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关于我的作品
作者：朱 洁／译
青年时期，我在智利当一名记者，同时也创作一些戏剧和儿童故事。我一直都渴望成为一名作家，但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背景下，这对一个女人而言只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梦。在那个时代里，女性在智利被认为不宜太有创造性或成功，那些是属于男人的。而女人们应当成为优雅的女士，行为规范，做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和好市民（至少这一点我是做到的，相信我）。然而我却在很小的时候就犯下了恶行：我爱讲故事。据我母亲说，还在刚刚咿呀学语时，我就开始折磨我可怜的弟弟们，给他们讲鬼故事。使得他们白日惶惶不安，夜晚噩梦连连。后来，我的孩子们也同样未能逃此一劫。仿佛自我有记忆以来我就在不停地讲故事，但直到四十岁我才成了一名真正的小说家。此前，我没有半点自信，并且整日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
我的前半部分生活在1973年9月11日落下了帷幕。那天，智利发生了残忍的流血政变事件。我国第一位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社会主义者总统萨瓦尔多·阿连德总统在暴动中以身殉国。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智利长达一个世纪的民主政治毁于一旦；恐怖政权上台。上千人被捕，虐待或杀害；许许多多的人突然消失，尸首下落不明。阿连德家族开始了逃散，而那些身居异国的亲属也无法回归。我是整个家族里最后一个离开的，我一直留守到了不能忍受的那一刻，最终和我的丈夫、孩子逃亡他乡。
我们来到了委内瑞拉，一个翠绿而富饶的国家。当时这个国家正经历着石油大喷发，黝黑的金子从地下喷涌而出，就好比一条财富的河流绵延不绝。即便如此，我还是未能喜爱上那里。我深陷在思乡的愁绪之中，总是眺望着南方，等待着专政的结束。我足足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治愈流亡的内伤。但至少我是幸运的，我在绝望之中抓住了救命稻草：文学。坦白讲，要不是被迫离乡，一切重新开始，我想我也不会成为一名小说家。如果没有政变，我就可以留在智利，继续做着记者的工作，而且应该会是个快乐的记者。流亡的征途里，文学赋予了我新的嗓音，将我的记忆从湮灭的边缘挽回。是文学让我重建起了一个自己的世界。
1981年1月8日，我的命运被改变了。那天，我们收到了来自加拉加斯（注：委内瑞拉首都。）的一则电话。电话里我被告知外公即将去世，而我却无法回国见他最后一面。当晚，我开始给这位敬爱的老人写起了信，倾诉衷肠。我知道，外公是不可能活过来读这封信的。但我却无法停笔。我恍恍惚惚地写下了第一句话：巴拉巴斯坐船来看我们。巴拉巴斯是谁？他为什么要坐船前来？我一无所知。但我发狂般地不停写着，直到次日黎明。我感到累坏了，慢慢爬回到床上。
你在干什么？我的丈夫喃喃问道
魔力。我答道。
事实上，我确实像着了魔一般。第二天晚饭后，我再一次把自己锁在了厨房里继续写作。之后的每个晚上都是如此，全都为了一个相同的原因：哀悼我去世的外公。不知不觉中，我的信件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长着许多的触须。到年底时，在厨房的灶台上已经堆起了整整500页的文章，看上去绝非是一封信件。我的第一本小说《幽灵之家》就这样诞生了。而我也终于找到了自已唯一真正想做的事：写故事。
我还是不能回到智利，那场军事专政一共持续了17年。在1983年，我出版了另一本小说：《爱情与阴影》。这是一部以发生在智利的政治犯罪为基础的小说。两年后，我的第三本小说《夏娃·鲁娜》问世。这是一部和我本人很贴切的作品，讲述的正是一位小说家的一生。随后，我又发表了《夏娃·鲁娜的故事》，其中收集了23个短篇故事，每一个都是关于爱情的。虽然有时爱情是如此的曲折，你都甚至无法感觉到它的存在。
伴随着事业的成功，我与丈夫的关系却是彻底恶化。既然我们身在委内瑞拉而非智利，我们就可以办理离婚。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友好的分手。
