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培育出版的精神
作者：聂震宁
说一个出版界广为流传的故事。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堪称中国诗话的里程碑。这部著作的知识渊博、方法新颖、论述精当、文字漂亮，学界是公认的。钱锺书先生的精深学问自不必说，责任编辑周振甫为编辑书稿倾注了大量心血，也是有口皆碑。在《谈艺录》的出版过程中，开明书店的年轻编辑周振甫一一核校原文，为每篇标立目次，有许多地方还提出意见，与作者商量。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使得钱锺书大为感动，他在《谈艺录》（补订本）引言中写道：“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重劳心力，尤所感愧。”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以至二十多年后，20世纪70年代中，钱锺书写出巨著《管锥编》，立刻将书稿托付给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周振甫。周振甫一如既往，严谨认真地编辑书稿，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使得这部巨著更臻完美。大学者在书的序中感激大编辑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扣则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佳惠，并志简端。”钱周交谊，成了出版界的美谈。此类甘于奉献的故事，在出版界不胜枚举，彰显着感人至深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筑就了出版界精神的辉煌。我们要更多地向即将从业的学生们讲述这些故事，要让他们对老出版家们的出版精神从心底里发出赞叹，心向往之。
大家都知道，现在搞这种精神教育是不容易的。世风如此，人心不古，有些年轻人的价值观自有主见，义利观大有重利轻义甚至舍义取利的倾向。他们的重要依据就是所谓市场价值，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理念，他们喜欢听的是国外一些出版人如何一书暴富，从小编辑做成了跨国大集团的董事长的故事。那么，我们也可以同他们讲讲外国的故事。那些外国优秀出版人的故事里，同样也闪耀着人类出版的精神。
最近，我读了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塞尔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它由三联书店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书中记述了这位20世纪世界著名出版家与当时一批一流作家成功合作的故事。他为了把20世纪世界文学中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引进美国，采取了一般出版人想都没想过的办法，冒着很大的风险，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塞尔夫不认为出版赚钱是唯一的目的，亏本书他也是要出的。他说：“每一个称职的出版家都不得不出版诗歌，甚至出版一些他知道会亏本的诗歌。”他的理念是，“称职的出版家”必须为人们专业的全面需求作出贡献。他的兰登书屋精心地出版“亏本的诗歌”，不曾想，后来竟成为像暴风雨般征服了年轻诗人和诗歌读者的出版者。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又有几家出版社敢于宣布出版一些他们知道会“亏本的诗歌”呢？塞尔夫十分尊重作者。在与美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作家晚年患上了帕金森氏病，屡遭不幸和周折，越来越羞于见人，而塞尔夫则如日中天，却仍然在作家的余生中做他的赞赏者、出版商和朋友，矢志不渝地忠诚于他们的友情，直到作家告别人世。作家告别人世后，塞尔夫还坚持忠诚于作家，尽力维护他的作品的完整性。
塞尔夫尽管是出版业的常胜将军，却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在出版一本诗集的时候，他因为不喜欢著名诗人艾兹拉·庞德的诗作，坚决不同意收选庞德的作品，为此他发过毒誓：“要是我出版艾兹拉·庞德的诗作，我就下地狱去吧。任何有我的名字的书就不能选进他去。”他是老板，谁能奈何得了他呢？今天我们的出版社社长，按说并不是出版社的老板，但说不收选哪个作家的文章，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后来，塞尔夫受到了评论家的批评。他居然能冷静下来，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终于坦诚地表示：如果是他尊重的人说他错了，那他一定是错了。结果是，诗集再版时，他还是把自己不喜欢的庞德的诗作收到了诗集里面。一个出版社的老板，竟能有这样的胸怀和责任感，不容易吧？他是把出版当作一项事业来真诚严谨地对待，表现出一种文化至上的精神和非常端正的职业道德。
还有一位外国著名的出版家——俄罗斯19世纪著名出版家绥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的中译本。这个译本三联书店1963年出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次是重出，别有一番意味。这也是一部关于出版人的精神读本。绥青是1851年出生的人，活了83岁，做出版工作五十多年。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著名出版家。很早以前就有人向我推荐这本书，说绥青这人了不起，他同俄罗斯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柯罗连柯、奥斯特洛夫斯基（写过名著《大雷雨》）合作过。这很让我动心。不过，读了书后，我发现，他之所以了不起，之所以传奇，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与作家合作，特别是与列夫·托尔斯泰合作，长期为俄罗斯平民读者出版高质量、低售价的图书。他联络作家，组织编辑，设计装帧，选择插图，安排印制，招徕众多“货郎”去推销零售，还要应付当局无理的处罚诉讼。绥青在书中写道：“我把全部的热爱和精力一起献给了这一事业。”
绥青为平民出版图书，非常投入，非常真诚，非常认真。只要是他和作家们商定后认为应当提供给平民看的图书，就坚决列入计划，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科普读物，无论是小说还是童话，无论是赚钱还是亏本，都千方百计地确保出版。他说：“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讲一句：无论是俄国童话，或者是外国童话，只要是有意义的，我们一篇也没有给漏过。”绥青为平民和平民的孩子们出版售价低廉、利润微乎其微的图书，经济风险无疑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一篇也没有给漏过”，多么不易！这种求完美、高标准的出版态度，这种服务于平民的出版精神，传奇色彩够浓了吧？我这么想，我国八亿农民，适合他们阅读，能够让他们喜欢的图书微乎其微，少之又少，是不是应当多出现几个绥青呢？当我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传授了很多经营理念、战略思想、策划案例、营销策略和组织具有重大文化积累的“世纪工程”或“跨世纪工程”之后，是不是也要说说绥青的故事呢？
前面说了两位外国出版社老板的故事，下面说一位编辑的故事。有一本书《天才的编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是记述美国出版界的编辑元老马克斯韦尔·珀金斯出版生涯的一部传记。珀金斯生于1884年，1947年逝世。他至为感人的事迹在于，他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作者们。正是他，使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一举成名。他永远把与作者一起完善作品看成是自己的天职。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因为有了一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被人称作“了不起的菲茨杰拉德”。可是，没有珀金斯就没有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16岁时开始写作，幸运地遇上了珀金斯。珀金斯慧眼识宝，从一开始就给他鼓励，终于在他23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帮助他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为了出版这本书，编辑珀金斯不惜与出版社的保守势力展开较量。他说：“我的看法是，一个出版者首先要效忠于人才，如果我们不打算出版这样一本才华之作，这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在那次决定《人间天堂》命运的评审会上，珀金斯对他的犹豫不决的老板说：“雄心勃勃的菲茨杰拉德会找到其他出版人，而青年作家们将会跟着他，到时我们兴许无异于停业破产，而我，也将对出版图书丧失全部的兴趣。”他拉了菲茨杰拉德一把，自己也获得了成功，成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的第一位发现者。