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你将谁比作夏日？
作者：穆 白
格林布拉特也没有忽略文本外的东西。他为莎士比亚写诗提出了历史的可能性分析。当时伦敦发生了两件与剧院性命攸关的大事。先是萨瑟克的暴乱让剧院被禁演，随后开始流行的黑死病使情况雪上加霜，除教堂外一切集会都被禁绝，以免鼠疫蔓延。格林布拉特推测莎士比亚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或许不得不即将下乡巡演，山穷水尽之时，贵族邀请他为某青年写诗，他定然是求之不得。这些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测性的分析，貌似娱乐小报的捕风捉影，但此风是否来自空穴？纵观《俗世威尔》招致的评论，“大胆”是屡见不鲜的用词，但并无人说他荒唐。文如其人的道理人人知晓，从作品考证莎翁生平的传记、论著不知凡几。这部在资料上并无大突破的“新传”，却为何名利兼收，获得巨大成功？
苏联作家M.莫洛佐夫曾写过较为知名的莎传《震撼世界的大师》，他利用大量素材，也充分发挥想象力。在描写与南安普顿（注：该书中文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其中Southampton译为骚赞普顿，本文从《俗世威尔》的译法南安普顿。）相关情事时不惜笔墨：
骚赞普顿的家里有时举行盛大的假面舞会，熊熊燃烧的松明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把大厅照得通亮。一对对舞伴轻移舞步跳着慢步舞。古代的英雄带着金盔，女神们都穿着宽大的、镶花边的白色长袍，头上戴满鲜花，欢乐美丽的意大利仿佛搬到多雾伦敦来了，伯爵家的围墙外面，法国梧桐枝叶披纷，石榴花争相吐艳，繁星在深蓝的天穹静静地闪烁。莎士比亚穿着蓝色的坎肩，与仆人们一起站在角落里观看假面舞会。……
这种写法令人疑窦丛生，难道作者竟亲眼目睹，连莎士比亚穿什么衣服都一清二楚？当然，或许莫洛佐夫自有根据，舞会的布景或有时人描述，或有类似画作传世，而蓝坎肩也是流行服装。他描述南安普顿家中场景，意在说明《维》的创作受到那段生活很大影响，从夸饰的语言风格，到人物塑造——他认为阿多尼斯的原型可能就是伯爵家中那些贵族青年，高傲，洁身自好，喜欢单身的自由。莫洛佐夫最后写道，诗中“云雀轻盈”一段大概是莎士比亚童年在斯特拉福镇外游玩留下的印象。
这一比较，显出格林布拉特评析方法的独特之处。他正编排莎士比亚的韵事，却笔锋一转，脱开了人事关系，“《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非凡地展示了莎士比亚的典型特征，即他那无所不至又不露声色地以多重立场摆脱一切限制的惊人能力。……在本诗中，莎士比亚浓缩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力，正是这种感受力促成了他的剧本创作。” 此种技艺和手法由俗入雅，兼文学与学术于一体。他所关注的莎士比亚，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论”中的角色，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塑造，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艺术加工，而是有主动参与社会能量流通、塑造环境的能力。他分析《维》诗中南安普顿形象的双重特征，表面看来似乎和莫洛佐夫的手法如出一辙，但他的结论却是，重点不在于诗的核心内容，“重点在于莎士比亚轻易就能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
二、次好之床与桥上头颅
能进行设身处地想象的不仅是莎士比亚，还有格林布拉特。
