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们读的究竟是什么呢？
作者：威廉·克莱尔
如果我是对的，阅读能影响到内心机制的观点能被认同，这背后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从传统的‘文本－和－作者中心化’的研究方法的结果中脱离出来后，我们把它们与另外的破译复杂性的方法联系起来。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那些简单易懂的，被经验验证过的经济模式，如价格和数量、垄断和竞争，居然能那么有效地解释在印刷作为最主要媒介的几百年里书籍印刷业的行为以及读者获取的模式。书籍印刷业通过私人知识产权制实行垄断和同业联盟（卡特尔），使得市场的最高端更被重视，沿需求线下滑缓慢，配量供给市场，来保护产品的市场价值，忽视市场的大群体，或者供给他们过时的或劣质的货品。简单的经济学理论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阅读群体被划分为相互重合的读者层，不是以收入或社会经济阶级和文化程度，而是以他们能获取到的印刷文本的过时程度来进行划分。因此，把内心机制和阅读关联起来，也就是把它们和书籍的经济学联系了起来。
转到阅读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方面来，我们可以观察不同的政体下，书籍生产商和读者境况的变化；探求政治决策对书籍业的行为和需求线的形状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价格、获取度、期望值和读者，乃至不同群体中知识构成的影响。譬如所有文本从圣经到歌谣的私人知识产权的永久制（在英国直到1774年才被废除），就使得出版业成为稳定而繁荣的行业，作者、出版商、制造商和发行商收到越来越丰厚的回报；使得重要的新作品得以印刷；但也使得利益集中于社会的富裕人群，延迟限制了其他人对书籍的获取，使得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新的知识。完全没有知识产权（如在十八世纪的爱尔兰）使得爱尔兰的出版业变成了英国文本重印的海外中心，主要用于出口；给地区性的讲英语的人带了就业方面的经济利益，使得他们以英国价格的小部分就可购得时新文本的文化上的好处。混合性的制度，如一代产权制，苏格兰从1714年实行到1808年，英国从1774年实行到1808年，都使得出版业、新书籍和对较新文本的获取得到了很大扩展，并且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同时。海外的管理，如在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世纪的爱尔兰和十九世纪早期的巴黎，削弱了英国政治、教会和社团机构的审查力度，绕过了对诽谤、色情内容的控制，减弱了价格阻止和限制获取度的能力。诸如此类。
总体说来，显现出来的事实是文本、书籍和阅读的几乎方方面面，包括英语的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受了印刷时代三个主体体制的影响：文本印刷业手中掌握的私人知识产权；行业内部的同业联盟（卡特尔）；政府与行业间的紧密联盟，行业以文本清查和自我审查来换取经济特权。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私人知识产权制被政体很好地加强和巩固，在英国，十六世纪初期开始实行，虽然很快就被手抄本、盗版和海外出版削弱，但仍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达到了目的。因此，这些主体体制也参与决定了社会本身，影响了文化形成的各个阶段，从文本生成，到书籍的制作和发行，再到读者的获取度、期望值，以及对阅读物的选择和接受，最后再到内心机制。我提出我们建立一个具体文本的角色可以得到描述的框架；阅读的政治经济学的有用模式。
现在对于知识产权的激烈争论主要不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考虑，而是以忽视了影响力的绝对化语言进行的。一种是产权和盗用的语言，这种绝对化的语言模糊了中心问题，因为非物质不可见的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异于有形态可见的不动产权的。关于不动产权的习惯和传统从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就是存在的，在西方传统中也一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知识产权是欧洲十五世纪的发明，在法律和惯例上经历了很多变化。对于一块不动产（譬如说一座房子）业主可以作大的变动，结果还可以辨认出是那所房子。但是房屋所有人没有办法把第一所房子缩减一下，就造出第二所房子。如果很多人来分这个房子，每个人只能拿一份，分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也就越少。但对于知识产权来讲，分用并不会带来任何使用上的损失: 我对莎士比亚的阅读不过因为你也读莎士比亚而有任何减损。
除了“产权”和“盗用”，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的争论还充斥着另一种绝对化的语言，就是把作者说成是唯一有权利拥有和捍卫他/她作品的“创造者”。但我们知道即使历史上最有原创性的作者，像莎士比亚，也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改编了已有的作品。没有什么人，不管是作家还是知识产权所有人，能名正言顺地宣称自己文本中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收集自自己私人拥有的材料。但是，到了十七世纪，在英国的图书出版业，所有适用于不动产的产权话语，包括盗用、损坏和侵犯的处罚、所有权所附带的政治权利和特权，法律对充公的杜绝，都应用到了这种新出现的私人财产形式上。
“爱米莉•狄金森坚定地相信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生，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死。”说完这句老生常谈的话，我就有所干犯了。或者至少在我没有立即说明这一想法是温蒂•马丁在1988年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一文中申明原创的。这个个案不是来自于什么极端的书籍销售的商会，而是来自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所出版的学术写作的专业指导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宣称：“一个饥饿的人偷一块面包，是可以被治好的……但不幸的是，几乎惯常地，一个职业作者的写作生涯总是被一桩剽窃事件影响。”但是今天有知识产权的文本（使用有偿）越变越短，其中所需的创造性也就越来越少。当华纳兄弟知道格劳乔•马克思要滑稽模仿他们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时，让律师给他发出了一封严厉的警告信。格老乔回答说马克思兄弟在有华纳兄弟之前很早就有了，所以要求对“兄弟”称号的所有权。今天他可能无法这么轻松地把事情处理掉。不久以前，撒切尔夫人对法庭说她对她用在回忆录的一句“背叛的脸上挂着微笑”有知识产权，控告BBC的侵权，最后胜诉了。
我想知道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会怎么看这件事？如果口头语言是把人类联结成一个社会的主要能力，为什么书面语就成了私人产权？按他们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如实地描述私人知识产权：一种由国家保证的复制和买卖文本的垄断权力，一种限制性的商业运作方式，如果得到允许，那就必须由给容许这种特权的社会带来的公共利益证实是合理的。 这种对于利益的论辩要想理性地进行，必须了解到不同的体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换言之，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当然，这样的讨论必须考虑到几种体制能提供给有益的变革的激励因素，像十八世纪所认为的那样。但为避免滥用，哪里有垄断，哪里就要有约束。
如果我们要形成阅读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什么呢？首先，如果我们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就要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了现代科技和很多人手帮助，去安置那些我们已经掌握的丰富的关于文本的信息，像那些存留下来的零散的关于生产、价格、获取度和读者群随时间变化的信息， 是很简单的。从这些信息里，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范式，做出随机的阐释型模型。这样的计划可以跟现在正在进行的几个计划结合，如把文本放到网上，或收集以前有记录的阅读实例。有了这种信息，我们就可以对文本、书籍、阅读及其后继的影响有一种更全面更理论性的了解。
与华兹华斯在《漫游》里所相信和写到的不同，他的思想并不是在湖区的山间直接接触自然形成的。他所进入的是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拜伦笔下庞尼瓦的心在锡隆的地牢里也不是自由无拘的，虽然他的英雄主义的故事给了无数的读者和听众以鼓舞。我们的内心的复杂的方面，也许要远大于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或愿意去承认的；我们和我们的先人消费了那些我们能接触到的文本，那些经由政治和经济过程生产出的，因此涉及到了财产和权力的文本，产生了及时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更加明了为什么，作为整体的社会，我们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思考，并且希望，如果我们愿意，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我们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阅读。
本文编译自2005年约翰•考芬关于书的历史的纪念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