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你将谁比作夏日？
作者：穆 白
莎士比亚做出的决定，就是不让别人轻易了解自己的身份。这给予读者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他在充分利用生活的同时，始终与这些人事保持距离，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而格林布拉特似乎正站在伦敦桥下，透过莎翁的眼睛，看到了那些头颅。
三、哈姆雷特的生死之谜
2001年，即《俗世威尔》出版之前三年，格林布拉特写了一部学术著作《炼狱中的哈姆雷特》（Hamlet in Purgatory），主要探讨作为天主教核心概念“炼狱”的生成，风格颇似福柯。但这书和哈姆雷特基本无关，内容则比《俗世威尔》艰涩得多，比较有趣的是，在此书的前言中，格林布拉特第一次抖出了自己的一个生活故事。准确地说，是他与父亲的故事：
他的父亲生于十九世纪晚期，是犹太人，童年上学，有一次附近铁路发生车祸，一名铁道工被火车轧死。班级老师带学生们上死者家（格林布拉特认为该老师的做法相当变态），让孩子们围着惨不忍睹的遗体唱赞美诗。波士顿的夏天非常炎热，尸体上堆着一坨坨的冰块，遗孀在角落里哭泣。后来，他的父亲（即格林布拉特的祖父）死于纽约，临终前很痛苦，一直抓着儿子不放，父亲就像电影《阳光小美女》中的镜头一样，把祖父装殓后装在车里带回波士顿。也许是这两件事在父亲的心里留下烙印，终生被死亡的阴影缠绕。他绝口不提身后事，不让孩子们为他庆祝生日，拒绝退休，死前一周还在工作，被送到医院时，还对自己的年龄撒了谎。但是当格林布拉特读到他的遗嘱时，却发现他早已想好后路，他留了一笔钱给一个专门替死者念犹太祈祷文（kaddish）的机构，须要一连祈祷十一个月，之后逢年过节也不能拉下。格林布拉特那时才知道犹太人没有所谓的弥撒教堂（chantry），他为了搞明白为何犹太人要为死者祈祷，专门研究了犹太教的地狱和礼拜仪式。
在学术作品中（尽管只是前言）畅谈私密经历，是很少见的，而这正是格林布拉特的一个学术观点，身份是不可能一笔抹消的，作者常常把记忆带入到作品中去，虽然过程可能潜移默化，可能难以识别。格林布拉特毫不讳言做研究的个人原因，这使他在面对四百年前的大师时，淡定自若，挥洒从容。《炼》一书的目的是在理解莎士比亚所继承和转化的东西，并非巧合，《俗世威尔》中最为出色的一章《与死者对话》，与哈姆雷特的“生死”有关。
《俗世威尔》共12章，《与死者对话》是唯一一章只对一个剧本加以讨论——这也印证了《哈姆雷特》确实不愧为莎剧中的明珠——格林布拉特对于这章的态度，比其他章节更专心谨慎，充满思考的力度。以他所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观点来看，没有一种艺术不带有社会能量，任何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都是社会能量聚合、转换、发散过程中的核心产物。对于此剧的问世，他提出了一些客观原因。《哈姆雷特》的主要人物和大略并非莎氏首创，这已无须赘言，但将这一部戏搬上舞台，很可能是剧团顺势应时的考虑：当时莎士比亚拥有股份的剧团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或许为了票房收入，有人建议莎士比亚将不久前流行过的《哈姆雷特》剧本改良一下，重新上演。这种做法，有点像时下配合影视剧跟风出书，但莎士比亚完全是同行竞争。旧瓶装新酒的技能，他早已炉火纯青。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文学事业的一大转折。剧中凭空出现的新词，据统计超过六百，都是之前的莎剧和其他英文材料中未曾见到。语言突如其来的膨胀，很容易让人想到作者受了什么刺激。相关猜测有埃塞克斯伯爵因犯上被处决，也有南安普顿伯爵的入狱事件。从剧本的政治色彩来看，这都有可能，而格林布拉特认为，“一定还有更深、更有力的原因，使莎士比亚的创作开始出现对内心痛苦的表现。”
注意到哈姆雷特和哈姆尼特字面联系的，格林布拉特不是第一人。后者是莎士比亚的长子，年仅十一岁夭亡。在斯特拉福的文件中，这两个仅一字之差（英文中也只差一个字母）的名字实际上通用。莎士比亚在选择这一题材时，是否想到了五年前死去的亡子，甚至以他的一贯想法，要以自己的生辉妙笔使儿子之名永留青史？格林布拉特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还把即将到来的莎父之死也算在里头。
莎士比亚的父母很可能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而在当时信仰天主教被视为异端，会招致重罪。在哈姆尼特死后，莎父或许曾要求莎士比亚为孙子的亡魂做弥撒，更可能的是，在他自己弥留之际，也希望儿子为自己做弥撒。现有的资料不足说明莎士比亚自身的宗教信仰，因此这个敏感问题已不可考，格林布拉特写道：
无论当时他怎样决定，1600年末到1601年初，他一定还在思考这件事。当时他正着手写一部主人公与亡子同名的悲剧。也许他听到老父在斯特拉福病重的消息，精神更加紧张，他把对父丧的考虑深深地融进了剧中。儿子的亡故和父亲大限的临近，这种哀悼和纪念的困境造成了他的心理混乱，这样便可解释《哈姆雷特》的震撼力和内省精神。
更为动人的一笔是：
莎士比亚认识到他的文化中极重要的祭奠仪式被打破了。他站在儿子墓边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心中定是怀着剧痛。但他相信，当自己和千万人都有一腔深情无以宣泄的时候，戏剧，尤其是他的戏剧艺术，便会撩动它们的心弦。
从旁观者的推测，到使用莎士比亚的口吻来表白，格林布拉特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自然地走进哈姆尼特之死的场景，又自然地走上哈姆雷特之生的舞台，像是受邀拜访的熟客，拜访的是莎士比亚的内心。如果说莎士比亚曾将最深重的感情表现在《哈姆雷特》里，格林布拉特则将最深重的感情表现在了对莎士比亚的同情之中。这种同情，并非情感沟通，而是理性共鸣。以一己之身化为万千，历史研究做到这地步，已不是想用出土文物拼凑出逝去时光的细枝末节，而是要重新塑造那段历程、那位人物，那个社会截面。这不是小说的虚构，也不完全是考古的发掘，而是以文字作为索引的合唱之声。对此，格林布拉特已备好注解。
早在198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的协商》（Shakespeare Negotiation）中，格林布拉特就提出“与死者对话”的愿望：
如果我不信逝者能听到我的心声，如果我认为逝者无法开口，我仍肯定我能重塑一段与他们的对话。即便在我最用心聆听的时分，明白其实所闻不过是自己的声音，我也没有放弃这一愿望。确实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我的声音正是逝者的声音，因为逝者费心留下了他们的文本轨迹，并在生者的声音中得到传达。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痕迹，也包藏着丢失的生活碎片。格林布拉特如此相信着，他将这种想象式的同情在《俗世威尔》中发挥到极点。有时候，他把莎士比亚当成一个真正生活着的人，关心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时候，他把莎士比亚当成抽象的个人，能量流通中的环节和文艺复兴个人自塑的典型代表。这双重性特征使得传记也显示出复杂迷离的色彩，或者正如书名所示，它既可以理解为俗世中的莎士比亚，也可理解为长存人世间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