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们读的究竟是什么呢？
作者：威廉·克莱尔
文/[英] 威廉•ST•克莱尔
在“书的历史”的一端，也就是微观的这一端，我们看到罗伯特•丹顿在2004年第一届约翰•考芬纪念演讲会上，证明了一个人如果对一本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有关于巴黎的小册子反复仔细地进行文本上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就能有多么大的收获。在宏观的那一头，我们看到了“书的历史”应该解决的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书是在什么情况下面世的，它们又为什么是以那样的面貌面世的呢？那些得以面世的书又是如何被生产、出售、发行和阅读的呢，以什么样的数量，被什么样的读者群，跨越了多长的时间段呢？这样被生产出售发行的书籍，被阅读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读者的心灵及当时的那个社会的整个内心机制又有什么影响呢？我用“内心机制”这个从法语而来的词指的是，一个社会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当口，所盛行的信念、情感、价值观和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的脾性，不仅包括显而可见的心态，还包括那些未被言明的或者是被视为定数或天性的东西。方便起见我用了“书籍”这个词，但这其中也包括杂志、报纸和其他媒介。
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当然不算新鲜，但是虽然人们对某些文本的意义、它们的写作过程和作者的生平有过不少探究的兴趣，但对于它们如何到达不同的读者的手上乃至心里，就没有多少人会过问了。我的很多发现和结论都来自于英语世界里的印刷时代，那大概是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的四百年间，也是一段漫长的孕生了很多变化的历史时期。但是，从某一方面讲，那个时代也形成了一种统一体。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印有图文的纸，是复杂的文本以及复杂的思想能大量地在时空中得以传播的唯一媒介。顺便说一句，我选择1900年作为结点，不是把它作为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是为了方便地标记随着无线电和电影的出现，印刷失去了自身的独一无二性。在这四个世纪里，几乎所有被记录在案的观点都相信阅读书籍能影响到读者的心灵、社会的内心机制和民族的命运。无论从事的是政治、教育、宗教、文学、学术、科学、宣传鼓吹、广告还是审查工作，过去很多作为领袖人物的男男女女都用印刷品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推进自己的目标。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这样，如同那个时期的人们认为的那样，那是一个充满革新的时期。但是他们应该认为书籍和阅读能作用于人心吗？我们如何来探究这种看法成立与否呢？
文学史和思想史这两门传统上一直想寻回内心机制的学科，基本是按着“作家大游行”的传统进行研究的。写作的历史被看成是过去声名赫赫的人的游行，队列上方有高高在上的评论员看台对其发表评述。文学上，我们看到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华兹华斯、丁尼生……哲学上，休谟后面跟着亚当•史密斯、卢梭，或者什么别的作者所喜好的名字。按照这种游行传统，那些被后世奉为时代经典，或者在广义上最具原创性的文本，大家都认为它们捕捉到了，或部分地捕捉到了当时历史形式的本质。这个传统着眼于新作，基本否定了读者的主动性。另一个传统相对较新，我把它称为“文本议会”。这种传统把某个历史时期的作品看成在某种全体议员都在场参与的公开议会上，大家之间进行相互的争吵协商。因此，当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时，一时间书籍和小册子蜂拥而出，讨论大革命的种种意义，争论的话题小到具体的政策，大到对人类社会性质的哲学思考，政体的职能，政治、社会和性别等级的合理性，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两种传统之下，历史学家选择那些在游行队列中行进的或端坐在议会里的文本。这两种传统都能与不把时间考虑在内的文本批评和文本阐释分析联系在一起，以求了解文本的修辞立场和意识观点，采用，譬如说，神话的理论来解释几种叙述方式的持久魅力。有些学者还试图验证文本里的断定是否属实，虽然，很不幸，已经过时。文本是可以安在具体的上下文里面的。但是，要去了解阅读怎么影响了内心机制，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完全，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一方面，要研究过去阅读所产生的影响，就要考虑过去到底是哪些书被阅读了，而不是看后人的选择。再者，在对过去某个时期人们的阅读进行描述时，只看那个时期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够的，虽然这些东西也是特别重要的。过去在英语世界里大量的阅读对象都是很久以前或者在很久远的地方编写的。