传记可分两类，一是虚构成分较大的演义式传记，容许出现毫无根据的对白，二是一字一句无不有出处的考据式传记。这样的区分亦很微妙，往前一步就是小说，退后一步就是年谱。格林布拉特的评传，处于两者之间。从书末参考文献的详细说明，可以发现，格林布拉特对材料的态度是兼收并蓄，小说和历史档案，一个都不能少。事实上，当代的莎翁研究者，能够参考的也几乎尽在此中，更多的则有待于考古发现。因此利用材料的方法，决定了作品所能呈现的面貌。
在《俗世威尔》中，读者常能发现妙趣横生的联想。比如莎士比亚夫妇的关系，即“次好床”公案，也是长久以来被争论不休的话题。格林布拉特在《求爱、成婚和后悔》一章中，分析了十几个莎剧中的恋爱情节，证明莎士比亚是在现身说法。《爱的徒劳》剧中嘲笑一乡巴佬爱慕一挤奶女工，亲吻“她那美丽、皲裂的手曾经挤过的牛乳”，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感到乡村青年的求爱方式滑稽可笑，背后隐藏的可能就是对他自己年少轻狂的后悔——莎士比亚结婚时，妻子安妮大他八岁，六个月后就产女，被一些传记作家认为是未婚先孕。
格林布拉特更绝的“证据”是，莎士比亚是写恋爱的行家里手，却极少描述“围城”之内的生活。他塑造的一些夫妇，关系几乎都不大理想。他写过的最甜美的夫妻对话发生在《冬天的故事》里，只有三行。一些看似有美好未来的恋人，轻易地劳燕双飞。很多地位显赫的夫人干脆就没有出场。一句话，莎士比亚没打算写快乐的婚姻，却在很多地方表达了对长期婚姻幸福的深切怀疑。莎士比亚的遗产中留给妻子的只有一张“次好床”，墓志铭上又立誓诅咒未来发掘坟墓的人——格林布拉特推断可能是因为他不希望与妻子合葬。据说安妮临终前确有此想，但无人敢动被下了诅咒的墓碑。
夫妇不睦只是一家之言，另一种同样能自圆其说的观点是，莎氏夫妇从小青梅竹马，婚后情投意合，最好的床不留给妻子是当地习惯，而安妮年事已高，将遗产托付给大女儿也更合理。其实，除了传记作家，这里的是非曲直，并无多少意义。格林布拉特探寻莎士比亚的用意，也不是是要勾勒出完整的、令人信服的生活图景，而是怀抱这样一种信念：“他（莎士比亚）的戏剧、诗歌不仅来源于其他戏剧和诗歌，也来源于亲身经历，来源于他的身体和灵魂。”莎士比亚对求爱的领悟和表达世间无人可及，对婚姻生活的描写又如此匮乏，这应当与他灵魂深处的某个断层有关。格林布拉特敏锐地体会到了这点，正如一个武林高人，觉察对手气息的轻微波动。这需要想象的同情。以洞察细微的心，侦知漂浮的文本在彼此擦肩而过时的一缕投影。
格林布拉特在分析莎士比亚的遗嘱后说，只遗给妻子一张床“似乎雄辩地说明了莎士比亚在别处找到了可信任的人，找到了他的幸福、他的亲密关系和最好的床。”
莎士比亚竟没留下多少可以说明身份的文件，恐怕是莎学家们至大的遗憾。没有信件，没有签名或许偶然，但是在他的大量著作中，也找不出什么能证明他对政治、宗教、艺术的直接看法。他对人物的塑造各个不同，也没有厚此薄彼，完全无法判断那类人代表他的理想人格。用时下流行的话说，莎翁就是一个潜水的ID，不仅不想yy（“意淫”的引申意），不愿炒作，还恨不得别人不知道下蛋的母鸡是哪只。
这是很违背常理的。
这能使人联想到中国的文字狱时代和英国女作家们托男子名发表作品的19世纪，但文艺复兴的伦敦都不是。然而，格林布拉特并没有放过这一线索。
关于莎士比亚如何从斯特拉福小镇来到伦敦，版本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把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理感受挪用到莎士比亚头上——毕竟莎翁如此高不可攀光芒万丈。好奇、憧憬、紧张拘束，还有迫于激烈竞争的危机感。超凡的记忆力和出色的表演能力使他迅速融入剧团，大城市的繁华的喧闹张开了他天才的感官。前者令他成为演员，后者令他成为剧作家。莎剧中对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充满纤细的织密感和感受的具体性，即是把场景设为罗马、威尼斯，城市的特征仍然属于伦敦。所以，可以认为他在经过伦敦桥时不会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