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怀念索尔·贝娄：一个家庭故事
作者：史考特·杜罗
1987年《无罪的罪人》出版后，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从一个在往返列车上挤出时间来写作的检察官变成一部小说的作者，它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也在《纽约时报书评》的头版受到好评。不止一人向我说起，索尔·贝娄已经不再是镇子里唯一的文学热门人物，我只是一笑置之。我心目中极少有当代作家能和索尔·贝娄平起平坐，我当然不在其中。我肯定贝娄会指责《无罪的罪人》那显而易见的目的：这就是一部流行小说，情节里的事件完全不是日常生活。
无论如何，这部小说让我在当地赢得了声誉，还有随之而来的职责。1991年底，我从芝加哥最大的读写机构签发了一封套用信，呼吁全国数百名作者为募集基金的拍卖会捐赠书籍，但我甚至不知道邮件名单上都有些什么人。然而1992年1月，我吃惊地在自己法律办公室的收件箱里找到索尔·贝娄的信。他把家庭住址写在纸页上端，谈了一下美国的文盲率，并允诺给拍卖会送一本书。他又补充说：“我愉快地欣赏了你的第一本小说。新的那本我还没有买到。”
“新的那本”指的是我的第二本小说《证据的负担》，《纽约时报书评》也在头版上作了评论，但口气刻薄。尽管如此，这本书让我那十五分钟得以延续，使我登上了《时代》封面，而且在1990年夏季一连十一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第一。
我照贝娄的家庭地址写了回信，信封里装了一本《证据的负担》，说得知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他的关注，我是何等激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如果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肯因为一封套用信而拨冗给你手写回信，又不怕麻烦地给你家庭住址，他是不会想退避三舍的。按照逻辑发展，接下来会是提议共进午餐，或者喝茶喝咖啡，并且亲手呈递我的第二本小说。但是贝娄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浸泡在象征主义中的形象，我想我没法想象他和我的生活在现实中交集。
但是寄给他这本书，我还是兴奋的。我偶尔会模仿自己喜欢的作者，但从未尝试贝娄的文风。但他的一些用词，以及更多的讽刺腔调永远留在我心里，正如少年时代的教训往往会与时俱存。《证据的负担》的主人公商第·斯特恩内心的喃喃自语，淡淡地回应着贝娄的几个人物——这个我写作时就意识到了，别人有时也会作此评论。我希望贝娄会看出这种致敬而欣喜。
我没有如愿以偿。十一个月后，贝娄寄给我一封打印信，道歉说没有早些意识到我的礼物，他将之归罪于“一系列惊人的逝世”。其中之一当然是阿兰·布鲁姆，《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作者，她和贝娄一起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十多年，上个月过世了。接着贝娄写道：
我想我告诉过你，我是多么欣赏《无罪的罪人》。当然，你的处女作引人入胜。我一直高兴被犯罪、调查、起诉——尤其是那些发生在我们芝加哥地盘上的——可怕的重量而吸引。《证据的负担》的吸引力比不上前者。我一直讨厌并尽量避免写评论信。我更是特别讨厌收到评论信。因为到了我这把年纪，说长论短似乎总别有意味。我避开这种事情，而且我很不情愿被一个同事看成是除了同行作家别的什么都不是的人。我更喜欢你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这样。现在我正期待着第三部。言语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海涵。祝好。
十三年后，我仍然不知该如何准确地解释这封信。不消说，其实仅仅一张感谢条便已足够，况且事情已过了将近一年。我没有要求，也不需要他这样坦率地放下架子，而且我从未完全明白为什么贝娄会说他避开评论信，却又把评论言辞写在这封信里。不管怎样，如果我更确信的话，我也许会把这股山顶来风看成是一段私人交往的开始，这种交往是建立在我的认识上的——无论文学之风往哪个方向吹，贝娄总是我愿意承认的大师。毕竟，他的作品我也不是一视同仁。
但我看到他回信的那刻，我觉得那口气毫无疑问是严峻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反馈就像我父亲时常毫无理由的痛击，但这样的想法当然无法让我释怀。贝娄或许会这样说，读这封信就像在脑袋瓜上敲个爆栗。谁会这样挑剔礼物呢？果然是“说长论短”。“性情古怪”用法语怎么说？①
我当时想，我和索尔·贝娄算是完了。我没有回信，没有寄去他说他等待着的第三部小说，也没有再联系。
一年后，贝娄走了。是被波斯顿大学的校长约翰·西贝尔求走的。1993年春，贝娄离开芝加哥大学的想法一经公布，芝加哥人震惊了。我猜想，贝娄在写给我的信中所抱怨的逝世让芝加哥看似鬼影重重。
大约一年后，就是贝娄在波大就职后的夏天，一位著名的德国文化记者来采访我，内容有关我的第三部小说《辩护的罪恶》出版了德文版。
“昨晚我碰到索尔·贝娄。”我的德国客人和我第二次见面时说。我想他到芝加哥来，也是为了采访仍然在市里时而出没的贝娄。但不是这样，那次相遇纯属巧合。这个德国人去了芝加哥著名的贝格霍夫餐馆，而在他前面排队的人正是索尔·贝娄，他也是独自一个。记者认出了他，他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贝格霍夫就在联邦大楼正后方，我在联邦大楼当了八年的美国检察官助理，大概在那里吃过一百次饭，这个欧洲人只去了一次，却遇见了芝加哥最有名的文学市民，这种讽刺让我心头发痛。我想，我或许是否应当重新考虑，趁贝娄还在附近时就把他发掘出来？但这想法被我再次否定。他来信的记忆依然清晰，而且在文学圈子里时日渐长，我也多次发觉，有些作者与其会面，还不如去读他的作品。
此后几年，我遇见贝娄的朋友，说起那次差一点儿的半空相撞，他们都觉得好笑。好几个人提议来安排一次会面。我想，如果我和那个德国记者一样在贝格霍夫撞见贝娄，我无疑会激动万分，但我不愿提出会面，不知怎么就觉得那样我像是去求他。这是我自编自演的心理剧。但我还是不容置疑地说，我不需要。
贝娄的过世提供了一个哀悼的时机。我闭门不出。我的父亲也在几年前去世了，如今我再次体会到一点让人心悸的空缺。读到讣告上说，贝娄曾经就读于图利高中，心中交错的闸门终于升上去了，我意识到我这样的关系，是和两个人建立的，而非一个人——它们的和谐共存无疑复杂化了我和贝娄少数的几次私人交流，但我也意识到，它大大增加了我对他作品的倾注和欣赏。躺在艾姆赫斯特学院寝室中，贝娄的小说用力量抓住了我，我感觉像是在读我自己生活的秘密故事。我想我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