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父亲的眼泪
作者：［美］约翰·厄普代克 陈新宇
“好啦，她一觉醒来就会没事的。”这就是德布的反应，这么大声，我害怕楼上听得到。我惊奇地发现，对我母亲一浪接一浪的怒火，她的反应没我那么敏感。
我们坐在沙发旁，父亲在摇椅上修改数学试卷，意志消沉。他说，“米尔德丽德这样没什么，不过是老毛病又发了。”
对他那一代大男子主义者来说，妇人之见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一切都情有可原。但对我这一代不行。这种紧张气氛令我苦恼万分。那时候母亲在后门廊附近种了一小块三色堇，但没时间打理。也许是那一次回家时，也许是后来的哪一次，一个礼拜天清晨，德布动手除草，她觉得是在做一件好事。当我解释说，这里礼拜天没人干活，他们都去教堂做礼拜。德布迷惑不解地站在那里，赤脚踩在松软的泥地里，就像英格丽·褒曼在《斯特隆波里岛》里一样。“真蠢，”德布说，“我父亲整个夏天每个礼拜日都在砌他的墙或忙别的什么事。”
“他是不同的教派。”
“吉姆，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懂。”
“嘘——，她在里面，在敲盘子。”
“好吧，让她去敲。反正是她的盘子。”
“我们得做准备，要去教堂了。”
“我没有带教堂穿的衣服。”
“穿上你在火车上穿的衣服、鞋子就行了。”
“呸，我才不会。我那样子看起来会很可笑。我宁愿留在家里除草。你爷爷奶奶会留在家里，对不对？”
“我奶奶会，但爷爷会去教堂。他每天都坐在沙发上读《圣经》，你没注意？”
“我不知道美国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
“好吧——”我的回答肯定苍白无力，她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打断我的话，“我现在知道你那一派胡言是从哪里来的了，对爸爸那么粗鲁。”说话时她双眸是那般湛蓝。
我很没面子，不过又很激动，因为发现居然可以反抗我母亲。结果，德布留下来陪我祖母，她得了帕金森症，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我对威特华斯牧师的粗鲁遭到了报应。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外孙女——在她的路德教派的祖父母家施洗时，采用的却是唯一神教派家庭仪式，威特华斯牧师小小嘲弄了一番“圣水”——水是从我们自家的泉眼里取的，这口泉位于房子的下方，跟佛蒙特州的不同，那里水是在房子上方的。母亲在那一天都板着脸，很不高兴，一提起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凯瑟琳，就说“没受过洗礼的孩子。”另外三个孩子都出世时，我和德布已搬到马萨诸塞州，那是我们相遇、相恋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加入了基督教公理会，算是一种妥协吧。
我们身处圣水之中，世上的水皆为圣水，圣水乃生命之母。从波士顿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习惯性地坐在飞机的右手边，但那天，我却坐在左边。像是对我的奖赏，上午十点多时，康涅狄格州水面上——不是那些大河或大湖，只不过是些小塘、小池而已——阳光反射过来，水面跳跃闪烁的光芒有几秒钟向天空直射入我眼帘，银光闪闪的。那一刻，父亲的泪珠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所以我看到了。他去世后，我和德布也离婚了，为什么会这样，很难说得清。用爱默生的话说，我们的沸点不同，而一个与我沸点相同的女人出现了。那次我给德布拍的快照，裸体的，离婚时她声称那是她的。可我觉得它们是我的——因为是我照的，她却说身体是她的。
我们离婚后，母亲跟我说起父亲，“从你第一次带她回家开始，他就为你们俩操心。他觉得对你而言，她不够温柔。”
“他太在乎什么女人味了，”我说，不知道能不能相信她说的。死者的话无法对证。
虽然是我想离婚的，可我总习惯性地为德布辩护。在我高中同学聚会上，同学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们更喜欢我第二任妻子时，我很吃惊。这倒是真的，西尔维亚真的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而德布却羞于这样做。那时德布觉得尽管每隔五年左右我们要聚会一次，他们不过是我从前的一部分，是我已抛在身后的东西。而西尔维亚呢，在我一把年纪时才认识我，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宾夕法尼亚，那里是我最珍视的自我的藏身之所，无论我审视它的次数是如何之少。最近一次聚会，是第五十五次，可能会让德布很沮丧——所有人都几乎七十出头，大部分人就在离他们出生地不远的县里过了一辈子，甚至就住在他们儿时的房子旁边，半独立屋内。有些人是坐着轮椅来的，有些病得太厉害，无法开车，只好由他们已到中年的子女开车送过来。聚会节目表背面是去世同学的名单，越来越长了，从前的班花们有的发胖臃肿，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昔日的体育健将和普通人一样，借着心脏起博器、塑胶护膝才能行动，在父辈们早已体谅地去世的年纪，我们才退休，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但我们却不是那样看自己的，一点都没觉得自己瘸了、老了。我们看到的是幼儿园里的孩子——同样圆圆、新鲜的脸、同样的圆耳朵、长睫毛大眼睛。我们听到小学校里课间休息时愉快的尖叫声，高中舞会上，体育馆里蓝色射灯荧光闪烁，诱人的萨克斯风，本地摇摆乐队喑哑的喇叭，演奏着小夜曲。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小镇才有的简单淳朴，大萧条也没有改变它，世界大战的炸弹也从来炸不到我们这里，尽管这里也实行食品配给、尽管我们也有玩具坦克、也进行空袭演习。以前的竞争对手重燃竞争的硝烟，很快又搁到了一边。老情人一度旧情复炽，然后归于平和的温情，博爱中去了。我们的班长，亲爱的安·马隆，一头浓密的栗色卷发现在比洗得发白的衣服还要白，当她拿着麦克风，考考大家过去的一些事情——老师的外号啦，早已消失的小吃店、冷饮摊啦，我们三年级和毕业那年演出的剧目名称啦、三年级时废物利用比赛的获胜者啦——四面八方传来答案的喊叫声。没什么能难倒我们：那时我们都在那里；而我们的另一半们——西尔维亚也在其中，为那些长期珍藏的无用知识友好地鼓掌。
