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怀念索尔·贝娄：一个家庭故事
作者：史考特·杜罗
文：［美］史考特·杜罗（Scott Turow）
史考特·杜罗写过九本书，包括《无罪的罪人》（Presumed Innocent）。他的第七部小说《普通英雄》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二战时欧洲的一个军队律师，于2005年11月出版。
我从未见过索尔·贝娄。几十亿行走在地球上的人——班图部落的族民，巴西的玫瑰花农，广东省的工厂工人——如果稍许了解索尔·贝娄是谁，也能说出同样的话来。还有数百万这位已故小说家的崇拜者在回味着他的作品，但从未真正想过他们的轨迹能与他相交。不过只要我愿意，这种煞有介事的情况倒是可以发生的。几十年来，我和贝娄保持着疏淡的交情，某些时候还有些尴尬和滑稽，但我最终不想把这个伟人发掘出来。自从今年四月贝娄过世后，我似乎开始思索这个决定的复杂意味。
1966年，我在艾姆赫斯特学院念大学一年级时，开始读贝娄的作品。当时就像书页里伸出来一只手，一把将我拉了进去。我的理想是当小说家，于是我好比一个搜寻线索的侦探，仔细读完了所有当代小说。但是贝娄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让我倾倒。犹记1969年11月，我像肩负使命般踏雪去买一期刚上架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我读大学时，贝娄唯一的长篇小说《萨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誷 Planet）就在月刊上首发连载。
我不止一遍读过贝娄的所有作品，但仅仅这样说并不足以描述我的兴趣所在。我像研究圣经片段一样地研究贝娄，在每个字上思来想去，有时会挑出喜欢的片段，一想就是一个钟头，有时甚至会用指尖抚摸单词，仿佛它们是用盲文写成的。他是如何做到的？我常这样想。他是怎样能够用雄浑的声音来传达一整部人类的合唱？他是如何用不同的调子，不偏不倚地唱出动人心魄和滑稽活泼的效果？贝娄文风多变，经常在一个句子中把芝加哥混混的暗语和教授的雅言丝丝入扣地融合在一起，但也有持之以恒的内涵，其中之一便是穿透生活并丰富生活的思想力度，这对一个两三年级的大学生来说，是一堂特殊的永恒之课。
带着仰慕者特有的热忱，我收集有关贝娄的闲谈琐事，盘诘每个我所知道的认识他的人。这是调查研究：我只想尽一己之力了解此人的方方面面。
回想起来，我狂热地倾心于贝娄的作品，除了极其欣赏其文学价值外，还有其他原因。在我成长的岁月中，索尔·贝娄不仅是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不仅是评论家们通常投票选出的在世一流作家，而且还是和我一样的芝加哥人和犹太人。《赫索格》取得令人震惊的经济效益，它在1964年发表后，连续四十二周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还拿了一大把文学奖，包括“国家图书奖”），使得贝娄在我家乡一举成为智慧王子。我的家乡名人匮乏，文艺界中国际性的成就几乎都只降临在那些离开了这座垂头丧气的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身上。这种无与伦比的民众骄傲在芝加哥的犹太人聚居区表现得尤其显著，贝娄就是在那里长大成人的，当地很多人都能振振有辞地说出他们认识贝娄笔下众多人物的原型。
然而，贝娄在当地的声誉也不能完全解释我的喜好。索尔·贝娄，原来和我父亲一样，是在同一个洪堡特公园附近长大的。他们几乎同龄（贝娄大三岁），生活经历惊人相似。两人都是移民后代。我父亲小时候叫大卫·妥罗维特斯基，而贝娄也不叫贝娄，而叫所罗门。两人都是家中的小孩，有时都会被严厉的父亲责骂。我的爸爸四岁丧母；贝娄读高中时，母亲莉查·贝娄长期卧病，儿子从图利高中毕业后才一个月，她就过世了。
那所高中，也是我父亲就读的学校。因为我祖父不希望他没有妈妈的儿子晃荡在大街上，就把我爸爸送进了暑期班，这样他在1934年1月毕业，当年十五岁，只比贝娄低一级。（当时芝加哥的公立学校允许同级学生一月份入学，因此图利高中冬季毕业班的规模几乎和六月班一样大。）
