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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批评在文学与历史间聚焦:《林肯》作者的冷眼直观

作者:[美]高·维得尔




  
  译/ 文冤阁大学士
  文/ [美]高·维得尔
  
  一开始,只有口语。最早那些叙述都是诸神与众王的事迹。这些故事代代相传,通常借着韵诗的形式,这样方便记诵。接着,很不可思议,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所有的叙述都赋形于文字,遂有文学的滥觞。从希腊到波斯,到印度,到中国,对此都有过很大争议。靠文字而不是靠记忆来保存的叙述能否被人们掌握?传统派说不能;现代派说能。传统派输了。如今,两千五百年之后,也有类似危机。现代派相信任何形式的叙述和学问都可以通过声像途径,而不是如今的传统派力主的书面文字来传递。在这场争议中,我则充当了一回保守派,甚至到了有猛烈反应的程度。
  反正,我们如今都爱提激进的问题。把事情写下来的意义,除了指导如何操作机器外,还有什么呢?为什么还要讲诸神和众王,或者,甚至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呢?
  早先,声誉的概念——不朽的声誉——折磨着我们这个物种。但声誉起初对于个人而言,并不如对于整个部落那么要紧。修昔底德斯(注:[公元前460?-395?]。)被当作伯里克利(注:Pericles[公元前495?-429]古希腊政治家,民主派领袖,雅典于其治下臻于文武鼎盛。)的传记作者,而他写的其实是整座雅典城池的“传记”(且误用一下这个词吧)。作者要我们了解的是该城的理念,而不是伯里克利的家务事。他提及这些事只是当作市民生活的写照。爱情也尚未被判为肉欲的对立面。除了在喜剧中,婚姻作不了主题(索福克勒斯(注:Sophocles[公元前496?-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著有《俄狄浦斯王》等。)不在乎由谁照看孩子们,除非美狄亚(注:Medea 古希腊神话人物,科尔喀斯公主,助伊阿宋获金羊毛后与其私奔,后遭遗弃,怒杀亲生儿女。)会杀了他们,或者他们会被放进馅饼里烘焙)。两千年来,从荷马,到埃斯库罗斯(注:Aeschylus[公元前525?-45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著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到但丁,到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我们文学的伟大主线一直关注着神明、英雄、国王,他们或互相拼斗,或与无法改变的命运拼斗。同时,围绕着各个故事,无论讲的是普罗米修斯(注:Prometheus 古希腊神话人物,因盗取天火予人类,触怒主神宙斯,长期被缚高加索山,日受神鹰噬咬,后为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还是金雀花王朝(注:1154-1485年间统治英格兰的王朝,上承诺曼王朝,下启兰开斯特王朝。历代君主为:亨利二世、理查一世(别号“狮心王”)、约翰王(别号“失地王”)、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别号“长胫王”)、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三世、理查二世。因于法国安茹等地区有大量领土,又称“安茹王朝”。)的某王子,总是有一族人民,需要天上来的火种,或是海对岸的土地。武功啊,伟人啊,我歌赞你们,其大意如此吧。歌赞昔日和今天的民族,歌赞昔日的英雄和他们留给今天的形象——那是诗人创作或再创作出来的。从一开始,歌人、诗人、文人就是本民族的最高祭司,司掌集体记忆,阐释历史,吐露当今时代里的种种渴望。
  