在游行和议会这两种传统之下，新出的书排在先出的书之后，与它们交战，有时打败或替代它们。但从读者的角度看，时间上的线性却不能成为标准。历史上没有哪个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或教育状况，会按书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来进行阅读。譬如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很多人都是在读了反启蒙的文本，接受了集中的反启蒙的学校教育后，才读了启蒙运动的书籍；还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女性，读了反启蒙的东西，却压根没读关于启蒙运动的东西。在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的争论中，汤姆•潘恩的《论人权》很快就被查禁了，只有几本另外的小册子先后零星地印了超过500-750份。但是，埃德蒙•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只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超过两万本的出版发行量。当然小册子可能不只一个人阅读，可能在读书会流传，信息与思想也可以口耳相传。但是，在为数众多的读了印刷成文的讨论，想借此了解法国大革命意义的男男女女里，大多数人的结论肯定是仅仅以伯克的思想为依据的。
我们读到题名为“华兹华斯的时代”的书或文章时，我们难道不该顾虑到在华兹华斯一生的境遇当中，他的大多数书每版都只印五百或一千本，这其中有很多在出版几年后被廉价处理或丢弃吗？那样的阅读量能够影响到一千到一千五百万人的思想吗？尤其是在华兹华斯总体来讲，巩固了他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的时候？我们又怎么看待斯各特的诗体和散文体的浪漫传奇到十九世纪中期时只在英国就有超过两百万的销量， 大概比其他作家全部加起来的还要多上一百万这样的事实？而斯各特也被当时最好的评论家认为是可以和荷马媲美的伟大的导师和典范，而不是杰佛里•阿切尔和庸俗小说的先导。
况且，读者也从来都不是文本意义的被动的接受体。他们在所处环境的允许范围内，有自由去选择读什么样的书，哪些段落该仔细读，哪些该跳过，哪些该质疑，哪些该加以否定，哪些虽不情愿也要去读。孩子们反应很可能就要更没有拘束了。单纯基于文本的研究方式，无视文本外的信息，是不能让我们看出什么作用和影响的。一个改良的方式就是把过去的文化不是看成什么游行或是议会，而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一个文本的写作、出版及随后的阅读都是能有所影响的行为。既然，按这种方式，相互抵触的文本之间的交战主要是在读者的大脑内进行的，那么我们必须预计到其发展的轨迹是要异于文本初次写作和初次印刷的发展轨迹的。如此一来，我们就要来考虑“阅读的政治经济学”了。
如果这个说法听起来有十八世纪的调调，那也正好是我的部分看法。启蒙运动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了几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架构如何明显地影响到了商品、贸易、价格、就业、收入和民众的物质福利。他们相信，了解了经济制度，就能改善这种制度的政治管理，从而改善参与者的生活。总体来讲，他们成功了，他们建立的科目也已经成为成熟的学科。我想把这种传统再推进一步，应用到文化系统里，看看主体架构是如何影响到到书籍、获取度、读者群以及相应的内心机制的。
阅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从政治经济的经济层面上开始。“书籍的历史”，同很多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一部行业史，同药品业和信息科技都有相似之处，核心都是知识产权。对于几种经济和商业结构的影响，我们有一套成熟的、以经验验证过的理论。上面的表格是一个简单的图表，标示的是浪漫主义时期，拿到一个新写出的文本的出版商的可观察到的经济行为。我用纵轴表示价格，横轴表示数量。受某些没有在此处标明的因素的制约，出版商来选择把自己的书放在需求曲线的哪个点上，或者高定价低销量；或者低定价高销量。作为有绝对权力来决定哪本书该印刷出版的出版商，也就是版权所有者，如果想把经济回报最大化，就要按一系列的时间节点，沿需求曲线下移（这是垄断者的经典做法）。当时一本评价最高最受欢迎的司各特的《湖边夫人》，从需求线的四开本到八开本到十二开为止。另一本拜伦的《唐•璜》（此书已不再有版权），从线上掉得更厉害——确切地说是到了当时技术所能允许的最低点：小小的册子，密密麻麻地印着肉眼难以辨识的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