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斯坦贝克在蒙特雷

作者:[英]V.S.奈保尔




  这是蒙特雷正在原谅并遗忘的一种愤怒。二战的时候,每年的沙丁鱼捕获量确实突然翻番,几乎达到二十五万吨。但是为了传奇性起见,蒙特雷的沙丁鱼应该和太平洋果园的蝴蝶一样神秘才好。最好如同卡梅尔来的那位女士说的,“沙丁鱼只是轻甩尾巴,轻盈地游走了。”
  其实斯坦贝克本人是有一定责任的。他由愤怒和良心而引发的伤感,是他作为作家的力量的一部分。没有愤怒或愤怒的理由,他写的就是童话。他有着和这个半岛一样的缺陷。他屈服于小说《罐头厂街》的成功;后来又写了《甜蜜的星期四》。他破坏了自己的魅力,把罐头厂街变成了仙境。
  
  堂·韦斯特莱克的母亲1936年到1950年在一家罐头厂干活。韦斯特莱克则从十二岁起开始在罐头厂食堂兼职。1952年他从本地的一所高中毕业,现在已经三十出头了。韦斯特莱克的母亲和继父祖上五代都是加利福尼亚人,去年他们离开蒙特雷去了俄勒冈。韦斯特莱克现在住在旧金山,为一家药厂做公关。
  他又高又瘦,为人随和,是那种健壮而有教养的加利福尼亚人的形象;他来自罐头厂街的出身让人惊讶。但就像他说的那样,正是罐头厂街激励着许多在这条街上工作的“流动工”的后代们。
  “他们并不都是意大利人或波兰人。很多人不知道。流动工这个词是世界上最恶毒的侮辱。几乎相当于说畜生。但现在你说话得小心了,很多这些工人的孩子都在加州做了官。如果你在大公司用这个词,就会惹来异样的目光。”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做到了自立。“有些我认识的男孩子过得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有些人进了监狱。就我所知,他们可能会把整条街都烧掉。对游客来说这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和斯坦贝克把不存在的事情给浪漫化了。住在下水管道和废旧锅炉里不是什么好玩的事。那些人都是被遗弃的人。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住。”
  韦斯特莱克说这话的语气忧虑多于愤怒。他讲话的方式,给人感觉好像是难以忘却伤害的人。
  “这里一直臭气熏天。发臭的不仅仅是鱼。他们把鱼头鱼尾切下来做肥料。每一个罐头厂都有肥料车间。鱼早上运过来。那时还没有探测鱼群的声学仪器,你可以在晚上凭借沙丁鱼发出的磷光发现它们。每个罐头厂都有一种特制的哨子,鱼运来的时候,吹一声哨子招呼切割工人干活,然后是包装工人。你听到哨子响,就要起床开车去罐头厂街。我们住在海边的工作区,这里住的都是下等人。”
  “女工们站在长长的水槽边,站在看上去好像拖拉机履带的设备面前,往每一片履带里扔一条沙丁鱼。早上三点上班,连续干十二、十四到十六个小时,一直等到包装完工为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女工的报酬是以罐头的数量来计算的。有时她们工作一星期报酬不过25美元。二战的时候,有了工会之后,她们就按工时领取报酬了。”
  “你现在很少听到吃鱼会中毒。沙丁鱼身上有种毒素,有的人吃了会过敏。过敏时手会发红,变得粗糙而坑坑洼洼,甚至出现像鱼鳞一样的疤痕。血液中毒会让人从手掌一直红到胳膊。有的人因为坏疽而失去了手指。当时治疗这种中毒症的惟一方法,是把手浸泡在泻盐里。得了这种病的人都很害怕,因为如果手坏了就别想在这个季节的其余时间找到工作了。而季节一结束,所有人都将失去工作。对于蒙特雷来说,罐头厂被迫关门,那些被剥削的人不得不离开,这其实是件好事。尽管大多数离开蒙特雷的流民还是在河谷地区从事果品的包装工作。”
