个柔和的声音是贝娄的。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自己滔滔不绝。我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但肯定不如归结为“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我问，多少次采访机会他能够给予一个不仅读了他所有的书，每一本还读了几十遍的人。如果我不是鲍斯威尔①，我能否是他最希望在大众媒体上和美国民众交流的代表？这假定了一个事实，正如我后来明白的那样，这个事实并无依据——就是说，我假定贝娄乐于被除了读者以外的观众所了解。
　　《赫索格》中我最喜欢的片段是莫西斯·赫索格在芝加哥湖滨快车道上遭遇一起轻度撞车事故。到达现场的警官是——用六十年代中期的话来说——“两个高大的黑鬼警察”。尽管赫索格教授大名赫赫，受人敬仰，警察检查了他的执照后却称他为“莫西斯”。“‘这可好，’赫索格想道，‘只有落到他们手里时才会听到这种要命的亲切叫法。’”这是对权力易变和小特权阶层暴力的可爱的小点拨（也是种族报复的潜在插曲，因为这些中年黑人警察已经沦为交警）。
　　现在，正当我在恳求贝娄，而他也准备提出异议时，接线员突然插进来了。“等一下，”她口气生硬地说，“等一下。”我们还没有确定我是否在和要找的人通话，这可是打电话的目的，她就跟诺贝尔奖得主说话了，口气就像湖滨快车道上的警察，除了她尖锐的多尔切斯特②口音不像。“等一下，”她又说，“是索尔吗？”
　　他怎能否认呢？他一点也不想持续这场谈话，正如他不想用沙纸作面巾。但他用比刚才接电话更小的声音，顺从了那个小权威。是的，他不情愿地承认说，他其实就是我要找的人。
　　接线员走开了，我们的谈话又持续了一分钟不到。我恳求着，但贝娄说了好几次不。他彬彬有礼，甚至和蔼可亲。他没有贬低《滚石》，更没有看不起我。他说，他只是不想立刻又被采访。听起来他是因得了诺贝尔奖而受到众人瞩目。我们挂了电话。这就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索尔·贝娄的通话。
　　
　　贝娄的魔力并不是对人人都起作用。许多年来，我督促着朋友和亲戚去读他的书，他们却常有一个共同的抱怨：什么情节都没有。这对贝娄的小说是个公平的说法，那些情节通常可概括为：一个家伙到处闲逛。贝娄的主人公思考、谴责、受苦，他们的思维带着他们像流星一样穿梭于生活之中，外在的事件只提供偶然的推动力。这些小说中的大部分行动描写都是日常生活。我们读贝娄是为了寻找想法、价值、细腻的反思——而不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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