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无法救赎的罪恶
作者：郑 瑜
“人，归根结底，是一个物质存在，很容易受损伤，却不容易修复。”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用长篇小说的篇幅向我们表述了这样一个浅显却需要花费一生时光才能感知的道理。尽管小说除了尾声，都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读者却更容易将它视作主人公布里奥妮的第一人称叙述，也是她一生忏悔的写照。
威严的哥特式建筑、油亮而广阔的夏日草坪、一望无际的荨麻丛、仿制的贝尼尼海神喷泉、吊诡的人物对话和眼神……20世纪30年代的塔利斯庄园庄严而神秘，但作者的笔触却时不时地要对庄园那几分世俗的低下品位揶揄一番：“无论什么光线，都不能掩盖塔利斯家的房子的丑陋——只有四十年的历史，鲜艳的红砖，矮墩墩的外观，还有铅框的窗格和庞大的哥特式设计；而这些，总有一天要被佩夫斯纳之类的建筑师在哪篇文章里斥为机缘不善的悲剧，或被哪个现代派青年作家贬为‘毫无魅力’。”这一切，都源于塔利斯家的祖父从小在五金店长大，所以房子处处都烙上了他的品位：稳固、牢靠和实用。
英国这样做派老套的房子里，时常能孕育出几个敏感、早熟、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并且愿意将它们付诸笔端的女孩子。《赎罪》的主人公布里奥妮就是这样一位。全文开篇就悉心向读者讲述了13岁的布里奥妮打造的剧本——《阿拉贝拉的磨难》，这是一个难逃窠臼的富家女爱上恶贫儿、被始乱终弃后又重获新生的故事。这个剧本带有过于明显的指向性，心思缜密的读者在第一页几乎就可以断言整个故事的发展趋向。果然，它是个一语成谶的魔咒，布里奥妮的姐姐塞西莉娅就陷入了她妹妹无意间设置好的悲惨命运里：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仆人的儿子罗比，哪怕在全世界人（当然是以布里奥妮为首的）都冤枉罗比是强奸犯的时候，还甘愿脱离富庶的家庭，耐心等待心上人的归来。但年轻的执拗敌不过命运的捉弄，二战的硝烟和败血症在1940年的6月夺去了罗比的性命——是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最后一天。塞西莉娅也在同年的贝尔罕姆地铁站爆炸中丧生。当然，那个时刻，18岁的布里奥妮已经意识到当年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也试图给姐姐发过信函、起草新的草案来推翻她五年前的供词，但一切都为时过晚了。
我在阅读小说时，有一个古怪的习惯——会对所谓的“反面角色”倾注更多的心力，因为正是由于“反面角色”的出现，才给小说提供了发生冲突的机会，况且有的时候，他们也未必彻彻底底的坏。这篇小说的长度容纳下了四个“坏蛋”，且听我一一道来。
13岁的布里奥妮在童年就显现出虚构作品的能力，她想象力丰富、措辞富有节奏和韵律，擅长无中生有地编撰故事，是天才型的作家，也是由一个怀疑论者成长起来的反面角色。当她透过夏日午后的窗户看到姐姐塞西莉娅在罗比面前骄傲地脱下外衣，跃入喷水池中，就开始断定事情出了差错——罗比已经用他的目光夺去了塞西莉娅的贞洁，在布里奥妮眼中，他几乎已经同强奸犯划上等号了。随后，事情的发展阴差阳错地都吻合了布里奥妮的想象：她收到一封“色情狂”罗比给姐姐错发的信件，那里面带有“阴部”这样在布里奥妮的小脑袋里最下贱不堪的词汇；她无意目睹了罗比和姐姐在图书室里两情相悦的性爱场面，却始终认为是一场侵犯；上天再以牺牲另一个女孩子——表姐罗拉的清誉，成全了布里奥妮如野草疯长、野马狂奔般的想象，作为罗拉被强奸事件的唯一目击证人，布里奥妮的信口雌黄直接把罗比送进了监狱。当所有的读者都为这个刁钻、古怪、乖戾、却也充满愚蠢正直感的小姑娘的荒唐举动抓耳挠腮不知所措时，作者在第二部分的惨烈的战争场面中穿插了罗比的一个温情回忆，那就是1932年6月的一天，布里奥妮大约十岁，刚刚开始写小说，故事无非都是“爱情的萌发、困难的克服、重逢和婚礼”，布里奥妮在河边试探性地跃入湍急的水流中，罗比救了她，于是她抬起下巴，勇敢地对罗比说道：“我爱你。”她说的时候眼睛眨得飞快，她为自己揭开了这一重大事实而眼缭目眩。呜呼！于是我们明白了，布里奥妮那些虚伪的正直感掩盖不了爱情的失意、对姐姐的嫉妒和对罗比的憎恶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可怕情绪。而在战时，她却迅速转型，成为另一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以为凭借一腔热情就可以换回姐姐与罗比的信赖，她的极端心态又导致了一场别扭的乞求式的见面。对于这次转型，作者那些不太自然的铺陈显然叫读者很不过瘾。
