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法国留学时期的远藤的传教
作者：袁 圆 ［日］上总英郎
天主教教徒和日本人之间的矛盾。
第三节 留学——阻挡着的“距离感”
昭和25年6月5日，作为日本战后首批留学生，远藤乘坐法国马赛曲号船于横滨港出发，奔赴法国去研究法国现代天主教文学。日本近、现代时期的海外留学，经常被分为漱石型和鸥外型，从当时日本与欧洲的关系及对远藤本人的影响来看，他的留学属于漱石型。
对于战败后的日本来说，去海外留学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去留学的远藤应该是个得天独厚的、出色的“尖子”。但实际上留学生活与所应具备的优越环境相差很大。
而森鸥外的留学环境才是真正的优越型。他以优秀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陆军军医，一路仕途顺利。明治17年，为进行陆军卫生制度调查和兵营卫生学研究，他作为公派留学生赴德国学习。当时的日本处于文明开化时期，新时代的即将到来，国民自信满满，认为自己走在时代最前列。鸥外本身又通晓德语，留学时作为军医受到了最高待遇，因此他的留学生活里并没有留下劣等感之阴影。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在德国与一名女舞蹈演员的恋爱经历作为素材，创作了处女作小说《舞女》。
而另一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留学与鸥外的际遇可说有如天壤之别。1900至1902年两年多的英国留学，对漱石来说是不愿再度经历的严峻的考验期。因为当时的漱石已经34岁，身为人父，又面临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政府给予的小额奖学金只够其一人勉强度日。对于漱石来说，伦敦的生活相当凄惨，并不能简单地应付。生活贫寒，身处异地的不知所措激发了他强烈的思乡之心。在被慢性胃溃疡折磨的同时，他还深受神经衰弱初期发作的煎熬。但他的神经衰弱并不是如众人认为的那样，因面临残酷现实生活，极其敏感的心灵不堪重负陷入绝望状态。第一，在面对西方的事物时，漱石产生了自卑感和劣等感。第二，漱石体会到所谓的英国文学和他以前所认识的英文有着极大差异，提出“利己主义”，开始探究文学的本质。
那么，远藤的留学生活如何呢?他把自己的留学经历写成随笔并收录在多本书里。在他对在日学长和朋友所作的留学报告中，记录了他自1950年起三年的留法经历，最后被收录到《法国的大学生》一书。远藤在回国后完成的这本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在1953年的今天来看，最痛苦的是51年和52年。”
仅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远藤的留学生活并没有那么开心。的确，当时日本战败，国民之前所深信的全部遭到否定。加之受金钱所迫，出国所乘的船是四等舱。这样看来产生自卑感也是必然的。那么远藤的留学属于漱石型留学。那么在第一年就让远藤产生逃离的想法，并在此后左右他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探讨留学中的远藤面临的苦恼之前，我想先探索他在留学前所持的想法及留学目的。留学前，远藤借鉴了某个作家的小说创作手法并试图确立自己的小说风格。那时候他读的书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天主教作家的问题》和莫里亚克的《小说论》。远藤提过这两部作品对他自己的小说有很大影响。远藤最初接触到这两本书，是他刚进入庆应大学学法国文学的那一年。如前所述，远藤深受佐藤朔的《法国文学素描》的影响，进入了法国文学专业，但佐藤因生病而停课一年。于是远藤通过书信向佐藤直接表达了尊敬之情。之后在与他初次见面时，又收到佐藤赠送的这两本书。远藤受到莫里亚克作品极大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因为佐藤的推荐。莫里亚克在自传中写道：“我是生来就接受了洗礼的人，不是改变信仰的人。”莫里亚克和远藤一样，因为不是按个人意愿加入天主教而感到自卑。远藤看到与自己际遇相同的人的作品，感同身受，似乎从中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莫里亚克作品，对人物的行动等事实写得很清楚，但并不对人物心理进行分析描写，也不涉及行动的具体环境和经过。如此，人物的内心世界变得难以揣测。莫里亚克通过不完全展示作品人物的内心世界，成功将“无意识”带人到人物的行动中。
这一创作技巧很大地影响了远藤。他和莫里亚克一样，因为对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存在自卑感，对于事先把握作品人物的心理并进行展开描写没有自信。但是相似点越多，与莫里亚克的不同之处反而让远藤觉得苦恼。首先，两者发生的冲突是对于作品人物描写方法上的“距离感”。其次，远藤在“无意识”创作方面，对于西方和日本的不同持有疑惑。莫里亚克受弗洛伊德很大影响，把“无意识”置于病态的场所和罪孽的母胎。莫里亚克开始捕捉“无意识”，也是因为与弗洛伊德产生共鸣，认为人内心深处存在着无法把握、浑浊的“空间”。而这种无意识观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的。
西方人喜欢二元思想，认为能通过理性来把握、弄清楚、令秩序合理的事物是善，混沌不清、难以捉摸、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则是病态的。作为日本人，远藤对西方人的这种看法感到困惑。日本人不喜欢把事物看得很透彻。在看待神和佛方面也一样，在西方，相比教义和影响，更加重视存在性，比如“是否真的存在奇迹?”“基督存在吗?”这样的困惑。但在日本，相比神的存在性和真实性，更加重视是否感受到神的作用，即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如前文所述，大彻大悟是在无意识中达到的。远藤好不容易了解“无意识”的投影这种新的创作技巧，即便日本读者看到自己的作品，如果错误地把握了“无意识”，那么这种创作技巧不起任何作用。远藤深深感受到西方和自本在捕捉“无意识”上面的“距离感”。
这样远藤，从“无意识”的设置这种小说创作技巧的另一面似乎看到了日本天主教文学的处境，为西方与日本之间的“距离感”痛苦着。昭和28年(1953年)，他又因患结核病而回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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