  韦斯特莱克记忆里惟一有好感的地方是“熊旗”,就是斯坦贝克描写过的一家妓院。战时高峰的时候,这里有六家妓院,“熊旗”是其中的一家。
  “我五岁的时候,那里是我最喜欢逛的地方。有的晚上,继父和我会开车去接我母亲,我们要一直等到包装活干完才能接到母亲。那个时候,那些姑娘就会把我从车里抱进去。我记不得她们长什么模样了。我只记得,她们的波都很大。我在那里,总是觉得既温暖又舒服。”
  
  “伤感?”韦斯利·道奇说。他是罐头厂衰败之后,罐头厂街上崛起的百万富翁之一。“妓院会让你伤感?我没有参与过他们讲的事。我没去过妓院。”
  道奇戴着眼镜,身材肥胖,气色却不错。他六十四岁了,说自己已经老到不知开心为何物,但他仍然笑得很开心。他的办公室由罐头厂改建而成,过去是女厕所。“那边二十个坑位,这边二十个坑位。”买下这间罐头厂是他最得意的决定之一。“弗劳斯要价两万四千美元。我对他说,‘弗劳斯先生,我不想给你报价。我们的差距太远了。弗劳斯先生,我只能给你七千美元。’整整两年里我每天都去看他,从来不提价钱的事。我陪他一起在罐头厂里溜达,检查机器。他开动机器,只是为了让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有一天,他踩上一台水泵,水泵倒了下来,他说,‘道奇,这间罐头厂归你了。’我付了他一笔定金,等卖掉机器后,再付清了所有款项。”
  如果那些闲置的罐头厂同时出售,道奇和他的合伙人大概没有可能买下罐头厂街70%的厂房。但是罐头厂主们迟迟不愿出手,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沙丁鱼还会回来。一度有些人改做凤尾鱼罐头,还标上“沙丁鱼属”的字样。“九年了,罐头厂一间接着一间倒闭。”
  韦斯利·道奇初来罐头厂街的时候,做的是倒卖二手机器的生意。他来自弗雷斯诺市,有八分之一彻罗基人的血统,自学成才,从年轻时代起就每天从早干到晚。他先后挣到又失去过两份产业,分别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水果生意和四十年代从事的私人航运业。他对二手机器的知识来自于他对机器的喜好和“对主要是犹太人的其他民族的观察”。“我是从事二手机器生意的不多的非犹太人中的一个。”成功的秘密在于货要进好。“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推销员。我很早就学习如何做一个买家。如果你买对了东西,卖掉它就不成问题。”他把罐头厂的机器卖到了全世界各地。“用我机器的有那些苹果罐头制造企业、鱼粉加工厂以及使用鸡下水的油脂加工厂等等,我不一定把这些机器卖回到鱼产品加工厂。”有时,他们靠卖机器赚到的钱要比支付罐头厂的费用还要多。
  道奇对海洋业也有兴趣。“我这辈子一直想经营海洋业。内布拉斯加州没有海。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俄克拉荷马州也没有海。世界上有大西洋,有太平洋。两者之间再没有其他大洋。在我做生意的这辈子里,谁从事过海洋业才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罐头厂街还有最后一间拆除了设备的罐头厂。我们坐他的卡迪拉克去前往参观。
  “车里有空调,”他看到我笨手笨脚地摆弄车窗,告诉我说。
  等我赶到那里,罐头厂的厂房里已经快一片漆黑了;从里面看,波浪状的铁皮屋顶显得很高。水泥地板上几乎一半地方都摆放着小机器,机器的包装箱上都涂着灰色的新油漆。另一头,聚乙烯包装布下凌乱地放着那些复杂的大型机器。道奇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拉起包装布,一边轻轻触摸那些机器,一边为我解说。这里,二十年闲置不用的“拖拉机履带”看上去仍然很新,女工们曾经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往里一条条丢过沙丁鱼。干这活的永远都是女工,而如今这些女工已经星散。这里有处理沙丁鱼内脏的阀门;这里的金属手总是保持着完美的平衡状态,只有装满沙丁鱼的罐头才能让这些金属手按到传送带上,再由传送带把罐头送往给罐头加盖的机器。