  这一切在最近两百年中停止了。期间,统治者教会工人读书写字,好让他们能操作机器。传统派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试验。老百姓知道得太多,难道不会推翻他们的老爷吗?但是,现代派,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注:John Stuart Mill[1806-73]英国近代哲学家、经济学家,倡导实证论和功利主义,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等。),胜了。时候一到,人民——有了文化就很自豪——推翻了他们的老爷。我们摆脱了英国人,而法国人和俄国人——他们都是热情高涨的读书人——粉碎了君主制。甚至,法国人——他们书念得最多,理论钻得最勤——对政治试验上了瘾,乃至自我们那场没看头的革命(注:此指美国独立战争[1775-83],美、加两国亦称之为“美国革命”。)算下来,在这两个世纪里,他们热热闹闹地制造了一个督政府、一个执政府、两个帝国、三次君主复辟和五个共和国。太把文章当回事儿,这些就会发生的。幸喜,美国人从来没那么爱读过书。我们在政治方面很幼稚,总是开着T型老爷车(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1907-1928年间生产。)啪啦啪啦地前进,每隔四年就要愁眉苦脸地到处寻觅修车良工。
  随着政治变革——那是识字普及和印刷媒体带来的结果——叙述的本质开始碎裂。高雅文学最具民主意识地关注着百姓的行为。尽管一个乔治·艾略特(注:George Eliot[1819-80]英国女小说家,开创现代小说心理分析手法,著有《弗罗斯河上的磨坊》等。)或一个哈代(注: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多以故乡韦塞克斯为背景,著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可以在这些平平常常的家长里短中拈出艺术来,而在多数人手中,映照生活的粗糙镜子比起,譬如说,大仲马的作品来要乏味很多,而且,写老百姓还偏偏不受老百姓喜欢。今日的严肃小说往往是一个精心写就的教参文本,写的是那些在学校里教书、对着人数递减的班级写教参文本的人。今天的流行小说,是草率敷衍地在机器上——或者干脆由机器——写出的。可偏偏它们倒接手了那些英雄、国王和神明,给他们套上现代的名牌衣装,让他们置身于雪赫乐莎德(注:Scheherazade 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中苏丹的妃子,为活命,每夜为其夫讲述隔夜待续的趣闻轶事。)梦幻之外的消费者梦幻中。
  
  这真是奇怪的颠倒啊。最好的作家常常用高度简约的手法写那些平淡无奇的事物,而最差的作家则带我们到阿特柔斯(注:Atreus 古希腊神话人物,迈锡尼国王,妻为一弟诱奸,因杀该弟诸子,以侄肉宴之。)府上——我是说家中——去作疾风式旅行,把每副骷髅架子都从密室里拖出来,把每条“婆娑”(注:Porthault 美国一种高级亚麻床单的商标名。)牌床单都掀起来。这种烂文章之所以流行,并非阅读界——一个濒危物种——原本就喜欢文章烂,而是好的作家没法吸引他们。后果就是,一切都不对头了,高高在上的学术界官僚们干脆松下一口气,放弃了文学,代之以文学理论,那可是根本不需什么才略就能凑合出来的呀。后果就是,二十年来,美国各校英文系招生总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爱默生(注:Ralph Waldo Emerson[1803-82]美国思想家、散文家、诗人,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提倡个性绝对自由和社会改良,著有《论自然》、《诗集》等。)老夫子,他死了呵。我们的作家成了娱乐业人士,而且还不是那么娱乐人。我们失去了传统中的阐释者、检验者和预言者。
  我又能做点什么呢?如果没有别的,那么我继续,且是没完没了地,阐释,检验,预言,尤其在我那五本关于美国自始至今的长篇小说(注:《伯尔》、《林肯》、《1876》、《帝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原注)里。还是有一群公众,很想搞懂“我们是谁”和“我们做过什么”的。这一事实本该能鼓励其他人成为我的同道,可是却基本上被各所大学弄得毫无希望了。它们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建立起了霸权——除了文学创作能力这一块。他们现在又相信,系列小说作家只该写他知道的东西。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其现状如此,他便也知道不了多少东西。我们的阶级体制又是非比寻常地森严,除了投生的这个世界——和就读的学校之外,他没什么机会可以探索其他世界。自然,他就永远无法像前辈们那样描写自己国家的统治者了。统治者们更喜欢影子。玛丽·麦卡锡(注:Mary McCarthy[1912-89]美国女小说家、评论家,著有《团队》、《食人族与传教士》等。Edmund Wilson为其第二任丈夫。)最近列出了所有不能写进严肃小说里的内容——从落日残照,到施行绞刑,到内阁会议。此外,说句公道话,我们的政治生活虽然完全与政治无缘,但却生气勃勃,那么多大人物,那么多低劣虚构的素材,教人们都不太指望小说家能和记者竞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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