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们读的究竟是什么呢？
作者：威廉·克莱尔
我们可以把价格和潜在的不同的购买者和读者的收入联系在一起。譬如四开本的卷，要花费一位绅士周薪的三分之一，如果一位退休的“尼尔逊皇家海军”的退休上校每周的收入为一百先令。《唐•璜》的微型版本，与此不同，是职员、工匠和其他原本被现代阅读拒之门外的人们能负担得起的。顺便提一句，浪漫主义时期，没有免费的公共教育，也没有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没有铁路，人与人之间没有快捷的交流方式。因此，我所作的需求曲线虽简单，但揭示了知识产权决定性地位、价格、获取度和获取时间的关系。
在英国印刷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湖边夫人》的模式是最常见的，虽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非常符合，而也只有少量的书能得以重印。直到1774年，英国的出版商还在实行永久知识产权制，在需求曲线上居高不下。事实上，在十七、十八世纪，他们慢慢爬升，保持高价低销量，舍弃了低端部分。在法庭终结了永久性的垄断后（成文法已被出版业漠视了很久），低端才得到开发，我们看到价格跌落，产量剧增，获取度得到拓宽。有资料显示，《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从1719年一出版就一直是畅销书的作品，在司法判决后的五年里的销量比它初版后七十年里的总量还多。莎士比亚的作品1774年后二十年的销量比1623年第一次出合集后一百五十年的总量还多。但是价格的下降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书籍生产的机械化。1774年后不断从英国的印刷厂涌出的那些印数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低的书，基本沿用了古登堡的传统的手工做法。
在需求曲线图标的下端是选集、删节本和改编本。这些都是思想得以传播，或者按经济学的说法，得以“渗漏”的方式。它们使长的文本让更多的读者（包括年轻人），还有那些文化程度不高和经济上困窘的人也能获得。它们帮助一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把一代人的阅读经验与几代人的相联，让小孩子读到那些他们日后可能要更详细阅读的文本，穿越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延续一种共有的回忆。在1600年左右，英国的书籍出版业突然停止了这类需要带版权的材料的书籍的印刷。譬如没有十八世纪的小说的删节本，没有亚当•史密斯作品的删节本，没有吉本作品的删节本，也没有荷马和维吉尔的英译的删节本，而这些大部头的著作恰恰都是非常需要删节本的。1774年法庭的决议不仅使得无数完整的作品被数以百万计的曾被拒之门外的读者阅读，而且使得倚仗同样的旧文本的选集、删节本和改编本大量印刷，里面的思想也得以传播到了更广泛的人群，包括儿童。
这种与选集、删节本和改编本相关的模式，关于书籍历史风景的阿尔卑斯山，不是由传统的描述性文献学，也不是由叙事史学发现的。但是，与渐落式的情况一样，一旦这个现象被发现，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其商业目的就是防止完整版文本的高价市场遭到损害。因为禁令是不可回溯的，所以那些公元1600年前已有知识产权的老的作品，继续得以重印。结果就使得延长永久所有权终结之前印刷的那些老文本的存在时间变得有利可图。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能让我们解释为什么1774年后阅读群体快速膨胀，直到十九世纪末大学差不多出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594年到1808年间，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再受欢迎，为什么深受几百年读者喜爱的中世纪的浪漫传奇突然在1800年左右令人提不起胃口。
这种由主体性的经济结构和商业运作引起的阅读获取上的时间差不容小视。例如，在浪漫主义时期，很多中产阶级的读者被困在两三代人以前在英国出的书，那些随着时光流逝，跟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大相关的东西。穷人们则只能看那些几百年前就已经首次印刷的作品：英语的圣经、历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奇故事的小册子，如《瓦威克的盖伊》、《汉普敦的比威斯》和理查德•约翰逊的《基督徒著名七勇士传》。那些处在需求曲线上峰的人自然也能买那些稍便宜一些的书，而且买的人很多。塞缪•佩皮斯和詹姆斯•鲍斯威尔就喜欢那些老的删节本的小册子，并进行收集，但处在低端的人就不能经常买那些更近代些的书了。
虽然我举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例子，但是这种大致的模式在整个印刷文本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包括科学、医学、哲学、历史等等。上面的人拥有新的知识，底下的人有的是过时的知识；上面的人拥有临床医学，下面的人有的却是民间故事和多余的孩子；上面的人有科学，其他人有的是占星术。其对于思想的后果是日积月累的，能影响到后代的视野广度。需求曲线揭示了在一个阅读群体里，经济境况和文化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读者能享用到的是时新还是过时的文本。
我用“过时”这个词，并不是说文本离最初出版或印刷的时日长了，就一定会贬值或不那么可靠。同样地，一个文本也不会因为是很久以前就出版的就有什么了不起。读者总是可以从不是当代的文本里读出当代的意味来，很多人能成功克服由价格造成的知识和教育获取方面的障碍。但是偶尔的例外，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可信赖的，但也更加确认了惯常就是惯常。
是什么决定了需求曲线的形状呢？我们能想到很多因素：知识水平、收入、眼界见识、审查制度、对读者的吸引力——这些因素都不是静态的。总体看来，需求曲线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前一个世纪非常陡峻，就是说降价之后多卖出的书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到了1900年，廉价的书增大了阅读量，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下，需求曲线大为平缓，更多的成年男女和儿童加入到了阅读群体。
我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技术变革的影响。版本印数，也就是每版的印刷总数，在十九世纪初期与印刷时代的前几个世纪也没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后者的人口、经济和市场都只是后者的一小部分。每版五百本到三千本的印数，在法国、德国、荷兰和意大利都是差不多的。从欧洲到北美这个数字似乎也是稳定的。只是在十九世纪中期，随着铅版印刷的采用，才有了大的变化，有些印数才变大。
我们要问，为什么印刷业使十五世纪的欧洲有了更多文本？那些宣称占有唯一真理的政治和教会领袖会宁愿要现存文本的更多的印本吗？这里我们有一个关于生产多余印数的最低成本的简单的经济学上的解释。如果用活字印数，三千本之后，生产商会因为需求超过三千本，把铅字在放回模子里，再版印刷，相对于他的成本和风险而言，最大化他的收益。这里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在于：书籍制作的技术上和经济上限制条件的差异改变了新旧文本之间生产的平衡，也就进一步改变了阅读的平衡。手抄本时代鼓励已有文本的生产，这就促进了文化的稳定性（滞后性）。活字印刷时代（1500-1835年）鼓励较新的文本的印刷，增加了文化的活力和变化。铅版和电版印刷时代（1835-1914年），再一次惠及旧文本而不是新文本的印刷，迎来了另一个文化的稳定/滞后期。在我们现在的电子印刷时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在技术上，它使以极小的成本，无限量地让新旧版本同时印刷和流通成为可能。但是公元1500年前形成的相对于活字印刷的知识产权结构，定型了盛行于印刷时代的价格、获取度和获取时间之间的关系模式。其中的风险是我们要经受一种出现于十八世纪的境况，那就是只有精英才能获取到新的思想，其他人受困于陈旧的，甚至是过时的知识，有些人完全无法受惠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