他们不仅仅是我的同学，也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大家总是不时提起他。在安·马隆的问题里，他好几次都是正确答案——“威勒先生！”。曲奇本，曾经因考试不及格，留过一级，留到我们班上。他比我们大一岁，现在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晚餐会后他还很活跃，他走到我跟前，斜眼看着我，好像有强光照着他的眼睛，热情地问我，声音沙哑，“你父亲，基波——还跟我们在一起吗？”他忘了父亲已去世多年，但还知道说“活着”就跟说“死亡”一样，不够委婉。
“没有了，曲奇，”我每次都这么说。“他1972年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时就过世了。”很奇怪，我叫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为曲奇，一点也不觉得唐突。
他点点头，表情庄重，又有些疑惑，“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他说。
我回答说，“我也很抱歉告诉你，”虽然，如果此时父亲还活着的话，已逾百岁，还会欠下看护院一大笔钱。
“你母亲呢，吉姆？”曲奇锲而不舍地追问。
“她比他多活了十七年，”我简短地告诉他，好像我憎恨这个事实。“她是个快乐的寡妇。”
“她是位高贵的女士。”他慢吞吞地说，还点点头，似乎是同意自己的说法。我有点感动，他在努力回忆我母亲，毕竟，在她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中，他说的是真的。她年轻时，举止端庄，容貌秀丽。在长长的寡居年月中，母亲越来越率直，有一次，曾跟我提起，“其实不是那么美丽。”
我和德布在意大利时，父亲去世了。我们和另一对婚姻出问题的夫妇一同去的，想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婚姻“接着运转。”我们住在佛罗伦萨的一间小酒店里，可以瞥见阿诺河，从菲索莱游玩回来后——菲索莱是古罗马露天竞技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我们一时兴起，临时决定四个人去酒店楼上的咖啡馆里喝下午茶，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回各自房间关禁闭。那地方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德国人呆在一个角落里喝啤酒，几个意大利人站在吧台旁喝意式浓咖啡。即使我听到了电话铃，我也没想到会是找我的。但是服务生从吧台后走出来，走到我身旁说，“是威勒先生吗？有电话找你。”谁会知道我在这儿呢？
是母亲，声音听起来很小，咔嚓咔嚓的，“是吉米吗？你们玩得还好吗？我很抱歉打扰你们。”
“我没想到你能找到我。”
“接线员帮的忙。”她解释到。
“出什么事了，妈妈？”
“你父亲在医院。第二次心脏病发作。”
“情况有多糟？”
“哦，他坐在车里，我开车送他去的艾尔顿。”
“那好，不是太坏。”
些许停顿后她才回答，我觉得这是跨洋电缆之过。最后她说，“我不太肯定。” 除了这次在电话里，我从未发现母亲的宾夕法尼亚口音原来如此重。我们面对面时，她的声音透明得简直如同我自己的一样。“他醒来觉得胸口很闷，平时他都不理会的。但今天他受不了。这里现在是中午了。”
“所以你想我回来，”我有点怪她。我知道父亲不想给我添麻烦。我们还在乌菲兹定了明天的旅馆。
她叹了口气，大洋底下的电缆也劈啪作响。“吉米，我想你最好还是回来，你和德布都回来，当然，如果她要呆在那里，欣赏那里的艺术。谢克医生觉得他听到的心跳不太妙。你知道，平时要引起他的注意有多难。”
那时还没有开胸腔手术和心梗血管成形术，医生除了用听诊器听听心跳，开硝化甘油片外，没多少事可以做。酒店前台帮我们查了去罗马的火车，那对夫妇送我们到佛罗伦萨火车站，梅第奇教堂就在旁边，我们一直想去，而又注定没法一同去参观。在罗马，的士司机找到一间还没关门的航空公司办事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轻办事员的礼貌及耐心，他用课本上学来的英语，收下了我们下周去波士顿的机票，转成第二天飞费城的。那时去费城的飞机更多些。我们定了夜班飞机飞伦敦，只好在伦敦耽搁一晚。在西斯罗机场远离伦敦的一侧，高楼林立，都是供中转旅客住的全新旅馆。午夜时分，我们总算住进了酒店。在房间里，我打电话给母亲——宾夕法尼亚那边正是晚饭时间——知道父亲去世了。对母亲而言，这已是几个小时前的旧闻了。她疲劳地回顾说，一下午她都坐在艾尔顿医院里，不断收到紧急报告。她说，“谢克医生说到他最后的搏斗。可怕极了。”
我挂上电话，把这消息告诉了德布。我们躺在床上，她搂着我，说，“哭吧。”虽然我觉得这是哭的时候，我哭也的确无可厚非。可我相信当时我没有哭。父亲已经把我的眼泪流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