为了我的书，我必须要频繁地旅行。看来我的宿命也就是不停地从一处蹒跚到另一处了，就像一个流浪的朝圣者一样。1987年，当时我仍定居在委内瑞拉。那一年，我在各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巡回演讲，从冰岛到波多黎各以及其间的许多别的地方。最后一站我来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我丝毫未料到，在那，我的命运迎来了第二次巨变。我遇见了一个男人，按我母亲的话说，他是我命中注定的男人。他叫威廉·戈登，是一名美国律师。别人将这位“旧金山最后一位未婚异性恋者”介绍到了我的面前。他读过我的第二本小说也很喜欢它。而当他看见我本人时则失望了，比起我这样的，他更喜欢高高瘦瘦的金发女郎。
在我的演讲结束之后，我们获邀参加在一家意大利餐厅举行的晚宴。那个晚上满月当空，餐厅里放着弗兰克·辛纳特拉的《午夜陌生人》，总之是些摧毁一部小说的老式场景。威廉坐在我的面前，带着一种困惑的表情打量着我。弗兰克的歌声和美味的意式细面条一道在我身上引起了某种可想而知的特别反应：我的性欲开始蠢蠢欲动。回想起来，那晚之前，我已经有两到三个星期都在独守黑夜了。于是我采取了主动。我让他跟我讲讲他的生活。女士们：这一招总是会很奏效！无论哪个男人，一旦你请求他们谈谈自己，并在放松地用餐时假作聆听，他们一定会坚信不疑地得出一个结论：你是如此聪明而性感。更何况这一次我不是在假装倾听。很快，我就意识到我碰上了一块小说家们四处搜寻的稀世珍宝，这个男人的生活简直就是一本活小说啊！于是我做了任何一个正常的拉美女作家都会做的事：嫁给这个男人，获取他的故事。然而，我并没有立即和他结婚，中间还是经历了一些巧妙的过程的。
首先，他邀请我去了他家。去之前，我期待着在那个俯瞰金门大桥的屋子里和这个离异男士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温柔的爵士乐，香槟和烟熏大马哈鱼。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车库里到处都是狗屎，以至于他不得不倒车好让我在车库外下车。他的小儿子，一个十岁大的小顽皮，用橡皮子弹热烈欢迎了我们。那只金色的猎犬居然和小孩一样，兴奋地雀跃，热情地将它沾满污泥的爪子放在我的肩膀上，啧啧地舔着我的脸。屋子里还养着其它宠物：两只癫狂的兔子，被关在脏兮兮的笼子里，互相舔着尾巴；鱼缸里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金鱼的尸体。然而我并没有退缩，对于某些人而言，性欲总是会赋予他们一种英雄的气概。
我喜欢这个男人，渴望听完他的故事。他端上了一只烤鸡，我们喝了些廉价的当地酒，剩下的部分便可直接跳过。第二天，他把我送到了机场。我礼貌地问他是否我们已经许下了某种约定。顿时，他脸色煞白，拼命缩回颤抖不已的双手。之前我并不知道：你永远不可以在一个美国男人面前提及“约定”二字。
——你在说什么呢，我们不过刚刚见面而已。他喃喃自语，一副被吓坏了的模样。
——我已经45岁了，我不想浪费时间。我说道，我想知道这件事是否是认真的。
——什么事？——他疑惑地问道。
后来，我终究还是把威廉的故事写成了书，就是那本《无限的计划》，故事塑造了一个大大咧咧却胸怀宽广的男子汉形象。
1991年，我的女儿芭乌拉因为一种罕见的基因病症在西班牙陷入昏迷。加护病房里的疏忽导致了严重的脑损伤，芭乌拉变成了植物人。我们将她带回了家，悉心照料，直到一年后她安详地在我怀里永久地睡去。芭乌拉长久以来遭受的苦难对全家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几个月后，威廉的女儿詹妮弗因服药过量而离开人世。人们常说最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但同样的悲痛却并没有把我和威廉拉得更近。我们同属坚强固执的那一类，我猜我们甚至都不愿去承认各自的心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接受了各式治疗，最后终于相拥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