  “这里的机器价值八千美元,”道奇说。“我靠这些机器吃饭。如果你靠机器吃饭,掌握起来就不会太难。”
  到了喝点什么的时候了。道奇喝了许多年威士忌,从十八岁到二十岁他每天都要喝点威士忌,现在他只喝橘子汁和七喜。我们去了一家名叫“奥特里格”(意为舷外支柱)的酒吧。这是一家位于海边的由罐头厂改装而成的酒吧,粉红色的九重葛从边上礼品店的围墙上垂下来。进口处三根高高的金属杆上喷射着煤气火焰。一盏聚光灯照亮了海水中的岩石。我们走进一间铺有地毯的绿色洞穴,这里有瀑布,氛围是波利尼西亚式的,走出去是一片空旷的地方:铺着地毯的老式的罐头厂码头,重新搭了木头架子,四周镶有玻璃。我们已经身在水上,处于海湾的中间,海边和蒙特雷的灯光弯弯曲曲地照向右方。罐头厂街衰败后,岩石和海水的美显得很刺眼。这是未来的情形。
  “这里的房产每平方英尺的价格要比斯坦贝克在的时候贵多了,”道奇说。他指向海水中升起的像篮子一样的金属架子。“这个老送料斗是他们过去卸鱼用的。沙丁鱼由这里通过管道抽入罐头厂。”
  在罐头厂变成高楼林立的度假胜地之前,道奇便离开了。他和他的合伙人把手里的罐头厂以两百万美元的现金价格卖给了旧金山的一个百万富翁。“他七十五岁了,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我不一样。”道奇觉得他做生意的年头已经够了;即便在罐头厂街的时候,他还是经常会回过头来做水果生意,三十年前他正是栽在这上面,但他总是唠叨说在水果生意上“赚了很多很多”。道奇没有孩子,他现在主要的兴趣放在教育亲戚和朋友的孩子上。他想资助一家医院或某种研究项目,他想让自己的钱发挥作用。“成立基金会只不过是支付高级管理层的薪水,并不能真正发挥钱的价值。”
  后来开车顺着罐头厂街回蒙特雷中心城区的时候,道奇在一块扎着篱笆的空地皮时放慢了速度。“这是弗兰克·雷特的地皮。他是罐头厂街真正的人物,现在八十多岁了,身价有几百万。他的罐头厂两年前烧毁了。他每天早上都要来这里,坐在他的车里——不是卡迪拉克,我忘记他开什么车了,反正是仅次于卡迪拉克的车——念几个小时的《华尔街时报》。”
  罐头厂街衰败后又重新崛起。1948年里基茨博士就是在这里去世的,指环咖啡店柜台玻璃底下的照片记录了他去世时的情景。道奇谈起了斯坦贝克。道奇从来没有遇见过斯坦贝克,他只是给斯坦贝克打过一次越洋电话,请他允许用他的名字给斯坦贝克剧院命名。
  “他深深地伤害了加利福尼亚。我喜欢《托蒂亚平地》和《罐头厂街》这两部小说。我认识那些我不认识的同胞,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但他写了《愤怒的葡萄》。我没有资格说这本书比那本好,但这本小说伤害了我。它写得不真实。你知道‘流动工’是些什么人吗?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几千几千地,一天就来好几千。我每包装一小时的水果收入五到六美元。他们来只为了挣十五或二十美分,一天挣五毛钱,无论干多少活。我于是就失了业。1932年我们碰到了大麻烦,他们的到来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但斯坦贝克写了《愤怒的葡萄》。人们就是通过这本书认识我们加利福尼亚人的,这本书销路很好,你无法估量由此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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