但这并不是说我父亲和索尔·贝娄就是好朋友。据那些年里爸爸最要好的朋友欧文·派索克在《图利评论》（The Tuley Review）中说，父亲和他很少与贝娄的圈子——那自谓的“知识阶层”——交往。我记得父亲偶尔提到，高中时他认识贝娄最亲密的高中好友之一，西德尼·J·哈瑞思，他后来成为当地著名的专栏作家，为《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供稿。说起来，最有可能的是，我父亲和贝娄只是点头之交，在一所大约1200人的学校里，在每日必经的自助餐厅和健身房中擦肩而过，这种交情让人得以在日后宣称：“啊，对，我读高中时认识那个家伙。”我记得家里曾有过关于《赫索格》的热烈交谈，但我不能据此认为父亲甚至能将世界著名小说家与所罗门·贝娄联系起来。
这几乎与我无关，因为当这两人都还在世时，我压根没有意识到贝娄和我父亲之间有何关系。我是一个十足的贝娄迷，我积攒起来的细枝末节——恋爱的详情啦，喜欢的餐馆啦，中学的课程啦——有时都能让我的朋友吉姆·阿特拉斯为之吃惊，他写的贝娄传记可是最得好评。但我不知怎的就没有发觉，贝娄和我父亲长大的地方相隔几个街区，他们在同一时间走过同一所学校的厅堂。
我喜欢的一条心理学格言是心理学家马龙·龚特所说的“每个青少年都需要一个成人助其成长，但这个成人不能是他们的父母”。我父亲是出色的医师，很多人见识过他粗犷的魅力。他也是位严厉的父亲。和许多他那代的人一样，他被情绪所困扰；情绪左右着他，但他无从预知和分辨。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某种心结。父亲幼年丧母，因而想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许多，他有时不可避免地将孩子们视为竞争对手。他是妇科医生，这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母性话题（正如我当精神病学家的阿姨曾经指出），对他儿子来说，则主要意味着他工作不休。很少和父亲共处的我渴望能得到他的赞同，但他极少夸奖我。更多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会招来尖锐的讽刺。
于是，我十七岁时就得出结论，我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我丢开了上医学院的念头——这是他对我的期望——而是用各个击破的英明策略，继承了我母亲的志向，想当一名小说家。这一志向更与我充满热情和幻想的生活，以及我对各种叙述体（无论是连环漫画，电视，电影还是书籍）无尽的热爱相合拍。然而在拒绝以我父亲为榜样后，我仍然面临如何长成一个男子汉的问题。
于是索尔·贝娄来了。作为一个想当小说家的男孩，我无法找到比贝娄更好的偶像，他庞大的影子投射在我曾经的世界中。贝娄是作家，有着非凡的成就，是天才。简而言之，他就是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或者我也许希望有他这样的父亲？或者兼而有之？这种自我分析尽善尽美，就会是个圈套。对我来说，索尔·贝娄意义重大就足够了。他清晰地表述着我父亲常常含糊的感觉，用独有的文学语言阐述着我父亲的世界，而我也想用这种语言来阐述自己的世界。我怎能不为之沉迷？我特别醉心的是《惜取今朝》（Seize the Day），那是我大一时候读的。在这个中篇小说中，托米·威赫姆的父亲是个铁石心肠的医生，他苦命的儿子徒劳无功地想去赢得父亲的欢心。我现在对此完全了解，但当时一无所知。
1970年9月，我在斯坦福大学作为写作研究员参加了号称不凡的思塔格培训。我在那里一共呆了五年，前两年当研究员，后三年在创写班里开讲座。在小说创作高级研讨会上，研究员和研究生阅读、讨论彼此的作品，我则一直在讲贝娄。我的激情并没有得到普遍共鸣。组织里资历最老的小说评论家——恰克·凯德，比尔·济德瑞治，瑞蒙·凯佛——更倾向于小格局的冷峻风格。而华莱士·斯特格纳（此人如今已拥有自己的门派，圈子里的人都视他为同代人中最优秀的小说家）则反感贝娄，认为贝娄正是他所说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团”中的一员。“《党派评论》团”是指文学界的中坚犹太知识分子，他们对华利的不屑一顾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