再来看看剧中另一个姑娘——表姐罗拉。因为父母的离异和母亲的独自偷欢，罗拉不得不带着双胞胎弟弟来到塔利斯家。这是作者站在布里奥妮立场上最厌恶的女人。之所以不称她为“女孩”，因为她倚仗着自己比布里奥妮大两岁的优势，处处显现出对事情发展的恣意操纵，对布里奥妮的戏剧表演非但怀有敌意，还悄悄地暗中破坏，她的心智已远远超越了一个15岁女孩的天真无邪。她那诡异的自私心，在布里奥妮母亲看来，很大一部分是遗传因素，“罗拉和她母亲一样，在抢风头方面是不甘人后的。……她继承了她母亲的禀性。……驱使他人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而自己却还能问心无愧。” 布里奥妮母亲是个身体欠佳、嗅觉敏锐的伟大预言家，她不但看出了罗拉那不同寻常的邪恶心态，并为她的悲剧事件埋下了伏笔。果真，在双胞胎出走的那一夜，这个姑娘被强奸了。
强奸她的人叫保罗·马歇尔——发战争财的巧克力大亨，也是布里奥妮的哥哥利昂引狼入室的朋友。但是，直到小说接近尾声，这个强奸犯才逐渐浮出水面——而且，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与罗拉结了婚。你看，作者说：“要同强奸自己的人结婚，这该是多美好的姻缘呀。”外面的世界沸反盈天，激战正酣，但作者从残忍中还拿这两个人寻起了开心，这种病态而荒诞的幽默场景在阴翳的二战背景下，简直堪称一出充满黑色幽默的喜剧。无论是布里奥妮，还是罗拉，抑或保罗·马歇尔，都是作者用来突出描写现实世界混乱不堪以及个人与世界紧张对峙的棋子。并且通过——布里奥妮执意参观他们俩婚礼过程却无可奈何——这一事件将紧张对峙感放大、扭曲、变形，使之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但也同时更令人感到压抑和沉闷。
布里奥妮与罗拉从小说一开始的1935年就开始进行一场长达60多年的人生较量。这场较量微妙而滑稽。表姐罗拉是布里奥妮认为不可以相信的“红头发女人”，但当面对假想敌罗比时，她们两个又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分享了一些诸如“阴部”字眼的秘密。或许在学识与家庭条件上，布里奥妮略胜一筹，可就因为两年的锤炼，使得她在追赶罗拉的旅途中永远显得力有未逮。尽管她在罗拉那荒唐的、与真正的强奸犯结合的婚礼上怒目而视，渴望给罗拉的心理造成压力，但“罗拉噘了噘嘴，将目光投向前方，然后，走了。”由于布里奥妮给罗比带来的那场牢狱之灾，是在心照不宣的情况下与罗拉、保罗·马歇尔密谋而成，所以人生较量的对手中，也加入了保罗·马歇尔这位新的成员。当77岁的布里奥妮与保罗·马歇尔夫妇在博物馆门口邂逅，她情不自禁地想：“也许我会比保罗·马歇尔长命，但罗拉肯定比我长命。”“我向来认为上层社会豪奢的生活加上香烟会要了她的命。甚至在我们五十多岁时，我就那么认为了，可到了耄耋之年，她却焕发出一种如饥似渴、洞察一切的神情。她这位自命不凡的姐姐，总比我抢先一步，可是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最终却要比她先行一步，尽管她会活到100岁的。”导致布里奥妮最后败下阵来的，是那该死的血管原发型痴呆症。这个疾病太赋隐喻色彩，让敏感的读者绝不能放过——它是慢慢地侵蚀着布里奥妮的大脑，为她的浪漫人格逐渐地划上句号，在这里，这种并非一下子崩殂的疾病转化成了惩罚，是布里奥妮迟到了60年的人生审判。可那对夫妇还在逍遥——以上流社会的精致面貌逃避着因为下流勾当而应有的赎罪。小说的结尾就是这样逼视和拷问着人心与社会，叫人不得不心惊胆战地低下头看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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